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第2页）
爸爸在晚饭后定要仔细地阅读当天的报纸，有时还会把它们细心地剪下来。他的枕边总是放着一两本前苏联小说，入睡前，他总是会翻上几页，就好像服用安眠药似的。
有时爸爸如果上夜班跑车，白天在家休息的空闲中，他也会从一只上锁的抽屉里，拿出一沓厚厚的稿纸来，然后正襟危坐地开始写作。听妈妈说，他在写一个叫做《白蚁王国覆灭记》的剧本，已经写了好多年了。据说爸爸对这种危害建筑物的害虫很有研究。他要通过白蚁王国的兴亡，来揭示人类的真理。后来他似乎是终于写完了这个剧本，刚写完，“文革”就开始了。爸爸将他那部珍贵的手稿东掖西藏，一连转移了好几个地方，最后却不知所终。爸爸后来一直为此扼腕叹息。
除了猪头肉和白糖之外，爸爸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嗜好，那就是诲人不倦。在晚上读完报纸到上床看书的中间那一段空隙，只要他不写作，他主要的工作便是教育我和妹妹。他总是启发我主动地向他汇报学校的情况，然后不厌其烦地教导我那是怎么怎么一回事。他不断地向我指出我在什么什么地方错了，在哪儿哪儿做得不对，应该如何如何……他的矛头通常主要是针对着我，但当我小心谨慎地避免着授他以柄，他一连几天抓不住我的辫子时，这种批评的指向，便波及并蔓延到家庭的其他成员那儿。小叔叔姑姑还有舅舅，随时都有可能遭到爸爸永远正确的批评。
批评是爸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一旦中断了批评，爸爸便变得无精打采，索然无趣。每一次，他都会在我们言不由衷的自我批评中，获得极大的满足。他有一个极其充分的理由曾使我们每个人都深受感动，他说他就是因为在幼年时缺少父母有益的指点，任凭自己瞎闯，成年后社会经验不足，导致后来的厄运，他怎么能眼看着我们重蹈他的覆辙呢？他虽然无法为我们提供良好的生活条件，但教育我们批评我们，却是他力所能及的事情啊。
爸爸从不说自己有错有罪一类的话。但他又无法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们，对他的处理是不公正的。——他不可能也不敢对我们说这样的话。他必须要求我们听党的话跟着党走热爱党相信党。甚至还主动要求我在“思想上”同他划清界限。于是这种教育方式同他的教育宗旨，就发生了一些自相矛盾的冲突。我已经上了初中，有了一点点独立思考的能力，有时对爸爸那种冠冕堂皇的教导，多少有了一些不满。比如我提问，按照我自己的想法提问，爸爸在沉吟中选择他的答案，常常语塞、词不达意还会有些许的尴尬。但他又不能承认自己错了，他十分在乎他在这个家庭里，最后保留的一份尊严和威信。即便再是潦倒背运，他依旧拥有着那一份极强的身份感和自我意识。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爸爸是不容反驳的。一旦有谁触犯了爸爸违抗了爸爸，他就会暴跳如雷、声色俱厉，持续轰炸直到你向他低头认错为止。
最使我难以容忍的，恐怕就是爸爸坚持要检查我的日记这件事了。妈妈说过日记是写心里话的，妈妈说日记是自己最真诚的朋友。但爸爸热衷于“第三者插足”，从未忘记过我这个“朋友”。每隔几个星期，他就会仔细地阅读我的日记本，然后提笔在每一处空隙里，写上他的眉批。我的日记本上，处处留下了他漂亮的笔迹，真不知是我的日记，还是他的周记了。万一被他发现了有什么不健康的思想，他便将日记本摊在桌上，让我坐在一边，开始了他冗长而严肃的谈话，常使我苦不堪言。于是绞尽脑汁设法藏匿我的日记本，就成为我伤透脑筋的“地下活动”。无奈家里那么一点地方，我无论把日记本藏在哪里，每次总是会被他找到。有一次我实在是忍无可忍，就在日记本的扉页上，写了一行大大的字，大意是谁偷看我的日记，谁就是小狗一类的话。——结果可想而知，那一次，我被爸爸狠狠地臭骂了一顿，还写了一份书面检讨。从此以后，爸爸检查日记就被进一步合法化了。我开始设法躲避爸爸，他的严厉总使我感到难堪。
那些年中，我和爸爸的关系多次陷入僵局。尽管妈妈一再柔声细语地从中斡旋，爸爸在我心目中，仍然可畏可怕。爸爸为抵抗他自己承受的压力，无意地在家里建立了另一种压力场，我为抵御外界的压力，只好首先去抵御我的父亲。如此循环往复，我和他都被置于一个无形的怪圈之中。
肚皮上的红痣在那些日子突然变得奇痒难忍。但我不可能向爸爸诉说关于红痣的疑问。我也永远不会知道爸爸身上究竟有没有红痣。我渐渐恍悟，那颗困扰我已久的红痣，同我头皮上那块黑色的胎记相比，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
话说得很对，只是未敢说出一句话：“打倒老人政府！”……
其实，拆穿来说，是明白得很的。倒不是“老人政府”造成了“老人社会”，而是在“老人社会”的基础上，才会产生“老人政府”。
今日的所谓“人无出路”，并不是因为“老人”把我们的路阻挡着，而是整个的他们的制度，庇护着既得的权益。整个社会被根深蒂固的势力所统治，徒然喊着“希望一个青年的政府”，只等于“缘木求鱼”。
“老而不死谓之贼”，如果这句话不错，那这个老朽的社会，就是“贼”的社会了……
——摘自《当代晚报·朝花夕拾》：《也论老人政府》
爸爸在他厄运开始的第二个十年，曾经希望国际冷战的缓和，能够减轻国内阶级斗争的压力。但他的这个幻想却又一次破灭了，他在长期痛苦的等待中，迎来的是更为极“左”的疯狂。
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的时候，爸爸妈妈为了防备红卫兵来抄家，害怕红卫兵会毁了他们多年积累的“文化”——那些“封资修”的书籍。所以爸爸把书架上所有“嫌疑”的书，都收藏在一只巨大的木箱里，贴上了“供批判用”的封条。那一天，我和妹妹帮着搬那些书的时候，妹妹忽然拿起那本前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指着封面上那个奥斯特洛夫斯基，窃笑着说，嗳你看这个人像谁？像谁呢？我歪着头看了一眼，扑哧一声也笑起来。我不知道。我假装严肃地说。妹妹把嘴贴在我耳朵边上，轻声说：像爸爸呀！她放下书，又去把妈妈叫来，妈妈看了一会，点点头说，噢是蛮像的嘛。不过妈妈并没有笑。
那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病愈后的相片。他的双目深陷、眼眶突出、颧骨高耸、头发稀疏、薄薄的嘴唇紧紧抿着，神情严峻而顽强。
我们拿着书又端详了一会。真的，真的很像爸爸。
那时的爸爸，年轻时潇洒而俊朗的外表，已经改变得太多。曾经圆圆的脸，变得瘦削而憔悴。那双漂亮的大眼睛，深深凹在光秃秃的额头下面，眼眶像两个井沿，在很深的井底，闪烁着冷冽的水波。
如今这双眼睛，又将面对一场史无前例的暴风骤雨。
大串联开始了。当我一心盼望着学校能同意像我这种“出身不好”的同学，也能和红卫兵们一起外出串联时，我一点都没有想到，大串联实际上已威胁到我们家庭的生活来源。
煤车停开了。由于铁路交通混乱，“战备煤”的运送受阻。艮山门车站每日呼啸而过的煤车不再往来，煤场已无煤可挑。
服务站说：有工做工，无工回家。爸爸只好停工在家数日。
有一天，那个曾同爸爸在一起跑煤车，外号叫“章木陀”的人，说是找到了一份给铁刨花打包件的活，急急忙忙来叫爸爸同他一道去轴承厂。爸爸走后不久，来了两个街道的人，凶巴巴地问我：张恺之人呢？我说我爸爸出去干活了。去哪里？我说我也不晓得啊。他们在门口犹犹豫豫地站了一会，也不知去哪里找他。后来就嘟哝说：好啦好啦，今天算你爸爸运气，本来要叫他去游街的，他不在就算啦，算给他逃出一回。不过等他回来，你告诉他，明朝不准上班了，在家里等着，明朝还是要去游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统统都要去游街的！
爸爸回来后，我告诉他这件事。爸爸说，游街就游街，没什么了不起的。我反正是一只“死老虎”，死猪不怕开水烫的。
不过爸爸还是嘀咕了一句。他很关心游街的时候，会不会戴高帽子，那么帽子上头，会给他写上一个什么罪名。
第二天爸爸去游街。爸爸不准我去看，但我还是偷偷去了。我想我就只看一眼，看看爸爸的帽子上到底会写什么。我低着头挤在人群中，让额头披散的刘海儿遮住我的眼睛。后来我听见有人当当敲着铜锣过来，差点以为是卖梨膏糖的老头，抬头看，只见一大片白花花东歪西倒的高帽子，是游街的队伍过来了。他们垂着手慢吞吞地走着，脸上毫无表情。有些人被剪掉了头发，那帽子老是滑脱下来，走几步就要用手扶一扶，有个人就干脆用手举着，于是那几个“牛鬼蛇神”的字，高高在上地格外显眼。路边有孩子窃窃地笑，举手喊着打倒×××的口号，尖声怪调的像是在做一个好玩的游戏。
后来我看见了爸爸。他的帽子上写着：叛徒！
爸爸若无其事地跟着队伍走着。我觉得他好像快要笑出来了。
那次游街给我留下的印象，就像看了一场街头活报剧，闹哄哄乱糟糟的。记得爸爸回家后，把那顶帽子揉成一团，哭笑不得地说了一声“瞎扯淡”！
过了几天，爸爸又被叫到街道俱乐部去陪斗。斗争的对象是一个叫余熊的电工。有人揭发余熊，说他把红宝书垫在屁股下当凳子坐；又说他收听敌台，是现行反革命。爸爸的罪名有所变化，这次成了“特务”。爸爸回来对妈妈说：我弯了半天腰，怎么一点没事。还是挑煤锻炼人，腰都练出来了，你说是不是啊？
还有一次，爸爸被叫去陪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街道办事处主任。我认识这个瘦瘦高高的老头，讲一口山东话，嘴里总是有一股大蒜味儿，不过他待人挺和气的。听说他在南下前，是山东老区的一个村长。就在那天开完斗争会后，王主任回家过马路，突然被一辆汽车撞倒，送到医院里，已经脑溢血死去。
厨房隔壁的小学校操场里，每天晚上都传来撕心裂肺的嚎叫声，夹杂着皮带抽打的声音。在一个有月亮的夜晚，我站在窗边，看见操场的大樟树上，吊着一个人。那人苦苦哀求着，但没有人理他。后来声音越来越微弱，最后无声无息了。吊挂在樟树上的人影，在昏黄的月光下，像一尊受难者的雕塑。
自从开始清理阶级队伍，爸爸在家里很少讲话了。妈妈也总是忐忑不安的样子。我觉得这个家，像是凄风苦雨中的一只鸟窝，在风暴的袭击中摇撼着，早已不堪一击，随时都可能从树上翻落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