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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等待的日子，经过深思熟虑，他打算进一步履行自己的地下工作职责，发展新党员。他有了一个最成熟的人选，那就是卢坤。
当他神秘兮兮地把卢坤约来，郑重其事地向卢坤谈及此事的时候，卢坤竟然哈哈大笑起来。他说：你要发展我？我还想发展你呢，我早在抗战时期就入党了，老兄！
卢坤本名杨柏年，出身与我父亲相似，他们是联益义务小学的同学。“八一三”事变后，卢坤进入大新公司当练习生，抗战胜利后，以中共地下党员身份组建“黄色工会”，一直参与上海百货业的职工运动。后去解放区，在淮海战役中做战俘管理工作。解放后调入上海美术家协会，任上海美术馆副馆长。
我认识这位卢坤伯伯，黑黑瘦瘦的个头，戴一副玳瑁边的近视眼镜，说一口广东口音浓重的普通话，穿着随随便便，喜欢开玩笑。一九七五年我在上海修改长篇处女作《分界线》时，常去卢坤伯伯家蹭饭吃。如有事没去，他会打发孩子来叫我。他家就住在绍兴路口，同出版社几步之遥。那时他已五十几岁，却仍然心直口快，常常口无遮拦，向我透露他所知道的“内部消息”和他对“文革”的种种不满。我曾听爸爸嘀咕，说卢坤好歹也是抗战时入的党，解放后却始终是个副处级，也不知为何仕途一直受阻。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对卢坤伯伯说出了我的疑问。他嘿嘿一笑说，那是啰，就这副处级也被打倒了不是，活该嘛，我历史上曾经脱过党啊。——怎么会脱党呢？您犯什么错误了呢？——当然啦，那时他们总是派我去贴标语。抗战都快胜利了，地下党的人，还是让我去贴标语。那一天我真的发了脾气啦，我说你们怎么老是让我贴标语、贴标语，干吗不派别人去贴？就不会派一点重要的工作给我做啊？——你真的敢这样讲啊？要不爸爸说你是个倔脾气哩——对啰，我就是这个脾气，改不了哇。当时那个向我布置工作的上级也生气了，他说我不服从组织命令，政治动摇，一连几个月没同我联系。你想想这是什么后果，这么一家伙就把我作脱党行为处理了。唉，后来总算又是检讨又是反省，才重新接上关系。党组织党组织，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以后你慢慢就懂啦……我现在倒好，无官一身轻了……
当那场浩劫终于结束时，卢坤伯伯被发现身患绝症，且已是肝癌晚期。爸爸忧心如焚，写信给我，让我按一种治病用的偏方，在东北林场为他弄一只熊胆。但熊胆仍未能挽救他的生命，没过多久他便与世长辞，只留下一把他为我买的红色尼龙伞，在人世的风风雨雨中，如一只巨大的手掌，继续庇佑着我们。卢坤伯伯，是我们家庭在遭遇不幸的几十年间，一直关怀着爸爸的少数几位朋友之一。因着我曾亲见过党内还有着卢坤这样的人，我当保留那最后的一丝敬意。
当时张恺之发展卢坤入党的计划，已被卢坤自己提前完成，张恺之的革命目标便转向别处。除了风险和劳累，这个失业的地下党员又一次感受到自身的危机。他发现业余闹革命，首先还得有饭吃。
作为一个自由职业者的张恺之，不得不为了寻找一份固定的职业，在“革命”的空隙中，见缝插针地奔走在上海街头。
就在那时候，曾任《民族日报》社长的郑小杰先生，已在杭州省政府教育厅主管中等教育。他一向赏识张恺之的才能，又并不知张恺之真实的政治身份，他来信说，杭州《当代晚报》正在物色一位总编辑，他可推荐张恺之前去就任。张恺之请示了他的上级领导王鼎成，得到组织批准，便很快调往杭州工作。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意见是，《当代晚报》的色彩不要太红，尽量保持灰色，避免当局的骚扰，以便更有利于在这个公开身份的掩护下，开展地下工作。
张恺之在离开上海前，还是没有忘记向他的上级再次提出去解放区的要求。似乎，“老板”当时是答应了的。为着去解放区后将会有很长一段时间的生离死别，张恺之到杭州不久，即1948年的春天，同朱小玲在杭州举行了婚礼。婚后，朱小玲仍回上海“方小”工作。正当张恺之每日里欢欢喜喜地憧憬着解放区晴朗的天空时，林泉带来了“老板”的新决定——让他利用报纸这一有利地位，坚守杭州地下工作这块阵地。
张恺之失望而又无可奈何地服从了组织的决定。
于是杭州就成为张恺之在革命胜利之前一个新的战场，也因此成为两年后我降临人间的故乡。
但他没有料到，在新世界到来前，这最后一段拼搏中所发生的那些悲壮的故事，却使得杭州变成了他后半生的搁浅之地。
中国的老百姓大部分是文盲，只知道受统治受支配，一向不懂得去促进什么。而当时的知识分子，我们记得倒确是尽了奔走呼号，声嘶力竭的最大限度。然而任你呼号、任你声嘶，无用终是无用，不成还是不成。可见问题并不在人民身上。关键所在，还是在于：某些人未能完全放弃小我的利害……
就是因为把小我的利害看得太重要了，太大了，大过国家人民与一切，所以才不惜重启战端，使这么多老百姓肝脑涂地，颠沛流离。
……
——摘自《当代晚报·朝花夕拾》：《放弃小我的利害》
我们的故事，在这里终于有了一次小小的衔接。以上引用的文章片段，便是张恺之就任杭州《当代晚报》总编辑后，在一九四八年至一九四九年间写下的三百余篇《朝花夕拾》专栏短文。他上任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当代晚报》改版，同时调整人事，建立起一个自己信得过的编辑部。他的老朋友闵子、石云子、汪祖裕等人成了他的得力编辑。正是依靠这些进步文化人，渐渐扩大了报纸的影响。他了解到报纸的总经理何刚，实际上是一个未曾暴露的进步分子。一九三八年加入共产党，后来因形势恶化丢了组织关系，但仍然倾向革命。他们彼此有了默契，何刚在暗中支持张恺之的计划，并派专人秘密接收解放区的新华社广播，然后把有关的重要消息，“出口转内销”——以本报接收旧金山广播的形式，巧妙地从报上传播到群众中去。
但他真正需要做的事情，还远远不止这些。
当时他的组织关系仍然留在上海，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中共上海局设立了外县工委，并向杭嘉湖地区派出党员，积极进行策反、统战工作，以适应即将解放全中国的新形势。张恺之利用曾在《民族日报》工作多年积累的社会关系，在武康莫干山、余杭横湖一带，开展对敌武装策反工作。
对敌武装策反——这项配合当时解放战争形势发展要求的新任务，正对张恺之的心思和口味。于是他将新婚妻子朱小玲冷落在上海，情绪高昂地进入了“一手拿笔、一手拿枪”的新阶段，开始跃跃欲试。
现在，我未来的爸爸张恺之，总算可以有机会，来弥补自己当初放弃苏北、后又错过新四军的失误了。这两次错失曾使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追悔莫及。他在后来这几年寻找革命的经历中，越来越明白地悟出了一个“真理”，那就是，革命仅仅依靠笔杆子、依靠一些知识分子的摇旗呐喊，是断不能夺取政权的。革命是由冷酷无情的枪炮开路的，革命就是你死我活，就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堂堂七尺男儿，在大革命的风暴中，竟只是一介文质彬彬的书生、一个温良恭俭让的文化人，岂不太让人惭愧了么？就为了这个彻底的醒悟，他一再要求去解放区。但这个最后的补救方案也未能如愿，他还有什么办法来实现自己的抱负呢？既然一时去不了解放区，不能投笔从戎，亲自拿起枪杆子去消灭敌人，那么，去策反敌人的武装，将敌人的武器夺过来变为自己的武器，将那些良知未泯的国民党军人，变成人民的军队——这将是革命胜利前，他所能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了！
在我少年时代家境最艰难的日子，我曾听奶奶和外婆，分别提到过那两只金戒指和一些首饰。这本是她们送给儿女的结婚礼物。对于它们后来不明不白的失踪，奶奶和外婆始终抱着耿耿的遗憾。
——那它们究竟到哪里去了呢？我问过妈妈。
妈妈无动于衷地说：当然是被你爸爸“没收”啦。
爸爸要它们干什么呢……
还不是为了他的地下斗争么！妈妈笑笑说。那时他正在筹建余杭的一支秘密武装，就把那些首饰兑换成了金圆券，用于横湖基地的活动经费了。换来的钱，我连个影子都没见着……
你就不会不答应么？我蛊惑说。你难道不喜欢首饰么？
不是不喜欢，是不可能！妈妈连连摇头。唉，你那个爸爸，你还不知道他的脾气，要是不答应，他肯定同我纠缠不清，我想省点心，还是同意算了，心甘情愿地把戒指从手上摘下来……
我从未去过杭州郊县那个叫做横湖的地方。我只知道那儿有个叫做杨天波的人。但我见到杨天波时，他已是一个五十多岁的人了，脸膛黑红、敦厚壮实，洪亮的嗓门震得人耳朵嗡嗡响。杨天波是我爸爸在很多年里经常提起的一个名字，有一次爸爸带我去看电影《独立大队》，他说杨天波就是像电影里的马龙那样的好汉。
杨天波是横湖孟家岙人，家境小康，祖上有些田产，为人豪侠仗义。他十六岁那年，为了参加抗日，同十八岁的姐姐一起投奔青年军。在去闽西的路上，他姐姐生了病，无药医治死于途中。杨天坡哭得死去活来，从此对现实愈加不满。抗战胜利，他从青年军复员后，不愿重返国民党军队图谋一官半职，就到杭州来读中学。杨大波的同学中，有个叫朱鸿钧的人，恰恰是张恺之在天目山时期认识的一个进步青年。
那个曾在上海“方震小学”工作过的陆兆书，也就是后来叫卜明的那个人，此时已去了四明山根据地，担任浙东游击纵队六支队的政委。原“方小”的教师董运谋随行，成了游击队的一名指导员。一天，董运谋突然到杭州来找张恺之，希望他能为游击队输送一些会打仗的进步青年和医务人员。后来张恺之却一直与董运谋联系不上，便请示上级组织，决定发展朱鸿钧入党，由他在横湖团结以杨天波为首的一批地方进步青年，因势利导，建立一支秘密武装，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横湖地处京杭国道西侧，一旦大军渡江，这里既可以莫干山、天目山为依托，与皖南连成一片；也可配合大军直取杭州。
于是二十岁的杨天波在横湖设法取得了乡联防队长的身份；血气方刚的杨天波，变卖了老家一亩二分田产和十七担大米，提取了镇上布店的现金，拿去购买了武器装备。还打通地方上的关系，安排了四个“自己人”，当联防队的分队长。朱鸿钧每天带着一队人马，公开在山岙里训练实弹射击。因为杨天波曾当过青年军，当地人也不怀疑他的身份。后来，地下党派来接替张恺之的一位领导人祝岐耕，还曾住在杨天波家里。横湖的这支秘密武装，就在国民党的眼皮下，不动声色地壮大起来。
张恺之和朱小玲的那点私房，大约就是在这个时期，为了扶持杨天波的队伍而变卖的。我能感觉到这个未来的爸爸，正以疯狂的热情，投身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革命的巨大惯性，把一个个像张恺之这样的书生，轻而易举地改造成为暴力革命的拥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