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第4页）
妹妹吞吞吐吐地说：我不会讲，那是一句粗话。
我骂粗话了？爸爸越发惊讶。我怎么会骂粗话呢？
是真的。难道你自己不晓得吗？妹妹很认真地望着他。
我不晓得。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啊。
从你到了街道后，你一直是这样的。尤其是这几年。
嗬嗬，我想这不可能！爸爸似乎有点不好意思。
婴音说的是实话嘛。妈妈公正地加以确认。我也作了旁证。
是这样啊……爸爸若有所思地摇了摇头。街道……他叹了口气说。街道这个地方……不过，那些讲粗话的人，可都是好人呐！
故事三：关于“磨刀霍霍”
时间：“文革”后期
这一次，是妹妹讲的。任何事情经她一讲，即使原本很平常，也会忽然就好笑得很。
——嗳你记得那个汪永连吗？就是那个每次来我们家，离老远的地方，就开始喊爸爸名字的那个人。喉咙有点哑壳壳，声音一往上翘，就会突然跑调的那个人。想起来了吗？嗯。你不要看他这么邋邋遢遢的一个小个子，爸爸说他以前参加过土改工作组，是工人提拔的厂工会主席。不过他这个人有点喜欢自说自话，那破喉咙又不动听，一跑调，往右边一拐，就拐成了“右派”，后来弄到街道里来。爸爸做白铁工的时候，他给爸爸打下手的。
——你晓得刘学谦吗？那个瘦高高的长条，戴副眼镜，一看就是很聪明的样子。听说他从前是矿冶学院的大学生，念到三年级，那一年暑假，到天津去看他姑夫。他姑夫是天主教教区的一个神……神什么？（爸爸提示：神职人员）你说他看什么不好，偏偏去看神……神父。其实他父亲解放前是上海海关的检疫专家，解放后弄到新疆去了，后来也不知怎么又变成了反革命。他对我说过，他们家在杭州耶稣堂弄里的私人房子，也被没收了。他自己的父亲太远了没法去看，就只好去看姑夫。没想到这么一看，就看出麻烦来了。回到学校，说他同宗教组织有联系，勒令他退了学。不过他功课好，懂机械什么的，就到一所中学里去代课。代来代去的，同一个教数学的青年教师很要好。到一九五七年，那个数学教师变成了“右派”，让他揭发，他不肯，就被学校赶出来了。反正他有技术，七弄八弄的，到了服务站来当了技术工人。同爸爸一道，给新房子做水电安装。
还有一个叫邵岱南的电工，说他写过反动标语。他爸爸解放前当过县长，后来逃到台湾去了。有一次他看报纸，一边看一边随手乱划，在报纸的边边上，写了好多字。让别人发现了，说他是反革命。他仔细一看，才看见那报上有张领袖像，他在旁边写了好多“打倒”。其实是因为那天的报上登了美军入侵黎巴嫩的消息，他解释说自己是想写打倒美帝国主义，只是后半句还没写完。但没有用，还是把他送去劳教，他真是跳到西湖里也讲不清楚了。那个叫黄其煌的人，你认识的，十七岁时在上海交大念一年级，就打成“右派”了，他不是还会写诗的么。还有一个“章木陀”，力气很大，专门管摇绞板的。他原来是个派出所的户籍警呐，三年困难时期，他老婆生了孩子，饿得没有奶，他就在业余时间去“柯黄鱼”，做点小生意，好给他老婆买猪脚爪发奶，结果被送去劳动教养了，出来后只好到街道里混日子。这么一批牛鬼蛇神，在一道做生活，街道里当然是眼睁睁盯着他们的啦。
你先让我讲下去嘛。哦，偏偏工地上有一种大锯条，锯一段时间，就会断掉的。断掉了没有用，刘学谦看扔了可惜，出个主意，说是可以用来磨水果刀。爸爸他们都赞成，每个人都很起劲地磨了好几把。（爸爸插话：那种锯条的钢极好，又韧又薄，安上一个木头柄，可以当菜刀用。）刀片长长的，亮得像镜子一样。刘叔叔还专门送了我一把小的，我用来削铅笔，刀片还没碰到铅笔，木屑就掉下来了。同学都和我抢。爸爸要用它来剔肉骨头，我是不肯的。
可是突然有一天，爸爸回家时脸拉得长长的。对我嚷嚷说那些刀呢？统统去找出来，派出所要我们上交了。不上交就变成阶级斗争啦。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我说那我用什么削铅笔呢？爸爸说都到这时候了，我还管你用什么削铅笔呀！
（爸爸纠正说：不对，你漏掉了关键的细节。事情是这样的：那次派出所所长把我们找了去，板着脸说：最近你们都在干些什么？刘学谦笑嘻嘻说：没干什么，不就是管道安装吗。派出所所长喝道：我不是问你这个，有人反映，你们在工地上不好好干活，搞什么名堂？刘学谦说：我们也搞不出什么大名堂，就是混口饭吃……所长一拍桌子：你们还想抵赖，有人反映你们磨了很多尖刀，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刘学谦吓了一跳，连忙解释说：我们只是用断锯条做了几把小刀，是削水果用的，没什么意思啊。所长想了想，命令说：那你们回去吧，明天把所有刀子，统统都给我缴上来，一把也不许留！以后再不准这样搞，谁搞就对谁不客气！我们走出派出所，松了口气，又叹了口气，第二天，大家只好把刀子都缴了上去，才算拉倒。）
妹妹又说：爸爸你忘啦？那天晚上汪永连偷偷跑到我们家来，告诉我们，千万不要把那大的水果刀缴上去，要缴就缴小的。我说小的我还要削铅笔，要缴就缴大的吧。他说那我可一定要留一把大的，到时候你们就说我没做大的好了。就这样，总算混过去啦。
（妈妈补充说：后来我听说，这件事，是你们修建队里的积极分子反映给队长的，那个退休老工人，队长吴阿四，一听就赶紧跑到派出所去汇报说：不得了啦，阶级敌人都在磨刀霍霍啦，你们还不去管一管！）
妹妹去找那把小刀的时候，爸爸说：可惜那样一来，我们几个人想筹建水电安装队的计划，自然就落空了，没有人再敢提起。
听完这些“故事”，我哑然无语，哭笑不得。比起“文革”中那种种惊心动魄、血肉横飞的大事件，这些小故事实在是平常而又平淡。但多年后我依然难以忘却。
很多年以后，当我们重新温习那些愚昧荒诞的往事时，我们看到，在“革命”这个神圣伟大而崇高的旗帜面前，“人”显得何等渺小、卑贱而微不足道。假如人们为了“革命”而成为非人，那么革命究竟又是为了什么？
在那个丧失了理性和良知的岁月里，张恺之只能将他的疑问深藏于心底。
在那个“磨刀霍霍”的故事发生以前，爸爸一直在粮食局的仓库，做些收货出货的杂活。
他考虑到自己的年纪一天天大了，即使外调结束，他也不能再去做装卸工了，应该掌握一门手艺才好。当时仓库来了个白铁工胡师傅，正需要人帮忙，爸爸就去给胡师傅打下手。
听说这个胡师傅，小时候学过这门手艺，抗战时当了兵，钣金工的手艺就扔了，后来重操旧业，也就是个三级工的水平。胡师傅解放前在国民党军队当少尉文书，后来部队在四川起义，所以解放后，他持有国防部颁发的复转军人证。原在一个厂里做合同工，因为他认识肉铺的人，常常走后门给食堂买些便宜的肉骨头下水之类，有一次食堂用餐的人吃了那些排骨，全都上吐下泻，送去医院急救。查来查去查到他头上，被安上一个阶级报复和蓄意破坏的罪名，有口难辩，判了三年劳动教养。从此不知哪根神经搭牢，竟然逢人便说，他奶奶生前告诉过他，他是伟大领袖早年离散的亲生骨肉毛岸龙，早年由毛泽民送来杭州。因此他一有空就给中南海方面写信，那些信都被转回到街道里，久而久之，大家习以为常，也没人理会他。刑满后到了粮食局仓库。爸爸说这个人其实挺正直的，他跟着胡师傅学手艺，胡师傅提出的第一条守则，就是不准用公家的白铁做私活。他平日不肯给人做私活，单位的头儿对他还算不错。
过了三个月，胡师傅要爸爸自己揽活做，我爸爸只好硬着头皮去独立操作。他系上了长围裙，拿起了檀木方尺，开始跟人叮叮当当地敲白铁。又买了些《钣金工实用手册》之类的书籍来看，凭着胡师傅教给他的一些基本要领，自己一点点用心琢磨。几个月下来，渐渐熟练了，居然也就有些入门。开始时，爸爸做简单的隔漏、落水管，再学做水桶、水壶等实用家什。后来就依样画葫芦，尝试做通风保暖设备、虾米弯头、圆锥体等等。“文革”以后，社会上生产早已萎缩，这些白铁业务，都是队里的泥水师傅，设法同业主联系来的。所以爸爸很珍惜自己的活计。他是在学会了钣金工的技术后，才进一步发展到后来那个水电安装组去的，据说他专门分工做白铁水管，人称张师傅。
爸爸终于能够凭自己的手艺过活了。他的技术日益熟练，于是他常常忍不住在我和妹妹面前，吹嘘自己的手艺如何如何，不过我们总是不大相信。妈妈对爸爸自称的四级工水平，也抱着十分怀疑的态度。为了证明自己的技术，某一日爸爸回家的时候，从包里拿出了一只方形的白铁盒子，盖子可以打开关上，虽然开合有点费劲，总算是能开能合的。他很骄傲地告诉我们，这是他利用休息时间，用白铁的边角料做成的，给妈妈用来做针线盒，实在再好不过了。那只针线盒至今还保存在妈妈的抽屉里，封存着一段不堪回首的记忆。我每次开启那只不太灵活的盒盖时，总会有许多往事的碎片，在手中绵绵的长线中，丝丝缕缕地连接起来。
后来他还做过一只水筲和一只形状粗笨的罐子。那只罐子盛上凝固的猪油，随托运的食品，发送到北大荒农场，一直伴随了我许多年。
许多年过去了，那些少年时代的往事渐渐被记忆洗得淡漠。浮于表面的琐屑，被岁月的流水淘筛，只剩下了沉淀于底层那些最沉最重的颗粒。随着起起伏伏险恶多难的人生波浪，只有当我自己也逐渐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挫败后，才开始向我饱经风霜的爸爸渐渐走近。
在后来北大荒凛冽的寒风中，我许多次爬上积雪覆盖的草垛，遥望着家乡的方向——我看见爸爸背着蔬菜走过漫长的公路、看见他每天“挖山不止”走上漆黑的煤山，他仍然是高高地扬着头、极目四眺，俨然一副俯瞰众生的神态。他用自己顽强的生存意志和体力，担起了所有压在他身上的重负。当他烦恼、当他苦闷、当他暴躁、当他愤怒——他却终未有过怯懦和悔恨、终未有过谄媚和妥协。他走过“卑贱”人生，还始终坚持了他自尊坚忍的个性人格。爸爸同那些身处逆境，而心理先行颓丧的人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之处是：他无论经历怎样悲惨的遭遇，在精神上却是永远“打而不倒”。
爸爸和妈妈正好是一个相反。妈妈在苦难中沉湎于她的幻想。用一种可以称为“童话理想主义”的浪漫精神，抵御了命运的残酷。而爸爸在苦难中逐渐抛却了他的幻想，变成一个脚踏实地的劳动者，笑傲尘世，独立于天地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