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第2页）
我打开了爸爸的信。他的第一句话就是：
为爸爸高兴吧，我们多年来等待的奇迹终于出现了！省公安厅和省报作出了决定：撤销一九五二年对我的处理。并宣布给予平反。我真的解放了！
下面的一句话是：我衷心地欢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正确路线胜利万岁！
我没有感到什么特别的惊喜。也许这早已在我的意料之中。也许，那么多年的盼望，已使我近于迟钝和麻木。
只是，我的目光在“解放”那两个字上，停留了许久。我眼前出现了一九四九年五月三日杭州解放的第二天清晨，他正飞快地骑着一辆破自行车，沿着公路驶向杭州城，去报告海宁县和平解放的消息。而这位地下党员张恺之同志本人，却在三十年以后，才真正得到“解放”，这是不是有点像一部荒诞小说的情节呢？
爸爸在信上还说，关于他平反后的工作，还要等待省人事厅的安排决定。他本人的愿望，自然是回省报去工作。
他几乎每天都兴奋地准备着返回工作岗位。然而，他的工作安排，却迟迟没有消息。
他仍然天天去粮食局仓库上班，叮叮当当地敲着白铁。铁皮在他手中卷曲成一个个圆筒，将他的忧虑和渴盼，一层层卷裹于其中。
一晃就是几个月过去了。仍然没有人来通知他去报社报到。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他开始忐忑不安了。
又是一趟趟的跑腿和催问。一次次地在堆积如山的文件里查寻。
开始时有一种奇怪的说法。人事厅认为，既然张恺之当初并没有被判刑，说明当时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不存在平反的问题。但省公安厅指出，那时都把人家弄去劳改了，实际上还是作敌我矛盾对待的。既然搞错，就应该给人彻底平反，恢复工作才能算是最后解决。
人事厅终于答复说，恢复张恺之的工作，需要有省公安厅当年处理他的原始档案作为依据。然而，在报批的材料中，根本没有这个原始档案。他的档案残缺不全。是遗失？还是原来就根本没有？无人知道。
爸爸那只薄薄的档案袋里，除了几份干部审查登记表、本人“交代”的历史材料等等，还有一张省公安厅的公用信笺。上面写着十五个字：张恺之——特务嫌疑、叛徒嫌疑、托派嫌疑。
既无公章，也没有署名。
这是谁写的呢？不知道。算是结论吗？也不知道。
他想起一九五四年底对他宣布无罪释放的时候，他曾问过，一九五二年对他作出劳改处理的主要事实依据究竟是什么？有关方面的回答含糊其辞：你没有现行问题，不予起诉，也不作刑事处分。他说：那么总该给我一份处理书吧。回答是：不必了，不作刑事处分还有什么处理书呢？
就这样，张恺之从入党到变成“反革命”，从“地下”到“地上”，从“反革命”到几十年后平反改正，始终没有见过任何书面文字材料。他就像一个登山探险的失踪者，一个注销了户籍的死囚犯，消失在冰川峡谷或戈壁荒漠……
十亿人口的泱泱大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人”真的是最宝贵的东西么？——他不得不问自己。
那座压在他头顶的黑色大山，如一棵枯死的大树，地下尚有粗壮的根系，延续伸展到地层的深处。
在他的一再催促下，省公安厅、省报和人事厅反复交涉，但人事厅仍然坚持必须搞清他的原始档案，才能落实工作问题。
从春到秋，从秋到冬。从公安厅到人事厅，又开始了新一轮的马拉松。湖畔已是枯叶飘零、朔风呼号，就在张恺之被省公安厅告知复查结论，宣布平反以后，整整八个月过去了，爸爸还是在当他的白铁师傅。
他的那些焦急不安的朋友们，为他找到了当年在“方小”时的地下党负责人卜明。后来又终于找到了在地下时期的第二位领导人，也就是爸爸当年将姜弘任介绍去上海后，指示姜弘任从事搜集上海外围驻军情报的那位同志，大军解放上海前，他曾是地下闸北区委成员，如今正巧出任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之职。我很难想象爸爸见到他当年的上级时的心情。爸爸只是对我说过，他们十分理解他的处境，一定会实事求是地作出负责的证明的。对于过去发生的那一切，他们的心里也许更为沉重。
多年以后，当种种冤假错案被纠正时，我在无意中发现，其中似乎存在着一个奇怪的逻辑：上头的人坚持说，是底下办事的人执行错了；而底下办事的人强调说，我们从来都是根据文件执行的。于是所有的人都毫无责任地获得了解脱。那么后人将如何走出这座错误的迷宫呢？那是一个永远的“二律背反”。
也许张恺之命中有救。大概连命运之神也已幡然醒悟，觉得愧对于他——一九八〇年八月那一个阴沉的下午，正在他走投无路之际，如有神力相助，一次奇妙的邂逅，竟然意外解救了他。
那一天他心事重重地骑着自行车，经过天水桥。焦虑的目光漫不经心地掠过路边的行人。忽然，眼前闪过一个熟悉的面影。他的心猛地一惊，定了定神，刹住了车把。——这个人是……对，是他！就是他！郭成俊，直属班的那位班主任！他不是早已带着一批劳改犯到青海去了么，怎么又回来了呢？张恺之差点喊出声来。他永远都认得这个人，不管此人走到哪里，不管如今变成了什么样子，那双鹰隼般锋利的眼睛，一辈子都在叼啄着他的心。张恺之紧迫了几步，跳下车招呼那人。他的嗓子发紧，笑得很勉强。他曾希望自己永远不要再见到这位郭成俊，但恰恰也许就是这一位当年负责处理他问题的郭成俊，能够提供自己原始档案的有关线索。
出乎张恺之的意料之外，郭成俊见到他，竟然喜出望外，十分高兴。他好像已经完全忘了当年把张恺之送去劳改一事了，亲热地向他问长问短，倒使得张恺之一时有些尴尬起来。两个人站在马路边上寒暄了一番，言谈之间，爸爸才知道，原来郭成俊一九五八年去青海当了劳改支队政委，在大西北这些年，也吃足了苦头。如今老婆患了老年痴呆症，儿子犯了刑事罪坐了牢，他也是刚刚落实政策回到杭州的……
三十年风尘岁月，天地沧桑，物是人非。当年那位居高临下、掌握着审干生杀大权的直属班主任，同眼下站在张恺之面前的这位笑容可掬、态度谦恭的“老熟人”，像是判若两人。西北的风沙磨去了郭成俊眼里的阴鸷，他的目光暗淡，嗓音嘶哑，黑黄的面孔中透出几分难言的恍悟。
爸爸定了定神，告诉他自己已经正式平反了。但因省人事厅缺少原始档案，恢复工作的问题迟迟得不到落实。说到这里，爸爸忽然觉得喉咙里有一团黏糊糊的东西，使他觉得憋气。他想要大声地说点什么，于是他用力地咳了一声，在心里对自己说——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整人的人和被整的人，都不过是一粒小小的棋子呵。他很快平静下来，问起郭成俊是否还记得当年他的原始档案的记录，并希望他尽快同省报人事处联系一下。那位处长还是郭成俊的老乡呢。郭成俊一听，当即痛快地答应了。
那一天爸爸欣喜若狂地赶回家，向妈妈报告这一奇迹般的转机。他在叙述了过程之后，疑惑不解地对此事加上了几句评语。他说，真没想到，郭成俊如今变得这么通情达理了啊？他又说，自从我平反以来，周围的人怎么一个个都变得那么客气起来啦？他还说，看来，这个世界，正义终究还是能够战胜邪恶的，对吧？
妈妈淡淡一笑说：但愿！
第二天，郭成俊果然如约去了报社。人事处长给他看了那份不署名的公用笺。郭成俊一眼认出了“三大嫌疑”那十五个字，出于当时的某某同志之手，此人现在平湖县的一所中学当校长。于是经过再次认真查证，至一九八〇年九月，省人事厅终于同意恢复张恺之的工作，这前后长达一年多的平反，至此，才总算有了最后的结果。
纠正一个在一夜之间草率作出处理的错案，却竟然花费了一个人的一生，整整二十八年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