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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日杨天波威震横湖镇。杨天波二十岁那年的壮举，如今听起来，有点像一个传奇。

据说那一日，浙东反共救国军的一个上校支队长许贵炳，突然窜到横湖。不由分说便扣押了朱鸿钧，企图吞并杨天波的联防队这块“肥肉”。杨天波闻讯，火速带着人马赶到。就在横湖街上，杨天波怒不可遏，当即拔出手枪，将许贵炳一枪击毙。杨天波收了枪，朝着枪筒吹了口气，笑嘻嘻对四周围观的群众说：想勿到，今日枪走火了！诸位多多包涵！随即扬长而去。

杨天波此举，救回了朱鸿钧，保住了联防队。也使联防队在不久后迎接杭州解放的战斗中，立下大功。

到了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终于传来了人民解放军胜利渡江的消息。余杭横湖地区的地下秘密武装揭竿而起，争取了国民党县长白冲浩起义。余杭县自卫大队曾命令联防队到县城集中。杨天波根本不予理睬。自卫队把个杨天波恨得咬牙切齿，打算包围联防队，干掉杨天波。而这支以联防队为旗号的地下武装，却在祝歧耕的率领下，翻山越岭而去。人民解放军进军杭州的先头部队抵达杭州时，祝岐耕派朱鸿钧带领部队到达钱塘江边的月轮山五云山，控制了钱江大桥，保护了钱江大桥未被炸毁。

据说杨天波和他的队伍，把守那座桥头堡，还缴械了不少小股散兵的武装，及时阻止了国民党残部溃逃。

一时间，二十一岁的杨天波，使方圆数十里的乡亲刮目相看。解放军接管后，地下武装扩建为县大队，杨天波是第一中队长，参加了剿匪后，被送到省军区后勤学校学习。杨天波那时到省城报社来看望张恺之，两只眼睛笑眯眯的呈两条细缝。

然而勇敢的杨天波，后来的几十年却历经七灾八难。一言难尽。

解放初审干时，由于张恺之的“问题”株连杨天波，使得杨天波的后半生吃尽苦头——所以，尽管张恺之为那个地下武装捐献了他的金戒指，我爸爸却始终觉得自己愧对杨天波。

一九四九年一月，张恺之的组织关系转到了杭州，开始时，预定担任文化区委成员，旋即转入对敌策反部门。因让他负责德清新市、海宁周王庙的国民党部队一个支队的策反工作，横湖的秘密武装便移交祝岐耕领导。

又一段新的故事将要开始。这本是一则并不复杂的故事，然而搞清楚它们的来龙去脉，差不多费了我几十年的时间。从少年到青年再到中年，断断续续中听说的那些人和事，始终被岁月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即使在我与爸爸身心共处的当时，对于他如此热衷于武装斗争，我也总是抱着难解的困惑。所以直到今天我写出那些故事的时候，我仍然有一种极不真实的感觉。

黄志雄这个人，是张恺之关于海宁策反的序言和引子。

当年张恺之作为《民族日报》的特派记者，去杭嘉湖游击区采访时，认识了这位不知是哪一路的游击大队的大队长黄志雄。黄志雄是个广西人，读过书，也算是个知识分子，为抗日离乡外出从军，后来就滞留在江浙一带。他领着几十个兵，有十几支快慢机，靠着袭击敌伪据点，俘虏汉奸，养活自己的部队。那次黄志雄的部队正好也要过封锁线，有人带了记者张恺之这个广东大同乡来见他，读书人加思乡情，两人谈得很是投缘，黄志雄就冒险带着张恺之过了封锁线，由此也同张恺之结下战地之谊。抗战结束后，他退了伍，住在新市镇上，因对国民党不满，整天牢骚满腹。用爸爸后来的话说，是个失意的上校军官。

偏偏就在一九四八年筹建横湖秘密武装时，张恺之巧遇黄志雄。

发展地下武装正急需军人。黄志雄的出现，使张恺之喜出望外。

我知道爸爸的口才是极富鼓动性的。在得到上级批准后，他居然很快就说服了黄志雄，重新打入国民党部队去。一九四九年二月，黄志雄找到了一个叫做刘光的旧友，介绍自己打入了当时活动于沪杭铁路两侧的海宁县周王庙与德清县境内，国民党“国防部反共青年救国军”浙西第七支队，去担任副支队长。支队长周公穆，是海宁当地人。

几个月后，杭州解放前夕，地下组织利用海宁当地武装力量的钳制，最终和平解放海宁，自然也有黄志雄点滴之功。解放后由爸爸委托林泉，介绍黄志雄去上海教书，在一所学校当总务主任。一九五一年的一天，走在马路上，突然被公安局抓走，下落不明。后来听说起因是他的旧友刘光是个托派。

由于刘光是托派，依此类推，黄志雄当然就同托派有涉；而张恺之策反了黄志雄，必然也同托派脱不了干系——这便是一九五二年镇反时所牵连的人员关系的“几何”图表。这样的“推理”，使得我们这个关于策反的故事，在叙述结束后，反而派生出愈加错综复杂的旁枝末节。

那是一个人造的黑圈。无论是叙述还是阅读，都需要耐心。

现在轮到了曾一进和倪布明。这两位赣南中正大学毕业的高才生，曾在蒋经国麾下得到一官半职，抗战结束时都已是校级军官。他们原本都是正直的热血青年，曾立下报效祖国和民族的宏愿。然而面对国共两党之争，却一时尚有疑惑，不知何去何从。

当年的中校军官曾一进，具有初步民主意识，拥护英国工党。他的堂兄也是国民党官员，当时出任台湾省政府秘书长。由堂兄的一封介绍信，抗战结束后，他便在杭州市政府当了荐任视察。年轻而高傲的曾一进，是在每天阅读《当代晚报》时，听人说起总编辑某某这个名字的。《朝花夕拾》专栏上那些犀利的短文，居然使曾一进对这位作者发生了兴趣，据说还有几分佩服的意思。他们有幸结识后，常常就英国工党式的社会主义进行辩论，弄得面红耳赤的，各不相让。张恺之出于无奈，斗胆拿了一本《新民主主义论》来给曾一进看。曾一进用了几个晚上仔细地阅读了这本“禁书”，竟然为之倾倒，很快被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吸引，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正在此时，他的同学好友倪布明来到杭州，受到曾一进情绪的感染，立场也发生了动摇。

上校文职军官倪布明，其父是蒋经国的老师。一九四九年年初，蒋家王朝的地位已岌岌可危，倪布明十分苦闷地来到杭州，打算先回福建老家再作道理。却不料遇见了张恺之这么一个热血沸腾的赤色分子，诚恳而雄辩地一次次向他们作出精辟的宣传鼓动，从当前局势分析直到未来的明智选择，弄得两位军官心悦诚服，最后竟毅然决定背叛国民党，留在大陆，走弃暗投明之路。

我的爸爸以他幼稚的政治**，“招募”和搜罗着同情革命的“叛逆”分子，迫使他们在新形势下重新选择自己的政治态度。至此，他已经掌握了一小支基本队伍，有了可以发挥作用的“军事”力量。他似乎可以开始行动了。

张恺之在得到地下组织的同意后，首先派出了倪布明上校，去溪口深入虎穴，了解敌情。其后，便带着这两位身着“虎皮”的起义军官，奔赴沪杭线上的海宁重镇盐官。

焉知祸福？

处于莽莽天地的混沌之中，无形无声的我，却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待革命胜利之后，也许爸爸根本无法对这些人的命运负责。

我对我未来的爸爸已越来越感到陌生了。

这个被以上的插叙打断了的故事，发生在中共“一大”会址的后一半组成部分——嘉兴南湖湖畔。

一九四九年春天，那个“青年救国军”的副支队长黄志雄，有意无意地在周公穆面前，泄露了张恺之是杭州《当代晚报》的总编辑。待到四月二十一日解放军大军渡江之后，周公穆突然来到杭州谢麻子巷六号《当代晚报》社址找他，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要张恺之帮他找共产党。周公穆说他在海宁有多少多少枪支，多少多少人马，急于得到共产党的承认。张恺之明白准备已久的机会将要来临。但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身份，只是答应帮他搭桥联络。他走后，张恺之当即向上级领导骆中杰作了详细汇报。

下车后，曾一进即被派去新市镇，命驻扎的黄志雄速速率部，携带枪支，穿过铁路到周王庙集合。

此时的沪杭线，已是冷冷清清，铁轨像一条疲倦的长蛇，懒散地躺在两侧荒芜的水稻田里。只有小站上蓝色的信号灯，闪闪烁烁，犹如长蛇尚睁着戒备的眼睛。守护铁路的国民党军队大多已仓皇南逃，留下一支八九个人的小分队，横七竖八地躺在路基边上，漫无目的地放着冷枪。零乱的枪声穿过空旷的田野，声声凄凉。

年轻的张恺之，西服革履，意气风发。在周公穆的一再请求下，他以《当代晚报》总编辑的身份，在一座大院子的墙门里，“视察”并“检阅”了这支部队。说是部队，其实只不过二三十人而已。张恺之心里暗暗发笑，又有些失望。经过实地观察，他已明白周公穆的“反共青年救国军”是没有实力的。周公穆曾吹牛自己可以掌握二三百支枪，其实他手下的兵，只是镇上的十来名自卫队员，并无正式建制。海宁地方的反动武装，全部掌握在自卫总队长俞文奎之手。

尽管如此，张恺之还是气宇轩昂地登上了院子中央的台阶，向周公穆手下的兄弟们训话。他讲话的大意是：人民解放军已胜利渡过长江，国民党政府溃不成军，你们能跟周支队长弃暗投明，这是明智之举。据知，杭嘉湖游击支队很快就要到来，你们要谨慎行事，同游击队会合，争取光明的前途。

过了两三天，派去新市的曾一进回来了。黄志雄也随他同来。但黄志雄已是一个“光杆司令”，只身一人，队伍与枪支俱无。张恺之顿时出了一身冷汗。急急询问，才知黄志雄的部队，在新市被“民主联军”挺进纵队缴了械。幸好黄志雄反应灵敏，得以脱身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