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第3页）
五十六岁的张恺之重新走进省报大门的那天早晨，他的心情似乎并不像自己当初想象的那么轻松。他茫然地望着大门口来来去去年轻而陌生的面孔，望着那幢熟悉却又生疏的办公大楼，心里像是有一种被完全掏空了的感觉，灾难和不幸虽然都已成为过去，可是重新开始的，又将是什么呢？
人事部门通知他先去副刊报到。除此之外，报社的领导中，没有一个人向他表示慰问和道歉。他提出应该为他公开恢复名誉，答复是，当年处理你的时候，并未在报社的大会上公开宣布，谈不上恢复名誉。何况，现在报社的年轻人，根本也不了解情况，就在各部门负责人会议上宣读一下平反决定便是了。其他能免就免了吧。不过，有关亲属的工作单位，可以开列一份名单来，由报社发函，告知平反的结果。就此完事大吉。
报社大楼宽敞的走廊里，对流的穿堂风掀起了办公桌上一叠叠文件，露出文件篇头那行鲜艳的红字，在他眼前晃动。
当初把你送走是正确的。如今请你回来，同样也是正确的。——他像是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说话，心里忽然有些空落。
穿堂风把门“嘭”地带上，又一阵风来，将门猛地弹开。
走廊里来来去去的人，认识的和不认识的，客客气气、冷冷淡淡地同他打着招呼，从他身边经过。——回来了啊？有人问。——回来了。他回答。——看你身体蛮好吧？——蛮好蛮好。——有空来坐坐呀。——好的好的……
他觉得后背有些发冷。就好像他离开了不是近三十年，而是三个月。甚至也许前些天才离开，只不过是到外地去出了一趟公差回来，没有人想知道曾经发生在他身上的那些遭遇，究竟是因为什么。人们很忙，没有人对二十八年前的事情感兴趣。——就好像他被驱逐得完全正常，如今回来得也非常自然。
人们似乎不想多问也不愿多说。那些被岁月磨起了皱褶的面孔上，仍像当年一般毫无表情。既没有惊讶也没有怜悯。
冷漠。令人心寒心悸的冷漠，弥漫在这座机器一般隆隆运作的大楼里。
那么……
哦哦，至于党籍的恢复嘛，还需要研究。
那么……
至于工资待遇嘛，此事不太好办啊。按照有关文件规定，原则上是恢复原来的工资级别。但你的事情发生在一九五二年，那时的干部尚未评级。我们查了报社一九五一年的会计账册工资单，当时南下干部都享受供给制，而你的工资是五十九万元旧币，这个数目在当时是很高的，所以嘛……
张恺之急急插话说：当时我是从《当代晚报》转到省报的，报社领导特别强调说，地下党的同志一向在地方上工作，需要养家活口，所以暂时就按照《东南日报》的工资发，但这完全不能体现我的级别呀……
他的解释被冷冷地打断了：这个问题我们已经研究过了。遵照文件精神，恢复原工资待遇。所以，你当年的五十九万元，等于现在的五十九元。相当于二十一级干部。你一平反，就是二十一级，不比你当白铁师傅强多了么？
我爸爸顿时目瞪口呆，哭笑不得。他的脸涨得通红，气愤地说：你们这样生搬硬套，实在是太可笑也太过分了！一九五一年我就被任命为文教组组长，又是特派记者，相当于中层干部，难道现在还比不上一个新闻学校毕业的实习生么？你们坚持要按原来的工资，那么我的职务，为什么又不按原来的呢？
处长笑笑说，我也没有办法。上头只有这么一条规定。
二十九年前，敢于站在地板中央质问社长的张恺之，曾是血气方刚、不知天高地厚。如今他历尽了半生磨难，尽管精神不倒，毕竟已磨去了几多凛然的锐气。何况他还保留了知识分子那一点儿可怜的自尊；何况他自以为还应当牢记共产党员大公无私的品格。他嗫嚅着嘴唇，再也发不出声音。
没有任何赔偿。什么赔偿也没有。像所有那些被平反的人一样，爸爸就连任何一点索取赔偿的念头都没有。他只不过希望得到起码公正的待遇。然而，在某些人看来，平反却是一种恩赐，除了对宽宏大量的平反感恩戴德，你难道还想再要求别的什么吗？
一个人被无辜毁坏了的大半生，包括精神肉体家庭家族的一切损失，就这样轻而易举地一笔勾销。
张恺之平反后第一天上班，悻悻而归。
破旧的自行车穿过拥挤不堪的小巷，链条在脚下发出吱吱呀呀的响声。暮色沉沉地降下来，像一道厚重的高墙，隔开了他与黑暗中行走的路人。他想他也许永远也无法知道正在夜色中进行的种种秘密。他想在无关的路人看来，他也许只是他们身边一闪而过的一个黑影。那一刻他甚至觉得原来一切都并没有任何改变，就像这破烂昏暗的小巷，路面不断地被修修补补，却仍然固定在城市原来的位置上。他仍然像是每天傍晚从粮食局的仓库下班出来，穿过这条弯曲狭长，通往人生终点的隧道……
那个傍晚他决定，他还得继续“申诉”。不仅仅是为了他自己，也是为了那道人为设置的高墙。
几个月以后，我收到了爸爸恢复党籍后的来信。这封用秀丽的毛笔字小楷书写的家信，我一直珍藏至今。对于我来说，这封信是一个永久的纪念；对于爸爸自己，却是一个无意的总结。
他在信中写道：
报社党委终于告诉我：你就去参加支部的组织生活吧。
我就这样糊里糊涂被开除出党，又稀里糊涂回到了党内。
我恢复党籍，这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得“道”多助的结果。我不但没有太激动，而是痛定思痛，没有多少欢欣的情绪。实际上，放在我面前的种种问题，一个也还没能解决。今后能否解决，也未可知。但是我认为，恢复党籍就是恢复了我的名誉，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今天的党是很有希望的——只要它能得到你们这代人中优秀分子的信任和支持，它就可以振兴和建设我们的新大陆。也许你以为我这些想法仍是太书生气，但是，书生气是一个民族精神力量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没有一点书生气，就只能陷入庸俗的市侩气氛之中……
我将那封信反复地读了几遍。
我不知道所谓“名誉”这种东西，一旦丧失，是否真的有可能重新恢复？一个人在几十年中所承受的精神折磨、所经历的损害污辱，难道是恢复名誉所能补偿的么？我甚至无法知道，当一个人已迈入晚年时，当着他失去了一生中所有的时间、生命和机会以后，“名誉”的恢复对于他还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
我没有在爸爸的信中，找到通常那些被平反的人，种种言不由衷的陈词滥调——他没有说他感谢党。没有。从来没有。虽然，我知道，在他饱受创伤的心底，他仍然是深爱着它的。因为那毕竟，毕竟是折磨和支撑了他一生的理想。
我每次重读他那封信，都会有一种强烈的宿命感。当十七岁的张其霭走出上海吴淞路的水果行，在流浪的岁月里最终成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时候，他所向往所濡染的那些“书生气”，却为他带来了一生的厄运。他一头栽在自己梦寐以求的红色理想中，为了实现这“民族精神力量中最有价值的部分”，而丧失了自己作为“人”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