十七（第2页）
他打断了社长，说：被捕？朱小玲被捕的历史我很清楚，她一直是受国民党迫害的进步青年啊。
不错。那位夫人点点头。你爱人在解放前有进步倾向。但她的历史确实很复杂，入党脱党还是党组织外围，一笔糊涂账，组织上都需要彻底查清楚。这是一次即将开始的伟大运动，你很快就会明白的。当然，等她的问题搞清楚了，还可以再回来工作嘛。
那是一个柳絮绵绵、落红纷纷的春夜。那晚的夜气浮躁而鼓胀，似有八方纠集而来一股股的溪水，从上游暴涌而下，突然地就溢出了堤岸——我爸爸腾地站了起来，他冲着社长大声地嚷嚷说：我爱人的历史我完全清楚，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她了。她被捕出狱是她家里花钱保出来的，她没有任何所谓的问题。你们听好了，对于她的一切，我可以用我的鲜血、用我的党籍来担保！
那个蔷薇绽开、玉兰勃发的春夜，我爸爸被四周那股暖烘烘的气流撩拨得**昂扬、难以自持。他站在社长家的拼花地板上慷慨陈词，为捍卫我母亲，大有同谁决一死战之势。这位年仅二十七岁、血气方刚、一帆风顺的特派记者，此时已被自己的一腔委屈和愤懑弄得胆大妄为，他居然不知天高地厚，公开顶撞领导、怀疑组织——我知道这位曾经做地下工作的爸爸同志，实在缺乏那种在延安或是正规部队里，长期千锤百炼而磨成的党性，他还没有学会对组织无条件的绝对服从。他根本不懂阶级斗争实际上是怎么一回事。这注定了他将很快便得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
我爸爸参加革命前后，尽管对革命的形势和理论研究得头头是道，但实际上对解放后党的干部路线的迅速调整一无所知。他当时采取的强硬态度加速了组织对他的不信任，很快便面临了灭顶之灾。一个月之后，在全国镇压反革命的**中，我爸爸也被送进了茅家埠的那栋花园洋房，同我的妈妈享受同等待遇——隔离审查。
那天早晨，报社派了一辆吉普车，送他去茅家埠。一路上，那位随行的人事干部一言不发。
吉普车掠过断桥，驶过里西湖的北山街，直奔洪春桥而去。我爸爸望着远处剪影般宁静的白堤，又回望身后高耸的保俶山初阳台，想起了他和地下组织领导人曾像游客一般在山间漫步，轻声谈论工作的情景，心里不免有些迷惘。建国才一年半时间，那些曾经在解放战争中帮助过共产党的起义人员，已经开始一个个受到了怀疑。就连他这种“党内”的干部，也朝不保夕地人人自危了。看来，新中国一成立，当务之急先得操练一番人民民主专政，向全世界作一次示威演习了。
他的嘴边露出了一丝淡淡的冷笑，身子往前倾了倾，问那个人事干部说：你从解放区来，你看到过我这种情况吗？你认为我这样的干部应该受审查吗？
那人见怪不怪地笑了笑，说：我入党时间不长，说不上来。我想他一定觉得我爸爸实在幼稚得无可救药。解放区、根据地，哪个干部不是经过“三查三整”，才得以有一方立足之地的呢？
事实证明，我爸爸的这种认识，本身就犯了党的大忌。
假如我爸爸对党的阶级斗争学说具备一点起码的常识，他就早应该注意到，近几个月来，从省委到报社到基层的各级领导班子里，地下党出身的干部正在悄悄减少、悄悄消失；而从解放区南下的干部，正在逐渐地取而代之。几乎所有曾经从事地下工作的干部，都带着他们那一大堆复杂的社会关系；面临着党组织严格的重新过滤。
他落入茅家埠这个省级机关干部的清洗机构，本应有所醒悟，争取平安过关，而他却自以为“地下”有功，抱着一肚子委屈。这注定了他很快就得加倍地倒霉。正如我外婆早就看透了的他那种桀骜不驯的狂妄习性，将给他带来比别人更多的麻烦。
我爸爸被送去“革大”直属班的次日，报社社长在一次全社大会的报告中说：有一个人，业务能力很强，很能干，解放前也为党做了许多工作。可是镇反运动一开始，他就持对抗态度，组织上要审查他老婆，他老婆历史上有个被捕问题，要搞搞清楚，可是他却公开表示不满，还说什么可以用自己的鲜血来证明她。这个人连自己都保不住，还想保他的老婆哩……
到了一九五一年十月，妈妈的问题结案，但由于我爸爸尚待处理，妈妈也不准回家。已同妈妈分离半年之久的我，刚满十五个月，就被接到直属班所在的都家花园里，陪同父母一起“审查”。一家人竟然在学习班里“团聚”，也算是祸中得福。我在那个囚笼里长到两周岁，才随妈妈“解放”回家。我尚在婴儿时便被革命如此一番“受洗”，这大概可算是我人生一段离奇的经历了。
那年初夏的气候变化无常，骤冷骤热，时风时雨。爸爸和妈妈的心情，也像这天气一样，忽上忽下，时阴时晴。
同在茅家埠直属班接受审查的人中，第一批宣布的处理结果——五十多人被正式逮捕。正如爸爸一直担忧的那样：曾一进、倪布明也在逮捕之列，并很快被送去劳改。这件事使得张恺之的情绪受到极大伤害。这些并未对人民有过犯罪行为的人，都是在有关方面信誓旦旦地保证了“只要坦白便不追究”的情况下被判刑的。他不能理解。
我知道在那段时间里，爸爸对待审查的态度十分恶劣。他不仅连一个认罪的字都不肯写，还牢骚满腹、出言不逊。
其实张恺之根本没把那些审查他的人放在眼里。他从小就是一个自视甚高的人。他有足够的聪明才智作为自己狂妄的资本。何况，他还有着天生顽固倔强的秉性。他像所有的文化人通常所犯的错误那样，自以为可以夸夸其谈地解释世界，却实际上根本不懂得专政将如何统治这个世界。他甚至还沉醉在革命胜利前，自己冒着生命危险为夺取政权立下的功劳之中，他相信自己当年所做的一切，都会有“地下组织”来为他证明。
爸爸很少逗我玩乐了。他也开始有一点闷闷不乐的样子。他和妈妈在食堂吃饭时见面，交谈得越来越少。有一次妈妈忧心忡忡地对爸爸说，恐怕是夜长梦多了。这么长时间还没有作审查结论，会不会真的也被处理成劳改呢？
爸爸用鼻子哼了一声，低声说：把我送去劳改？那简直是无法无天了！
就在我爸爸对妈妈说了“无法无天”那几个字过后没几天，在一次全体“学员”大会上，班主任训话时，严厉的眼神落在我爸爸脸上，突然说了这样一段话：
现在竟然有人说我们无法无天。我看，敢说这话的人，自己才是无法无天！这里四面围墙，你还能飞出去吗？我要正告这样的人，我们共产党对待一切反革命分子，就是要无法无天，你能怎么样？
妈妈心里一阵惊悸，额头渗出一层冷汗。这种不点名的批评，实在不是什么好的预兆。她感觉到面前已经出现了真正的危险。历时一年多的审查，等待着他们的，也许是一个可怕的结局……
两年半以后，爸爸从乔司劳改农场回来时才知道，那些“地下党”的领导们，“镇反”运动时不是自身难保，就是早已噤若寒蝉。没有人来为他证明什么，他自己什么也证明不了。就连一九四九年已任省报第一副总编的唐为平本人，也在审干中出了问题——唐为平1938年在武汉入党，入党前是《大公报》记者，曾与范长江同事。入党后去了延安，抗大毕业后，参加南下支队，由八路军到了新四军，任淮南新华分社社长，抗战胜利后派回白区工作，到了上海一时却接不上组织关系，只好自己跑到香港去找党的关系。后被派来浙江做地下工作。一九四九年二月杭州市委正式建成，唐为平是市委委员兼宣传部长，不过奇怪的是，他本人直到解放后才知此事。待到肃反审干，发现他从根据地到上海后擅自去香港，这一段历史无法搞清，疑点甚多，结果他在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的位置上，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调去绍兴一家劳改厂做了管理员。既然像唐为平这样的资深的老干部，都是如此命运和下场，他张恺之岂不是像一只蚂蚁一只蚍蜉，一捏就完蛋了么？
一九五二年初夏的一个上午，急骤的哨子声，在都家花园上空响起。我惊恐地躲在台阶的柱子后面，听见了妈妈慌乱的哭声。我朝妈妈奔跑过去，紧紧抓住了妈妈的衣角。妈妈抱起了我，就那么傻傻地站着，眼睁睁看着爸爸和许多人一起，突然被送上了一辆客车。肮脏的车窗紧闭，爸爸模糊的面孔，消失在尘土飞扬的山坡下……
张恺之在绝无申辩与反抗可能的情况下，从一个共产党员，忽然变成了一个不知自己罪名的反革命分子。
他曾天真无知地为人证明说，出了问题可以由他负责——现在终于是到了他来为这一切负责的时候了。并且将为此付出一生的代价。
那一年我两周岁。刚刚进入我幼年印象的爸爸，就这样忽然不见了。从此我对于一个人的突然消失，有一种恐惧的记忆。童年时代的我，一直处于惶惶的焦虑之中，我总是寸步不离地紧紧盯着我的妈妈，生怕她也会再次离我而去。
后来的很多年里，我似乎永远在寻找和盼望着爸爸的归来。
那一天，二十多辆大客车，满载着来自灵隐“革大”——失去了学员身份的五百多名“反革命”，向着钱塘江下游疾驰而去。车到了那个叫做乔司的地方，映入眼帘的是江边荒芜的盐碱地和简易的茅草棚。张恺之无奈地苦笑了一下，觉得眼前的情形已是恍若隔世。
一下汽车，全体犯人就被告知，从此以后，任何举动都必须先喊一声报告。当天夜里，张恺之被尿憋醒，一欠身，手电筒的光刺得他睁不开眼。——想干什么？——小便啊。——小便为什么不报告？那声音呵斥说。——小便难道也要报告么？他差点脱口而出，强忍住，一气之下倒头睡去。他宁可憋到天亮不尿，也不想象犯人似的说什么报告。然而不多久他便辗转反侧，捧腹难眠，假如火烧火燎。他这才明白假如他再坚持不喊报告，活人也是能被尿憋死的。张恺之在痛苦犹豫再三之下，实在坚持不住，终于不得不朝着草棚顶，含含糊糊地吐出了“报告”两个字。当他冲到门外，对着漆黑的大地**之时，他心里的愤怒已被自己“反革命”的尿所扑灭。
惩罚与改造就从一泡尿而始。因着缺乏训练的**，张恺之的自尊和文雅，不得不逐步收敛了。
第二天一早，全体犯人像鸭子一样，被赶到盐碱地的水草滩上去洗脸。晚上收工，就在水草滩上洗脚。
张恺之似乎有点清醒过来。他开始明白无产阶级的铁拳是可以置人于死地的，他必须接受眼前的现实。但他仍然坚信，自己即使有错误，也绝不是“反革命”。这种妄加之罪和不公平的处理，只是有关方面的一时失误，他的“问题”很快就会重新搞清楚。因此每天中午吃饭时，他很积极地为“犯人”们读报，抗旱时日日夜夜地在地头踏水车，潮水侵入农场时，他和“犯人”们三天三夜不睡觉，泡在江水里垒沙包……他要用苦涩的汗水，洗去心灵上的尘垢；用行动来证明自己是怎样的一个共产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