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第4页）
爸爸从这件事情得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从此独往独行，绝不在人多嘴杂的地方停留，免得一旦有个差错，被人栽赃，有口难辩，替罪之羊不会是别人只能是他。我和妹妹从小就被爸爸这种警告吓怕，一见人多便躲得远远，从不敢在人群中看热闹。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郊区工厂的工作也不能持久，到了一九六一年，全民大办农业，上头命令把劳改单位的“生产自救人员”，集中到附近的一个果园去。我爸爸不得不又一次躬逢其盛。
张恺之背着行李，如一群羊似的被赶人果园的茅棚时，脑子里忽然跳出了自己当年在《当代晚报》上所写的专栏中的一段话……我们确实是很不满意“自救”字样的。但不图“自救”，等谁来救……那时曾经无意所作的时事述评，如今却为自己的处境作了注脚。他望着草棚宿舍的大通铺，嘴角泛上一丝自嘲的苦笑。
而所谓“自救”，究竟是拯救灵魂还是扼杀灵魂？究竟是拯救一个人的政治生命，还是彻底毁灭一个人的个性和思想呢？在这个堂皇的“自救”借口下，就可将所有入了另册的人，从此清理出人的队伍，永无出路地去过一种没有牢笼的牢笼生活么？
也许，这又是一场新的大清洗运动？
他在乔司农场时听熟了的呵斥与吆喝，又开始在耳边聒噪了。
初次见到那个板着面孔的队长，他冷不丁一愣。他在心里对自己说，天哪，那个直属班的班主任怎么竟然跑到这里来了呢？难道自己真是摆脱不了这个怪物了么？
那个曾经负责审查他的班主任郭成俊，有点驼背，目光阴鸷，城府甚深。一九四〇年参加革命，出身小学教师，原是省公安厅机关保卫科副科长。直属班的审查全部结束后，他也随同“犯人”被派往乔司农场当政委。一次审阅农场犯人的粮食供给计划时，在报表上多划了一个“0”，被与他意见不合而颇得上级赏识的场长揪住不放，告到省公安厅，作为严重错误被免职，后来派他带着一批劳改犯去了青海。郭成俊既然已去青海当劳改支队政委，怎么又会出现在留下果园里呢？
忐忑不安的爸爸，悄悄抬起眼皮重又打量了那个队长一眼。这么仔细一看，才略略松了口气。原来此人同那郭成俊身材相仿，也穿着一身黄不黄绿不绿的军便服，乍看很是相像，但并不驼背。只是一双眼睛，同那个“班主任”加“政委”，有一种极其微妙的相似之处。他瞥你一眼，你便长了刺般地不自在，浑身发麻酥酥。这两个人究竟同是吊眼是斜眼还是对眼呢？张恺之一时有点说不出来。
但他很快就明白了队长那双眼睛的奥妙。
那一束阴鸷的目光，常常从果树密密的树叶子后面，暗箭一般射出来。他会像一条狗似的久久蹲伏在桃树下，偷听“自救者”们干活时不经意的谈话，捕捉着唾手可得的猎物。顺便也监视着有谁偷吃了树上的桃子，好作为晚上“管教”训话的材料。他的眼睛具有穿透一切的功能，也可以说，他的目光本身就是一个陷阱，谁不慎误入其中，活该倒霉。
然而我爸爸那双热情洋溢的眼睛，历经挫败仍是不改初衷。他和队长第一次目光的对视，只一个回合，便如同遭遇了那个可吞噬宇宙间任何物质的黑洞；将他“自救”的希望吮吸殆尽。刚到果园时，好像是让爸爸当过几天小组长的，但因为不愿向队长汇报别人的“阶级斗争动向”，任队长怎么启发，只是一个没看见。于是没过多久就不让他当了。不当了却没完事，你不想伤害别人那么就先让你趴下。他不幸被那队长活活生擒，只是因为他在为桃树整枝时，果枝上本应留三个芽，而他一失手，剪刀下竟然只留下了两个芽。就在那芽落地的瞬间，队长犹如伞兵从天上降落在他的眼前——罪证确凿，看你还有什么可狡辩的？这不是故意破坏生产，又是什么？政府已经宽大你“生产自救”了，你还心怀不满，真是反动透顶！
张恺之默默无言。
在这片土地上，如今怎么竟然会有那么多何其相似的人呢？爸爸想。面前这个队长明明不是郭成俊，却好像同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一般。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机器，成批制造和生产了这样一种姑且也称为“人”的东西呢？在难以入眠的深夜，爸爸茫然问着自己，心里涌上一阵阵愤懑……
在远离市区，却是“树欲静而风不止”的果园，我的爸爸终于懂得，没有人会来解决他的问题了。从他一九五一年受审查开始，直到大跃进结束的最初十年，爸爸还时刻存在着幻想——幻想着有一天能重新回到社会上去。但事实却一次次证明，他如同被隔绝在一座危楼的顶层上，只能一步步往下走，走到生活的最底层，除了饱受凌辱，再无别的选择。幻想终于逐渐破灭，他不能不对现实的政策发生了怀疑。因此，当第二个十年开始时，他渐渐明白想要使自己摆脱桎梏、洗清妄加在他头上的“罪名”，只有等待整个国际形势的逐步缓和。历史已走到了一九六四年，有迹象和传闻表明，赫鲁晓夫开始热衷土豆烧牛肉；波兰也已开始向美帝国主义购买小麦了等等。如果两个阵营的冷战有所收敛，国内阶级斗争的紧张形势，也势必会逐渐放松些。他只能将唯一的希望寄托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平稳发展，他真的担忧神州大地如此地剑拔弩张，国无宁日，将会连普通老百姓也难以承受呵……
那天场长突然召开了全场大会。场长似乎很客气地向“自救”者们训话说：今天在场的人中，有人做梦也在幻想资本主义复辟，半夜里都在说自己的问题搞错了，他一定要重新站起来。这个人自己心里有数，要是聪明一点，最好主动向领导坦白交待，否则……这时便有预先布置好的积极分子，举手喊报告：“我们要把这个反动分子揪出来示众！”接着全场响应。于是场长就“苦口婆心”地继续启发说：怎么样，自己说的话自己知道，你用不着等到将来，你现在就有机会，就在这里站起来给我们看看嘛，看看我们到底有没有搞错……
爸爸憋了一肚子气，他已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了。他想这些人真是卑鄙，明明是偷听了他的谈话，又不敢说出来，还要用“请君入瓮”之计，来逼他当众交代。他的脸色铁青，咬着嘴唇就是一声不吭。
那场长似乎还懂些政策，明白搞僵了也不妥，就对大家说：再给他一点时间想想吧，还是要靠自觉嘛。我要告诉这个人，你不在这里交代也可以，回头找我来谈，谈总是要谈的，不谈是过不了关的，只要交代彻底，我们可以从宽处理……
当然，爸爸后来还是去找场长个别谈了。他“交代”以后，就召开了全场批判大会。爸爸在会上不得不承认，他对如今无限度地强调阶级斗争，心里是有反感的。被迫说出以上检讨的话时，爸爸惊讶地发现，他越是“反感”，越是必然地成为阶级斗争的靶子。
那一刻我深深震惊。那一天我第一次懂得，薄薄的墙壁原来徒有虚名，在这个世界上，耳朵却能穿墙而过——有一种人的耳朵具有另一种特殊的功能，即使在你睡觉的时候，他们也会隔墙倾听着你的梦呓。那个队长竟然在牛棚的窗下蹲了一夜，然后把他窃听到的片言只语，向场长作了汇报。也许他已经在此巡视多日——他知道只要不厌其烦不辞辛苦地守候这个窗下的哨所，定能获得邀功请赏的资本。
这次事情的结局是，我和妈妈当即被请回了杭州。爸爸一连几个星期天都没有被批准回家，而是“就地休息”。从此，他只要有任何一点“犯规”的行为，就会被留在果园“就地休息”。
有一次我在深夜的睡梦中，被一种咕噜咕噜的声音惊醒，睁眼一看，竟然是爸爸。我睡眼蒙咙地问：爸爸你是怎么回来的呢？我和妈妈等到末班车过去才走的呀，怎么没接到你？爸爸咕嘟咕嘟地大口喝着水，半天才回答我说：走回来的！
走回来的？那么远的路，你干吗要走回来啊？
因为等到末班车过去了，队长才宣布放假。我想就是走也要走回来的，否则，你们就吃不到这些桃子了……
妈妈从爸爸的网兜里，往外拿着一只只熟透了的水蜜桃，每一只上面，都有一块块褐色的烂疤。这是果园里廉价处理的水果，爸爸每次回来，都会想方设法买上一点，有时还有一棵卷心菜和几根萝卜。
我抬头看看钟，已是半夜一点整。从留下果园到城里，十八公里路程，爸爸背着东西，在公路上走了整整四个小时。
很多年中，爸爸背着他简单的行装，在尘土漫漫的公路上来来去去。自从一九五二年他离开杭州去乔司，一直到一九六五年总算从果园被“清理”回家，一共十三年的时间，他绕着杭州城转了一个圈又一个圈，却终是无法进入杭州。他被人从东边驱赶到西边再驱赶去南边，早已拆去了城墙的杭州，依然对他城门紧闭。他像那个年代所有被涂抹成黑色的“异己分子”一样，被逐出了文化和政治中心，排除在一切正常人的生活环境之外。他就这样走来走去走了很多年，直到一九六五年秋，果园“清场”，一部分人允许返回原户口所在地，于是杭州这座顽固的遗都，才对他开启了一条小缝。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一九六五年春节的除夕那天，我们家里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起因是大叔叔从东北回来探亲，他到家后，我从糖果盒里拿了一粒糖给大叔叔吃。大叔叔很不高兴，他说你怎么就给我一粒糖吃呢？我说过年妈妈一共只买了这半斤糖啊，我到现在连一粒都没舍得吃呢！大叔叔说过年为什么只买半斤糖？我说没有钱呀，妈妈和爸爸一共只有那么一点工资……
后来大叔叔就同爸爸吵了起来。他们吵得好凶，各说各的，互不相让。大叔叔似乎是说，你在果园不是好好的吗，起码有一份固定的工资收入，多一块钱也是钱哪！可你回了杭州，工作丢了，失业在家，今后一家人的生活怎么办？弟弟妹妹都在上学，你难道还让我一个人负担不成？爸爸生气地分辩说，阿伟你难道真不晓得，在那种地方，精神实在太痛苦了，说是生产自救，其实同犯人没有什么区别，已经十几年了，这样下去，我再也受不了了。这次果园陆续放人，如果不走，也许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了。你不要着急，我会想办法找工作的，再苦再累的活我也不怕……大叔叔激愤地打断他说，你只想到你自己，你有没有为全家人想一想呢？我们家本来出身蛮好，可是这么多年，就是因为你的问题，我到现在还入不了党，一次次申请，一次次通过，又一次次被上头否决，我的政治前途就是被你毁掉的，我熬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爸爸被大叔叔的胡言乱语深深刺伤，气得一时说不出话来。他气谁恨谁呢？恨自己么？自己又有什么罪过？即使自己真是罪大恶极，却为什么要连累和殃及他无辜的亲属啊？事实上，阿伟的遭遇，在妻子、女儿和其他几个弟妹身上，何尝不是正在愈演愈烈呢！他也许是不该责怪弟弟的，可茫茫苍天之下，他究竟又能去怪谁呢？
那个爆竹声声的夜晚，我和妹妹缩在屋角，已被眼前的情形惊呆。爸爸和大叔叔满嘴白沫，高一声低一声争执不休，我的眼前晃来晃去的，都是他们被愤怒扭歪了的脸。后来妈妈闻声赶来，把爸爸推开，我和妹妹一下子从呆滞中惊醒，妹妹突然抱住妈妈放声大哭，我也涕泪满面。我们凄凄惨惨地哭了很久，妈妈怎么哄劝我们，我的眼泪还是止不住地流淌。后来妈妈放开了我们，捂住自己的脸，也埋头嘤嘤地哭了起来。爸爸和大叔叔停止了争吵朝妈妈走过来，爸爸似乎想说什么，嘴刚一张开，声音已经哽噎。他一把抓住妈妈的手，像个孩子似地仰面恸哭。从我记事时起，在我五岁那年，爸爸从乔司回来，因我不肯叫他爸爸，他曾伤心地哭过一次。这次是我一生中第二次亲眼看见爸爸哭泣，悲哀的泪水从他那双曾经欢乐而晶莹的大眼睛里，泉水般涌出来，他呜呜的哭声在低矮的天花板下久久萦绕，冰凉的泪水沾在妈妈和我的脸颊上，我索索发抖……
我非要离开那个地方！我就是讨饭也要回来！爸爸的喊声，在那个寒冷的冬夜里，显得越发凄凉……
爸爸究竟有什么“罪过”？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呢？——很久很久，我的哭泣仍难平息。我昏昏沉沉地想起了那份“中学生登记表”，自从我填写了爸爸妈妈的政治状况以后，我很快就被取消了班干部的职务。辅导员找我谈话时，总是让我同家庭划清界限。甚至，国庆节游行，我也被排除在外，入团更是想也不要想了……
隔阂与疑惑，也许早就悄悄开始发生。而那个夜晚，我忽然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对爸爸的怨恨。这种难言的心情夹杂着我为爸爸所抱的不平和委屈，还有他多年不在我身边所积累的生疏，如冬天湖上的雨雾，朦胧难辨。当他远离我们时，隐约潜藏的种种不满，还显得尚可忍受；而如今他又重新回到了我们的生活中，那个多年里若隐若现的爸爸，就忽而真正变得陌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