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第4页）
这本应浑然一体的价值观，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分裂成为对立的两极呢？如果社会理想的实现需要以人的价值丧失作为代价，那么这种社会理想的“价值”究竟何在呢？
当我亦无可挽回地成为一个所谓的知识分子时，重温爸爸1980年的教导，我不得不一次次固执地向自己发问。
就在爸爸平反恢复工作的同时，却传来了卢坤伯伯在上海病重的消息。爸爸一时顾不上其他，去报社报到后，立即赶往上海探望卢坤。据爸爸后来讲述的情形，此时卢坤伯伯已肝癌腹水，疼痛难忍。形销神锁，面色灰黄。爸爸拉住他枯瘦的手，话未成声已是泪如雨下。
卢坤伯伯从来都不是一个爱惜自己的人，一向都拒绝上医院。待病情发现时，已是晚期，上海的医疗条件也无能为力了。
那是爸爸一生经历的所有痛苦中，最为伤心的日子。
病床前吊瓶里的药液，无声而缓慢地浅落下去。像一条即将干涸的河流，消失在茫茫的戈壁滩上。他干瘪的手臂上，已难找到能够插入针头的皮肤，就像岩石和沙漠，将生命之源拒绝在外。短暂的昏睡中，卢坤伯伯会被剧烈的疼痛折磨得禁不住哼出声来，但他一旦清醒，无论怎样地难忍，终是咬着牙，任凭汗珠如豆粒般滚落……
爸爸伏在他的耳边，告诉他自己平反的消息。
卢坤伯伯被痛苦扭歪的脸抽搐了一下，眨了眨眼睛。也许只有爸爸能够看懂，一丝一丝的喜悦和欣慰，在卢坤暗淡的眸中闪过。如果那能够称为微笑，那么一定是世界上最真诚的笑容了。那微笑融化在爸爸的眼睛里，面前一片模糊如大雨滂沱天昏地暗了……
爸爸在卢坤伯伯的病榻旁，整整伺候了十天。
陪伴另一个人走向生命的终点，也许比自己亲历死亡更痛苦。
在深夜的寂静中，爸爸时常久久地注视着他的老友昏睡的面容。一个面色黧黑、顽皮聪颖的男孩子，从病榻上一跃而起。柏年么——爸爸面对少年的卢坤轻声喊道。他想起了四十多年前，他和卢坤刚刚在粤帮水果行的联益小学认识时的情形。柏年长他几岁，遇有同学打架，他总是跳出来抱打不平，打得鼻青脸肿地回家，依然雄赳赳的一副模样。他们一起学说上海话，可是柏年怎么也改不掉浓重的广东口音，说“鸡蛋”，他非说是“给当”；说“吃饭”，他非说“释放”……差点把上海人笑死。他的头脑灵活而舌头笨拙，简直可以说一点语言细胞都没有，到后来连他自己也灰了心，索性就开始进行“创作”——直到解放后，卢坤在领导岗位上，还说着一种上海话不像上海话、广东话不像广东话的奇怪方言，他那个美丽而贤淑的上海妻子倒是心领神会的……
……假如当年他和柏年不离开那个广东老家呢？他痴痴地想。假如他们没有来到这座陌生的繁华都市，在这里接受了最初的民主理想，从而走上了一条坎坷的革命旅程，那么他和卢坤的一生，又会是什么样子的呢？假如他们像大多数广东人一样，漂洋过海，去了大洋的那端，他们生命的最后归宿，又将会在哪里呢……而人生无法假设也无法重新开始，他们注定了漂泊、注定了流浪，像所有背叛了故乡的异乡人，一生一世都在苦苦寻找着自己精神的家园……
昏昏沉沉的瞌睡中，爸爸想起了自己平反回报社后，许多朋友感兴趣的，仅仅是他的身体气色。他们对他乐观饱满的精神状态感到惊讶。他们津津乐道于他仍然像年轻人一样旺盛的精力、羡慕他敏捷的思维和矫健的步履。那几位熟识的同事，甚至充满善意地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做“英俊少年”。
……他真的还是当年同卢坤一起在上海叱咤风云的那个“英俊少年”么？他似乎不会相信。他只知道，这些年来，为了等待这“有朝一日”的平反改正、为了证明自己最后的无辜，他拼命地坚持着苦熬着挣扎着支撑着。他脸上的开朗和眼里的明澈，都被他这种信念和希望胁迫而生。是他自己创造了那样一种精神状态，他之所以能够不屈不挠是因为他不得不如此。一旦他不小心越过了那条绝对的精神封锁线，他就会无所依托、一败涂地了……
然而当他真的回到报社的时候，当岁月证明了那曾经发生在他身上的谬误时，他却已经老了，他的精力才华已销蚀殆尽。他忽然觉得，也许真正的悲哀，恰恰在于他历尽坎坷，却居然还保留了那个笑傲人生的外表……
老友的呻吟使他猛然惊醒。
卢坤终将撒手人寰，先期离他而去。永远永远。而他又究竟还能支撑多久呢？在老友的病榻前，爸爸忽然觉得自己也同样已没有力量维持下去了。在他的心灵深处，也许他的“精神状态”正在临近崩溃，他的所谓信念正在裂变瓦解，而这些，除了他的妻子小玲，是没有任何人能够察觉和理悟的……
那个凄凉的夜晚，他最后的广东老同乡，在弥留之际睁开了浑浊的眼睛。
那双眼睛久久地望着他，似乎还有什么话要说。
爸爸把一侧耳朵紧贴在他的嘴边。我在这里。他对他说。嫂嫂和孩子也都在这里，我们听得见的……
卢坤伯伯那气若游丝的声音，在生命最后时刻，说出了一句完整的话。当爸爸辨别出那句话的意思时，爸爸觉得自己的呼吸也随他一同停止了——
……要搞搞清楚，一定要搞清楚。贴标语的那件事情……他们说我不肯去贴标语，就是自动脱党，是政治动摇……这个历史结论……我不能接受……一定要……帮我申诉……
这就是一个老党员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最后的遗言。
卢坤伯伯于一九八〇年九月在上海逝世。终年尚不到六十岁。据说后来，在他的家属的一再请求下，有关方面依照他的遗愿，终于撤销了审干时对他的不实之词，也算是为那段历史“平”了“反”。
卢坤伯伯的去世，使爸爸痛心欲绝。平反给我们全家带来的欢欣，湮灭在这一悲哀的噩耗里。
比卢坤伯伯的突然病逝更令我震惊的，却是他临终前的遗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始终想着他最后的那个遗愿。那是他参加革命之初发生的事情，早在建国后的历次运动之前。那个幼稚纯真的少年，不懂得“组织”需要绝对的服从——当革命给予了他们关于自由平等的理想时，“组织”却需要他们用个人自由作出抵押。革命与自由本互为因果却又互不相容，这大概是许许多多知识分子革命者，所始料不及之处。
卢坤伯伯去世的几年以后，时至一九八三年中央落实政策检查组到达杭州，爸爸经过又一轮锲而不舍的上访和申诉，报社总算同意，调整了他的级别，但仍然没有彻底落实。对于爸爸如此执著地要求公正恢复他的待遇，我曾迷惑不解地对爸爸说：算了算了，何必呢，不就是几十块钱的事么，费那个口舌干什么？
算了？爸爸生气地提高了声音。怎么能算呢？你知道这些事情为什么那么难？就是因为改错的人，往往就是当年做错了事情的人，否定自己是很痛苦的啊，你别看“落实政策”一共只有四个字，“落实”本来有弹性，“政策”也可以加以解释。而我要争取的就是一个真正的而不是敷衍的落实。否则，我要平反做什么？
我在很多年中，曾以为命运的种种磨砺，已使爸爸彻底放弃了他青年时代满怀**的理想主义。我一直认为爸爸早已变成了一个安于现状的现实主义者。但平反后恢复了本来面目的爸爸，使我深切地体会了那句名言：你不可改变我！
至此，张恺之的艰难的平反经历总算告一段落。他一生所受的苛虐也可算是终于结束了。但那并非是一个时代的终结。就在我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新的冤情和莫须有之罪，依然在我身边此起彼落地生长蔓延。然而宇宙本不知何以为初，又安知何以为末呢？也许在终结之前很久，另一种开端，其实已经正在发生着、替代着、演化着了……
那将是我这个故事以外的故事。也是我写出这个故事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