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第5页）
张恺之一时面临了尴尬的局面。他手中一无人马、二无凭证；骆中杰迟迟未到，他又无法同上级联系。这个策反行动将何以为继？海宁位于沪杭线咽喉要道，扫清海宁至平湖一线国民党残部，将为渡江解放军铺平道路，不能有片刻延误。
张恺之在那个瞬间想起了一九四四年秋天，在杭嘉湖地区采访时，他曾与这个自卫总队长俞文奎有过一面之交。目前，他唯一的办法，就是同俞文奎直接谈判。
俞文奎是这个故事中，最后一位悲剧人物。那个悲惨的结局并非发生在海宁和平解放的当时。只有等天安门城楼前升起了五星红旗之后，他才会同那些起义军官和地下党员们一道，走进另一个黑色的故事里去。
俞文奎是个自己拉杆子起来的抗日军人。一向在游击区以自卫队的名义坚持抗战，部队纪律严明，受到当地百姓拥戴。我爸爸在天目山时期曾认识的那个指导员鲍自兴，因国民党要抓他，逃入敌占区，曾以灰色面目隐蔽在“和平军”里。抗战的最后两年，鲍自兴驻扎海宁盐官镇，为四明山根据地运送物资。他与俞文奎虽然政治信念不同，私人交情却很深厚。按俞文奎当时拥有的兵力，要想消灭盐官镇这点汪伪军绰绰有余，但俞文奎因同情鲍自兴受国民党迫害，一直对他眼开眼闭。抗战胜利后，鲍自兴率起义部队随新四军北撤，俞文奎居然也让路放行。张恺之摸清俞文奎的来龙去脉，对于争取他的自卫队，有了几分信心。
周公穆明白眼下已是大势所趋，当即带了张恺之，去十八里路外的郑家木桥，找到了俞文奎的一个中队长，那个叫张关荣的中队长见过张恺之的记者证，便答应带他去斜桥找俞文奎。此时已是四月二十八日的下午。
张恺之让张关荣预先送上了他《当代晚报》总编辑的名片。他走进俞文奎的驻地时，一左一右是身穿国民党军服的曾一进和倪布明二人护佑，倒也很是威风很是气派。落座后，稍事寒暄，他发现俞文奎其实早已忘了当年那个青年记者。于是他便开门见山，直截了当地向俞文奎指出，他面前只有一条路：弃暗投明。
俞文奎慢吞吞剔着牙花，只听不答。少顷，略一偏头，示意手下人拿出一份文书，很有些傲慢地说：你看，这是民主联军挺进纵队委派我出任副司令的委任状。不过嘛……不过我还没答应他们……
那份委任状的下方，有一个鲜红的大印，赫然在目。
张恺之说：当断而不断，则错失良机。眼下大局已定，你应该跟共产党走，不要再抱任何幻想。什么民主军，这种杂牌部队的番号都是靠不住的。人民解放军的杭嘉湖游击支队即将到达海宁，你究竟何去何从，可要顾全大局，为自己也为你弟兄们的后半生想一想啊！
俞文奎低头不语。又忽然问道：假如我投靠共产党，那你们打算给我一个什么名义呢？
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研究，但我现在不能回答你。
好，那就一言为定，我们盐官见！张恺之胸有成竹地回答。
第二天，骆中杰如约赶到。情势紧迫，张恺之随即带着曾一进、倪布明和黄志雄三人去了盐官镇，并责令周公穆不得离开周王庙，继续维持地方治安。五月一日，张恺之在盐官城中旅馆，同上级领导陈伯亮、唐为平会合，四人开会研究商定：他与唐为平两人，负责组织海宁“局部和平”起义，曾一进、倪布明随同工作；至于俞文奎，可以给予“海宁人民自卫团团长”的名义。陈伯亮和骆中杰带黄志雄，则立即前往平湖策动起义。
革命的风暴正席卷残云、所向披靡，一步步逼近最后的顽固堡垒。胜利之前的最后时刻，稍一疏忽都可能前功尽弃。时间已以分分秒秒计算。每一分钟都无限宝贵。五月二日，俞文奎终于明确表示愿意接受共产党的指挥。张恺之、唐为平在俞文奎的安排下，住进一所隐蔽的高墙大院，就此，“杭嘉湖独立游击支队”，总算把海宁的地方武装控制在自己手中，海宁县有希望实现和平解放了。
我不得不时时为爸爸捏着一把汗。
我第一次发现，英俊而文弱的爸爸，竟然也怀揣英雄虎胆。那颗年轻的心脏，就在离我不远的胸腔中，强劲有力地跳动着。殷红的鲜血在他体内剧烈奔腾，如河流般声声哗响。那片鲜艳的血雾从我眼前漫天漫地喷洒过去，将为我涂抹出一个红色的新世界。
五月三日凌晨，张恺之和唐为平站在盐官镇寂静的民舍庭院里，细细辨别着从杭州方面传来的依稀炮声。那炮声虽然遥远，虽然模糊，却是何等惊心动魄、何等震天动地。他和唐为平默默相对，将手紧紧握在一起——杭州即将解放了。他们几乎同时说出了这句话。话音未落，他们的眼睛已经湿润。
共和国的历史记载：五月三日是杭州正式解放的纪念日。我在小学时，每年的这一天，都会看到街上贴出庆祝的标语。红五月是属于杭州的。湖边山角、小巷深处，满城攀墙怒放的蔷薇，如一张张洋溢着希望的笑脸，献给浩浩****入城的大军。蔷薇娇艳的花瓣在微风中片片坠落，如雨缤纷……
就在杭州城欢歌四起、鞭炮雷鸣之时，张恺之和唐为平，却正孤零零地站在盐官镇的高墙之下，亢奋昂扬却又忧心如焚。——忽然有人来报，县里的一些乡绅们，正在筹备一个叫做“地方保安委员会”的应变组织，并已决定在五月三日上午，召开伪参议会出面组织的“人保会”。风云又起，他们顾不上为杭州的解放欢呼抒情，他们仍然面临着一场同海宁地方反动势力的生死搏斗。
他们只能依靠以“人民自卫团”团长俞文奎为首的起义武装力量，来实行“和平解放”。
最后的时刻已经到来。张恺之整理了一下凌乱的头发，没忘记扯平已显得肮脏不堪的西装，一行四人，阔步迈入了乡镇长会议的会场。他小小的个子敏捷一跃，登上了会场的主席台。（其实只是平地上的一张小方桌）略略沉思一刻，朗声说：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杭嘉湖独立支队的代表。今天全县的乡镇长都在座，我向大家宣布：从现在开始，海宁县已经和平解放了！
张恺之的**在那一天得到了最淋漓尽致的发挥。他思路缜密、条理清晰的口才在很短的几分钟里，便征服了在场所有的大小“土地爷”。他随即传达了中央军委的命令：全部、干净、彻底地消灭一切敢于顽抗的敌人，解放全中国。他还讲了共产党的政策，要求全体乡镇长消除顾虑，立功赎罪，保护一切物资、档案，准备人民解放军接管。
他最后宣布：盐官镇当天即举行庆祝解放的大游行。
张恺之慷慨激昂的声音在盐官镇的上空久久回响，然后渐渐淹没在热烈的掌声之中。几乎与此同时，大门外守卫的“人民自卫团”的团员们，纷纷扔下了国民党的帽徽，戴上了“人民自卫团”的红袖章。
这是我爸爸张恺之年轻的生命中最光辉的时刻，也是他短暂的政治生涯中，稍纵即逝的巅峰。
当天下午，由张恺之亲自起草，伪县政府门口，贴出了署名“人民解放军杭嘉湖游击支队海宁人民自卫团”的布告。
傍晚，庆祝解放的游行开始。在欢庆的锣鼓声中，有人来报告，县警察局有人携带一挺机枪，逃往江对岸去了。那个夜晚他们仍是一夜未眠，命令关闭城门，实行戒严。直至第二天清晨，宵禁解除，他们才总算松了一口气。
一九四九年五月四日上午，他和唐为平骑着两辆借来的自行车，沿着公路，飞快地往杭州方向驶去。现在他们只剩下最后一个任务，就是同进驻杭州的人民解放军取得联系。铁路暂时停运，县里竟没有一辆汽车可派，他们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这辆借来的自行车了。
他们骑得汗流浃背、精疲力竭。长长的公路，似乎望不见尽头。在海宁终于回到人民手中的那个早晨，张恺之拼命地蹬着自行车上的脚踏板，驶过路边金色的油菜花地和碧绿的麦田。江南田野的春色，在他眼中呈现出从未有过的明亮和妩媚。他想他总算是做成了一件事情——作为一个文弱书生，他终于以良心和正义，制伏了反动的枪杆子。
那个胜利的早晨，在微风拂煦的公路上，真正使他开心和激动的是，从今以后，他总算可以把妻子接到杭州来同住了。车轮扬起的尘埃中，他全然不知前面将会有什么样的厄运正在等待着他。很久以后，时间才会向他证明那个永远的真理：文化人一旦搅和进政治或是兵家的漩涡，往往事与愿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