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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我爸爸开始了向上级机关的申诉。他不会想到，他由此参加了一场旷日持久的马拉松赛——岁月漫漫，日月如梭，而他的申诉在接踵而至的一次次政治运动中，竟被无声无息地搁置了近三十年。他非但没有能从原地站起来，反而如同身陷沼泽，越是挣扎，却一次次更无奈地沉入泥沼。
他在乔司劳改农场一年后，管教人员让他填写了一份“未决叛徒犯登记表”，实在令他诧异。他历史上从未被捕过，何来叛变一说？很多年以后他才得知，一九五二年对他的处理，主要是根据三项怀疑，即：叛徒嫌疑、特务嫌疑、托派嫌疑。这三种嫌疑在没有任何证明材料的情况下，被确定为事实。例如特务嫌疑，像他那样做对敌策反工作的地下党员，组织上怀疑你也许曾被敌人收买或利诱，这似乎是一个顺理成章的逻辑；例如托派嫌疑，事实上他平生一个托派也没见过。直到一九五五年肃反重又对他进行变相隔离时，外调人员要他交代同托派分子黄志雄的关系，他才大梦初醒地明白：一九四八年起义的国民党上校军官黄志雄，当年自己派他打入海宁“反共青年救国团”时，那个介绍人刘光，是一个托派分子。既然黄志雄的朋友是托派，那么，张恺之你怎么能脱得了干系，你怎么能证明自己不是个托派呢？至于叛徒嫌疑，既然你有了特务嫌疑，那么自然就是革命的叛徒了。这不是完全符合逻辑的吗？
我不知道爸爸在哪里。我已经想不起他是什么样子了。
那个奇冷的冬天，妈妈曾带我去乔司探望过爸爸。那一次留在我印象中的爸爸，是一个被剃光了头发的光头，他穿着黑袄黑裤黑鞋，像一根冬天的树桩，默默无语地看着我。从此这个黑影便始终如一片不散的乌云笼罩着我和妈妈。黑色是能够覆盖并淹没世上所有颜色的——从爸爸被开除了党籍和公职的那天起，我们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包括舅舅和叔叔们，同红旗红星红色的团徽等等一切红色的标志，再也无缘靠近。
救国首先要自救，这道理大概是不会错的……然则，何以“自救”，又何以“救国”乎……
必要时，既首先要“自救”，而后能“救国”，则管自己的事也可。“自救”之不暇，“救国”何力……
因此，“自救救国”恐怕不大好“联合”，因为各人不能不先管自己。现在是人民受灾受难。更漂亮一点，喊出“救国救民”岂不妙哉？
我们确实是很不满意“自救”字样的。但不图“自救”，等谁来救……可惜现在国家很危急，某些人救得自己，国家也就用不着他们来救了。
——摘自《当代晚报·朝花夕拾》：《“自救”和“救国”》
张恺之在经历了两年半的劳改生活后，于一九五四年十二月“无罪释放”。就像他根本没有拿到过什么判决书，便被送来乔司一样，他离开乔司时，也没有任何手续。他从入党到参加工作，从审查到劳改再到平反，始终是一个没有任何契约的人。一九八〇年平反时他才发现有关方面根本找不到他的原始档案。除了那三项“嫌疑”，再没有更多的文字材料。但“反革命”记录残缺不全的张恺之，回到杭州后，仍然被置于严密的监控之下——公安部已经下达了一个“刑满释放后留场就业”的文件，文件上明明说：无家可归、无业可就者，给予留场就业。实际上大多数人统统都被“留”了下来。
于是爸爸就被通知去省劳改局教育科报到。说是为了发挥他的专长，让他到《新生报》编辑部去编报纸。《新生报》是给犯人阅读的报纸，设在杭州城里人人皆知的小车桥省第二监狱。因为那里面有一个印刷厂。有一次幼儿园的阿姨问我爸爸在哪里工作，我说在小车桥，弄得她们大惊失色，好像不认识我了一样。
《新生报》编辑部里，还有两个刑满留场的编辑，一个叫钱地、一个叫徐衡。钱地出身于大地主家庭，一九四〇年入党，一九四七年中央大学历史系毕业。历史上曾经被捕，后脱离组织。在直属班审查时，说他在狱中叛变，罪行严重，竟被送去重刑犯监狱，判了三年徒刑。徐衡出身金融资本家，复旦新闻系毕业，一九三九年入党，曾在“地下”时期任南昌共青团书记，后来也因被捕而失去组织关系。徐衡在镇反中被作为“大特务”逮捕，审查后发现与特务毫无关系，也被判了三年徒刑。钱地和徐衡的老婆都同他们离了婚，孤身一人，无家无业。加上一个有家而不能回的张恺之，三个人也算是同病相怜了。
少年时代我曾见过这两位伯伯。记忆中留下的是他们干瘦而毫无笑容的面孔。有一年的“六一”儿童节，钱地伯伯还曾经送过一个日记本给我，这是他当时所能拿出手的最好的礼物了。徐衡后来的生活一直潦倒不堪，爸爸曾带我去看望过他，只记得他窄小的屋子里一顶被香烟熏得发黄的蚊帐，到处是烟头烟灰。听说一九八〇年后他在民革的一所业余学校帮忙办学，曾有一段振作的日子，但晚年嗜酒，最后在一个夜晚突然中风，跌倒在床边死去，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他死后，料理后事的人，发现他的床底下全是空酒瓶子……
我爸爸每天面对沉默寡言的钱地和徐衡，心情自然十分郁闷。陆陆续续传来的各种坏消息，更使他茫然惶惑。听说余杭横湖的杨天波，因受他的牵连，已经被省军区后勤学校除名，回乡务农去了；黄志雄、曾一进、倪布明下落不明；上海那个姜弘任，恐怕也是凶多吉少；最令他震惊的是，曾为海宁和平解放作出贡献的“青年救国团”第七支队长周公穆和海宁县自卫大队大队长俞文奎，已在一九五一年镇反中，被迅速处决。
得知俞文奎死讯的那个周末，爸爸回家时神色黯然。他连晚饭也没有吃，一句话不说，靠在床沿上发愣。
我走过去拉拉他的手。他一动也不动。
后来妈妈叹了口气，轻轻对爸爸说：现在你懂了吧？
我不懂。爸爸回答说。他把身子转过去冲着墙，谁也不理。
那时爸爸的生活同犯人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平时不准回家，凡事都得报告。周末回家，来来去去，必得经过省报门口，常常会遇见熟人。一次碰到一位当年在地下党时一起工作过的某某，那人身上的中山装笔挺，看见他，只是冷冷地点了个头，一句话都没有。还有一次，他碰到一位当年在新闻专科学校的老同学，听说此人已荣升电台的总编辑，那人问了问他的近况，同他稍事寒暄，然后对他说：我看这没什么呀，到什么地方都是革命工作嘛！一时令他啼笑皆非，无言以对。
就算我爸爸有一点阿Q精神，就算他仍然锲而不舍地继续着毫无结果的申诉，张恺之的心里，也多少有一点明白：他想要挺起胸脯堂堂正正地做人说话，在目前是没有丝毫可能了。
到了1955年5月，反胡风运动进一步扩大，全国掀起肃清暗藏反革命**。杭一中有个教师叫刘季野，因同胡风通过两封信而被捕。妈妈同这个刘季野曾在一起谈过文学什么的，上头就让她交代与刘的谈话内容。很快，爸爸便被通知周末不许回家了，就住在办公室里。每个月的月底，由我姑姑到小车桥去领取爸爸的工资。姑姑那年十三岁，在那个写着“省第二监狱”字样的大门口等候，背着枪的卫兵就在她旁边走动。每次从那儿回来，她的脸都白得像纸一样。从那时起，姑姑每晚给我讲的故事都很恐怖。
爸爸又从我们的生活中隐没了。像一个缥缈无踪的影子。我不可能记住他。我甚至觉得，爸爸像那个偶尔才会圆满一回的月亮，在某一个晚上匆忙地出现，然后便跌入蓝黑色的天穹。而大多数时候，他只是一弯晦暗的月牙，在厚厚的云层中挣扎着张望着我们全家……
所以当他再次回家时，我再也不肯叫他爸爸。我认定他是一个从街上来的陌生人。我固执地拒绝同他亲热，甚至惊叫着让他走开。据说我在童年时代曾多次粗暴地对待我的爸爸，这恐怕是比受审和劳改更让他伤心的事了。
肃反的暴风雨过去之后，总算出现了一段极其短暂的平静日子。
过了些时，上头传达了一个“知识分子报告”，省里还成立了一个招聘委员会，招聘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劳改局教育科负责报纸的那个林科长，为张恺之出示了一封介绍信，鼓励他去文化部门应聘。但爸爸曾经工作过的省报回函说：目前不需要一般工作人员；教育局连个答复都没有；好容易联系了省文联，就在差不多有了一线希望之时，声势浩大的“反右”运动开始，同意接收他的那个干部，一家伙被打成了“右派”。工作的事自然再无下文。又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爸爸看见所有的劳改管理干部都在会议室开会，而林科长一个人呆呆地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钱地悄悄对爸爸说：听说林科长也被揪出来了。不久后，那林科长果然也被打成了“右派”。
好像天底下凡有一点良知和良心的人，都正在从这个社会里慢慢消失。爸爸寻找工作的希望彻底落空了。
“反右”运动结束后，我爸爸这样的人，显然连劳改局的机关，也没有资格再留了。一九五八年的某一天，他们得到通知：钱地和徐衡即日调去农场劳动；我爸爸因家在杭州，给予“照顾”，“下放”到劳改局下属单位钱江建筑公司，仍然让他编一份油印小报。到了1959年底，杭州要建成“四无”城市，那家建筑公司也搬到了郊区，于是，我的爸爸又被告知不许天天回家了。这一次，他像那个真正的月亮，一个月才能极有规律地照亮我们全家一次。每次回家前，都得先写一份申请报告。爸爸不再编报了，每天上夜班，在车**车一种小螺丝。那时杭州刚有电车，他车的那种螺丝就是电车安装用的。爸爸在乔司农场当了两年犯人，现在又成了“生产自救人员”。好在他从小当过学徒，活儿干得还算麻利。他说那几年里，他大概总共制造了万把只螺丝钉，都安装在杭州大街上拖着两条长辫子来来往往的电车上了。
爸爸每天埋头车着螺丝，却仍然没有忘记他的申诉。他一有空就写信，给凡有可能过问他一案的那些单位部门写信。有一次他听说伟大领袖到了杭州，正在苏堤后面的刘庄疗养。于是他就给老人家写信，陈述地方对他处理的不公。他觉得湖岸对边的刘庄，实在近在咫尺，如果手里有只信鸽，一飞就飞过去了。
他难道不知，从苏堤到刘庄，这看似波平浪静的一片水域，却远比从地球到月亮、从月亮到银河的距离，更长更宽呵。
依然是石沉西湖，好像世上从来就没有他这样一个人。
一天厂里开大会，厂长突然说：张恺之，你站起来！
他莫名其妙地站了起来。接着又站起来一个人，那人义愤填膺地指着他说：我揭发张恺之，前两天，厂里有人打架，张恺之站在一旁观看，嘴里说：打吧打吧，打得好，最好打个你死我活！张恺之，你说过没有？我证明，是我亲耳听见的，你不要想抵赖！
爸爸那脾气，当即便火冒三丈。他说吵架时他确实在场，但他在场劝架，他根本不会说出这种话来。但他越是不承认，就越是证明他不思悔改。不容他分辩，当场就被人扼住胳膊，戴上手铐，关了禁闭。六月的天气已经很热，他在那间极小的“号子”里“反省”，一天只从窗子里送两次饭进来。张恺之虽然算是个“历史反革命”，但即使专政机关，也未给他戴过手铐。面对平生第一次受此奇耻大辱，他却是欲挣不能、欲逃无路。就这样蹲了几天禁闭，最后在车间门口当众作了检讨，才重新回车间劳动。
为什么一个小厂的厂长，要如此刁难他这个“死老虎”，又竟敢如此目无法纪呢？这是张恺之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反复琢磨的一个疑问。他始终无法得知这次无缘无故的惩罚，同他最近的那一封申诉信之间，到底有没有什么关系？这是一个忌讳深究的问题。他不得不放弃这种探讨。但在后来的岁月中，他仍然没有中止那种几乎无效的申诉，申诉已成为他每日的功课、成为一种祈祷和精神的安慰。他似乎已不在乎申诉的结果，而在乎申诉本身。他必须继续申诉，申诉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