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第1页）
十六
民
国三十七年岁末，雨雪交加，倍增人感触。有什么话可说呢？
我们从抗战到现在，苦足了十个年头。什么是我们苦的代价？能够回答的人们有福了……
三十七年，使人沉重的事情太多了，而予人轻松之感的甚少。三十七年，有人在眼泪模糊中看清现实，有人在载歌载舞中愕然惊醒。这一年，在中国历史上，无疑将占上重要的一页。
……
社会道德，已经**然无存。社会崩溃，成了今日问题的根本所在。中国必须度过一个艰苦的阶段，才能从蜕变中获得新生！送走三十七年，我们心中仍带着强烈的希望。
——摘自《当代晚报·朝花夕拾》：《送民国三十七年》
那座高楼大厦林立的“孤岛”，终于与“自由祖国”重新相连。日本膏药旗已被扔入火中化为灰烬，铁丝网正被一道道拆卸。锣鼓、鞭炮、喜庆的游行队伍，上海城一天天复原着它的海上繁华之梦。
二十三岁的张恺之回到了离别四年的上海。
他一个人在肮脏的街头独自漫步，心里充满寂寞与烦恼。在夏日焦灼的阳光中，他显得疲惫不堪。
他在一条小街的十字路口停下了脚步，将身子斜倚在栏杆上茫然地望着过往的行人。衣衫已被汗水湿透，黏黏地贴着后背。
《民族日报》迁往杭州出版后又停刊。这期间他去过德清洛舍找朱小玲，但她的母亲说她随父去丹阳了，也不知何时回来，言语间，他感到自己不大受欢迎。回到上海后，他开始时在一家小报当编辑，不到三个月，这家小报也停办了，他成了一个失业者。
他的父亲张老明，在一个表叔开的“广祥行”水果行，当专管出货的师傅。香蕉从广东运来时，还是半生不熟的青香蕉，必须挂在一个小屋里，用炭火加温烘熟。这道被广东人称为“焗香蕉”的工序，是张老明的绝活。经张老明之手“煽”出来的香蕉，一串串金黄喷香，润泽的香蕉皮上，还嵌着芝麻般的黑点，人称“芝麻香蕉”。我未来的爸爸每天闻着香蕉的气息，望着宝塔般的香蕉串在店门口出出进进，眼前一片虚浮的金色晃动，觉得自己像是一只半生不熟的青香蕉，吃不得又扔不得，只能焦虑地等待着炉火的烘烤。
物价一日日飞涨，张老明的辛苦劳作，并未能改善穷困的家境。抗战虽然胜利，但穷人依旧挣扎，富人依旧挥霍，周围的一切都似乎没有根本的变化。古老的中华之舟，慢吞吞行驶在它固有的航道上，游离于世界的轨迹之外。
只有一个令人振奋的幽灵，在高高的天空中发出神秘的呼唤。
只有那片红色的土地，在遥远的北方巍然屹立。
抗战胜利消息传来最初的日子，最令张恺之兴奋不已的，是朱德总司令向八路军新四军发出的接管沦陷区的命令。张恺之毫不隐讳地告诉朋友们说，他主张国共合作共同接管，建立民主联合政府。
我时时感觉着他头脑中那种莫名的**，重又在翻腾颠簸。
同四年前离开上海时相比，如今张恺之作为一名记者，已是初出茅庐，崭露头角。他必须在这条路上坚持走下去，才能唤醒更多的民众。出身贫寒的张恺之，与家境优越的朱小玲，虽然同样为自己的人生，涂满了斑斓夺目的浪漫主义色彩，同样地想入非非、好高骛远，但张恺之毕竟比朱小玲更具有一种务实的秉性。他知道朝着自己心中那个公平自由的世界走，每一步都要流汗流泪甚至流血。
那一天，失业青年张恺之在熙熙攘攘的十字街头徘徊许久。疾驰而过的吉普车尖厉的喇叭声中，他完全打消了去寻找能为他提供就业机会的社会关系的念头。在当时鱼龙混杂的大上海，凡是那些有用的关系，都可能有一个与他格格不入的背景。那么他宁可去做工谋生、宁可流落街头，也不能为一时之需站错了营垒。
我未来的爸爸郁郁回到了张老明的阁楼。他对他父亲说，他找到了工作。——什么工作呢？张老明追问。——在报馆。他的回答含糊其辞。自从他两手空空回到上海，父亲反而对他和悦了许多。抗战八年，张老明已修正了自己原来的看法：他觉得儿子在后方读书编报，总比那些趁机去发抗战国难财的人有出息得多。
总算得到表叔的同意，他在“广祥行”的阁楼上，放了一张帆布床暂且安身。
从此他白天在外面“游**”，晚上回到阁楼写稿。有朋友介绍他去作《大众夜报》的特约撰稿人，专门采访文艺界名人和娱乐界消息，每天发一篇稿子。他很轻松就胜任了，得到的稿费，足够养活自己。于是他又想去读书，考上了新闻专科学校。偏偏不久后《大众夜报》人事改组，他又一次失去了工作，稿费也没有了，生活重又陷入拮据。一天晚上他精疲力竭回到“广祥行”，已是饥肠辘辘。却见表叔一家人正在为儿子做满月酒，一屋子亲戚，猜拳行令，吆五喝六的好生热闹——阿霭回来啦？来来来，一起喝一盅啦！——表叔邀请他。他摇摇头说吃过饭啦不客气你们喝吧——转身爬上了阁楼。只有“我”明白他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他不愿意让亲戚知道他还没有吃晚饭。他宁可饿着挺着，宁可趴在阁楼的小窗上，以夜空中稀朗的灯光和星光充饥。然而肚里空洞，心里也越发空落，好容易挨到夜深，楼下席终人散，他饿得发昏，忍不住偷偷潜下店堂，摘了一串香蕉充饥。顾不上细嚼，囫囵咽下去，噎在喉咙里，憋得满脸通红。后来他为这件事写过一篇《饥饿者的独白》，可见他当时的窘态。
天色渐明，他在迷惘中醒来，从阁楼窄小的窗户里，望得见百老汇大厦的尖顶，在绚丽的晨曦中巍峨耸立。太阳已无数次从黄浦江中升起又跌落，而他所寻找的那个太阳呢？无论是只见其神不见其形的共产党，还是音讯全无的朱小玲，都在远远的江岸另一边徜徉。而他的面前，是一片阴霾笼罩的深谷、一场不散的**雨、一个比抗战更难见天日的黑夜。这种饥饿中的挣扎与等待，已快要使他失去了耐心。
1946年整整一年，张恺之一直在苦苦地捕捉阳光，寻求光明。
他只能用他的笔去寻找。笔是望远镜是钻头是一条深藏的地道。
那一年，他在《文汇报》发表了短篇小说《背道》。
《背道》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他写自己回到了战争结束后的上海，遇到了一个当年的“上海五百有志青年”，此人在抗战时当了飞行员，曾向解放区投掷炸弹。如今回到了上海滩，成天开着吉普车追逐女郎，还走私药品赚钱。面对志不同道不合的昔日同窗好友，他愤然与其分手，两人在繁华的大街上默默背道而驰……
一九五二年“镇反”审干时，因党组织怀疑他入党前的历史，他曾天真地拿出这篇小说，试图证明自己当年的立场，但没有人肯读一读这个故事。刊登着《背道》的那张报纸，也从此不知去向。
我一直十分羡慕爸爸那一手漂亮的钢笔字，大概就是在那时日日奋笔疾书的写稿生涯中磨炼出来的。
后来总算有一个在大新公司工会工作的同乡好友卢坤，给他介绍了一个住处，他搬出了家里的阁楼，搬进了后来与我妈妈重逢的那个亭子间，一边写作一边继续在新闻专科学校读书，用稿费交学费，生活勉强自立。他还参加了上海学生的反内战、反饥饿的游行，并与当年的老同学，也是广东同乡的林泉，往来甚密。这个叫做林泉的年轻人，那时正与女同学岱岫参与在闸北棚户区筹建“方震小学”的活动。缘由是岱岫的中学女同学程哲宣认识了蒋丽似。这个蒋丽似是个大家闺秀，其父蒋复聪是中央图书馆馆长，亦即大名鼎鼎的军事理论家、前陆军大学校长蒋百里的侄子。蒋丽似毕业于大夏大学教育系，早在抗战时期加入共产党，拒绝了父亲为她办理出国留学，一心投入革命。此时的公开职业是区民众教育负责人。她出面筹建“方震小学”，得到蒋百里两位女儿的直接支持，蒋英小姐还为此举行独唱音乐会筹募基金。得林泉介绍，张恺之也成为“方小”的热心活动者。林泉在中国新闻专科学校有一个十分亲密的同学孙毅，很快将成为张恺之寻找光明的直接带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