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第3页）
他几乎整天一声不吭、一动不动地趴在桌上作校对，明净的眼睛从报纸大样密密麻麻的文字上，一字不漏地扫过。校对这件事对于他来说很轻松，他不费什么力气，就能找出许多不容易被人发现的错别字。有时他觉得自己像是一只啄木鸟，正从大树的树干里，一只只往外叼着虫子，每捉出一只虫子，都使他感到无比的快乐。每当他改出了别人疏忽的错误，总编辑总是会由衷地赞扬他一番。他每天一边校对一边留心阅读别人的文章，暗暗同自己做着比较；还悄悄注意着编辑们编稿的手迹，自学着编稿的方法。——你们看这年轻人的眼睛，多么单纯多么热情啊！你们看这稿面上改出的错处，他还写得一手好字呢！社长郑小杰有一次到办公室来，笑眯眯地看着他，也忍不住当面夸奖了他。
三个月以后，他便升任助理编辑。又过了一段时间，原来主持副刊的谢狱，遭受“文字狱”愤而辞职，后调去浙东丽水的《东南日报》，张恺之便正式接替谢狱，当了副刊编辑。
我感觉出他很兴奋。很久以来，在我和他共同的睡梦中，已无数次梦见过书本报纸和饱蘸红墨水的毛笔，他实在是太想成为一名真正的文学编辑了。
然而就在那年夏天的一个夜晚，他半夜起身到门外解手，大门外蹿出一个持枪的便衣，朝他大声喝问：干什么的？他吓了一大跳，当即逃回了寝室。第二天才知道，原来是浙西行署调查室，深夜到报社抓人，目标是电讯室的几个年轻人。特务冲上楼时，他们已跳窗逃走。——这是陌生的天目山，在人欣喜的心灵中投下的第一片阴影。
这里似乎有必要说明，当时作为战时文学阵地的报纸副刊，与帮闲文人茶余酒后消遣之用的“报屁股”之间，有着泾渭分明的界限。尽管报纸的四分之三版面，都是反映国民党的政治利益的，但还有四分之一的副刊版面，因被当局所忽视，也因文学编辑截然不同的进步倾向，常常刊出一些激烈抨击时事、揭露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文章，表达人民群众和知识分子的民主要求。所以每隔一段时间，副刊又会因其明显的“左倾”，遭到当局的大肆挞伐。
在《民族日报》副刊短暂的历史上，谢狱是不可缺少的一页。
谢狱原名谢复森，又名伏琛，笔名卜束、杜涅、山石等。战前十六岁即在《绍兴民国日报》上发表文章。一九四〇年得到中共地下党员、《东南日报》编辑陈抽平推荐而接受《民族日报》之聘，同时还在胡风主编的《七月》上发表小说。《民族日报》改组之前的副刊叫《老百姓》，文章短小通俗，编者是木刻家杨君。（杨君主持《老百姓》时，正在浙西一中读书的朱小玲，也就是我未来的妈妈，在上面发表了她的处女作。可惜到恺之来天目山时，小玲姑娘为寻找她的入党介绍人裴嫣，已辗转去了金华一带，参加了朝鲜义勇队。）到谢狱主持副刊后，刊名改为《实生活》，并创办了《文艺堡垒》双周刊，开始明显向文学倾斜。不久便因此招来了当时号称“天目王”的浙西行署主任贺扬灵，对笔杆子的第一次严厉警诫。
起因是一九四二年七月的《实生活》上，刊登了一篇署名周华的短文《伕子曰》。作者真名马园太，任职浙西行署秘书处编纂股长。但他人在官场，却对达官贵人的腐败行径十分厌恶，常写一些讽刺小文寄给《实生活》刊登。一日谢狱给他写信说，行署已警告我以后不准再登这类文章，仁兄是否还有胆量再写？马园太当即回函说：你若有胆量刊登，我就有胆量再写，于是这篇《佚子曰》不日便出台了。文章以一个挑伕的口吻，揭露了一位搜刮民财的官员，派了十一个挑夫为他挑运财物，其中竟有一担活鸡。老爷太太小姐坐在轿子上，队列长长一串……
报纸一出来，行署立即派人向谢狱索阅原稿，查问作者的真实姓名。谢狱一口回绝后，即被“请”上了天目山。行署中统调查室主任审问谢狱：——你为什么发表这种攻击政府的文章？——我不知道文章攻击的是谁。——胡说，你会不知道吗？——我们做编辑的，发表一篇文章，只管文章写得好不好，它所抨击的腐朽现象是否应当抨击，我们管不了文章到底是抨击哪一个具体的人。——岂有此理！你当我不懂？我做过编辑，我懂你们那一套！于是谢狱被拘禁。半个月后，报社负责人摆了两桌酒席，由民族文化馆馆长曹天风出面保释，谢狱才被放出来。但把他留在民族文化馆“考察”了一段时间，才回到报社。
那位马园太先生，并未因此畏惧，后来又写了一篇《“学而优则仕”有补》，终于触怒了贺扬灵，将他赶出天目山，贬去孝丰。
谢狱离开《民族日报》后，到浙东主编《东南日报》副刊《笔垒》，他的杂文曾蜚声东南文坛，蔚然成风。我爸爸与谢狱再次重逢，是在六年以后。一九四八年，张恺之的党组织关系转到杭州，代表地下组织来和他联系的，竟然就是谢狱。两人相见时四目以对，不由哑然失笑。“地下”重又携手，可谓殊途同归，那条连接他们的通道，自然是彼此手中的利笔。解放初，他们又一起参加筹建中国文协杭州分会。（作协前身）然而世道多舛，张恺之在1952年即送去劳改，谢狱也在一九五七年中箭下马，一隔几十年各自飘零，至“第三次握手”，两人都已是年近花甲的老人。
在后来几十年那漫长而艰辛的日子里，我爸爸的耳边，曾经不止一次出现过当年天目山上那个调查室主任对谢狱的斥责。那些关于新闻审查制度的言论，竟同他眼前的情形何其相似。
一九八二年我见到谢狱伯伯时，他已复出，任《浙江画报》主编，还出版了小说《地下》。他靠在藤椅上，十分和善而喜悦地望着我，像是望着当年《实生活》的一个作者。我斗胆提问说，您为什么要叫谢狱呢？说不定正是因此，您才会在解放前解放后，都受审查又被驱逐呢！谢伯伯抬一抬眼镜，淡淡一笑说，我少年时读过《狱中记》，对那些志士仁人十分钦佩，故此以“谢狱”作为笔名。至今不悔，至今不悔呵。
我也要说声“谢狱”——感谢在我们不算太长的生命中，一再重复着的囚笼的经历，所教给我们的那种独一无二的体验。我想说：也许人生来并不是自由的啊。
我未来的爸爸，目睹了天目山云雾中的白色恐怖，他的心情压抑，惶惑不解。正像在天目山训练班时，指导员鲍自兴介绍他去《民族日报》之前，对他说的那样：自由祖国是不自由的，你可要小心。就在鲍自兴对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清楚地看到窗外有人影掠过。鲍自兴其实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思想“左”倾，国民党把他看作赤色嫌疑分子，一时又抓不到他的把柄，故调来天目山变相监管。后来鲍自兴终于逃离天目山，一九四三年在游击区加入共产党，并被地下组织派去做汪伪军策反工作。鲍自兴是年轻的张恺之在后方遇到的第一个终生难忘的人。于是，面对一时“红帽子”满天飞的低气压，面对着有人入狱、有人封笔、有人悄然离去的狰狞天目，张恺之却是一天比一天激烈地在报纸副刊上，或刊登、或亲自撰写那些抨击黑暗现实的文章。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四年，是“天目王国”最反动的时期，他在《实生活》上，用“亦飘萍”的笔名，写了《们》《幸福》《爱情》《圈内》等散文和小说，除了《爱情》一文得以保存至今，其他的文章，我只能寻着题目，想象当年的爸爸，对于大众的困苦发出的叹息，和他对于真理的无限憧憬了。
那一天夜里，他像往常一样坐在煤油灯下翻阅来稿。
那篇字迹十分稚嫩的稿件，从昏暗的灯影下，滑到他的面前。一个十分平常的题目跳出来：《南国之冬》。
他只是随意地看了几眼，心却一下子就被揪紧了。
那是描写沦陷区一个孩子和母亲的痛苦处境的故事。
张恺之默默读着，读下去，便再也不能自制，眼泪簌簌地滴在稿纸上，洇湿了墨迹。他想起了正在上海沦陷区艰难度日的父母兄弟，他看见母亲正背着妹妹，在日本人的封锁线上挣扎……
他当即挥笔疾书，写下了编者前言《中国的孩子》。
《南国之冬》配以编者按见报后，他才知道，这篇署名为叶可待的感人之作，竟出自《民族日报》排字房十七岁的学徒工徐运昌之手。由此，徐运昌很快被调到编辑部当校对。此人聪明好学，解放后参军，又成为北京大学历史系的调干生。但至一九五七年，也被划为“右派”。
然而，“天目王”贺扬灵及其手下的中统调查室，从未停止过对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的迫害。一九四二年民族剧团演出的一个夜晚，该团副团长陈才庸突然被抓，随即在荒山上被秘密杀害。到一九四三年，一些常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的文化人，均置于严密的监视之下。十一月，文化界发生大逮捕，民族通讯社主任高流和著名诗人非蒙同时被抓。非蒙原籍河北，“七七”事变后流亡武汉，后辗转浙东来到天目山。他写过揭发官商走私桐油资敌的通讯，被看作“赤嫌”，上了“黑名单”。非蒙第一次被捕时，与我妈妈是在同一时期天目山调查室的难友，他隔着铁窗向小玲姑娘索要那一盒火柴的故事，成为几十年后珍贵的回忆。
在这一段血腥的日子里，文化界被捕的共达二十多人，其中如非蒙、高流、李益中、金松等人，都是张恺之的至尊好友。这些人后被送往福建崇安集中营，到抗战胜利后才获释。然而历史的耐人寻味之处，恰恰在于，包括诗人珞珈（现居南京的老诗人高加索）在内的这一批铁骨铮铮的文学青年（除了曾任《民族日报》总编辑，后来去美国定居的诗人沈达夫先生幸免于难之外），他们在建国后不久，即一九五七年，几乎无一例外地被打成“右派”。我爸爸在后来几十年悲惨的境遇中，常常想起这些曾饱受当局摧残的抗战时期文学拓荒者——有意无意中，他总是在报纸上搜寻着那些人的名字，渴望着能从哪个角落，发现一个不知流落何方的当年文友。然而每一次他都悻悻扔下报纸，失望地埋下头去。童年时代，我已多次熟谙了爸爸脸上那种暗淡的神情，那个时刻我觉得世上还有许多比爸爸更可怜又可敬的人。
时间重新回到一九四三年秋，当时新四军苏浙纵队，在浙皖边界开辟的根据地，直接威胁了“天目王国”的生存。此时日寇集中两千多兵力，企图攻取天目山。情势危急，浙西行署迁去昌化，《民族日报》也不得不随同前往。一时，浙西文化为此遭受劫难。
我未来的爸爸此行杭嘉湖敌后，除了采访和写作，另一项重要的、也可说是重大的收获，是他在洛舍小镇，邂逅了我未来的妈妈朱小玲。
在张恺之一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刻骨铭心的恋情，始于秋波浩渺的洛舍漾。他和朱小玲在水乡洛舍奇妙地相识，短短几日间，彼此碰撞出雷雨闪电般的爱情火花。当即他们两人相约，待他的采访结束后，将携手同去皖南。然而这个美丽的计划，在纷乱的战时却阴差阳错未能成行。他们经历了几年的离乱散失，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在上海不期而遇。
那个晴朗的秋天，青春年少的张恺之内心炽热的情爱和欲望，在江南水乡温柔的摇篮中，开始一日日苏醒。
我已在他体内沉睡了多年。我生命的一半来自遥远的南粤。年轻的张恺之在铁蹄下的孤岛上海，在流亡浙西的窒息和激愤中，一直被压抑被搁置的情怀，在遇到朱小玲之后，终于有了倾吐和诉说的知音。他喜欢朱小玲身上那一种出白天然的无邪和坦率，同她在一起，他轻松而愉悦，就像登上一条水乡的小船，驶入浩渺的烟波，随风**去，未曾喝酒，人却微微地醉了……
我看不见那个姑娘的面孔。我只听见她天真而清纯的声音，飘散在河湾上空。我对她岂止是喜欢，而是一种近乎痴迷的依恋。从那以后，我总是有一种想要走近她的强烈愿望。我知道我未来的爸爸同这位可爱的姑娘，在本质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是那种热情浪漫又不计后果的人——如果他们真的结合，那么将会创造出一个什么样子的“我”来呢？
当然我一时还无暇顾及这点。张恺之已经在旅途上耽搁得太久了。人说祸福相依。当我经历了一九四五年春天，我爸爸那一次终生遗憾却又无法弥补的错误时，我从此对这句话深信不疑。
那是一个由于战时新闻封锁和消息闭塞造成的失误。也许还有朱小玲这个潜在的因素。后来的许多年中，他一直对此耿耿于怀并且痛心疾首。他说他错过了任何什么，也不该错过粟裕部队，因为那恰恰是他多年的彷徨中，梦寐以求的机会——
浙西的大山连着大山。何况，又在战时。有时他几乎觉得这寂静的群山，似乎已经同外界完全隔绝了。在昌化朱穴坞的山坳里，就是在报馆工作的人，都无法知晓，方圆百里之内，正在发生着什么样的剧烈变动。3月的一个深夜，报社接到紧急通知，立即向淳安方向迁移。据说是二十八军军部下达的命令。有人悄悄议论着，听说是新四军部队可能要打过来了。在一片慌乱之中，张恺之失去了主意。
他曾想过，也许可以趁着混乱，离开报社，到附近的乡下暂避风头，等待新四军的到来。——可是，这样一来，万一朱小玲真的到报馆来找他的话，她岂不就扑空了么？她再到哪里去找他呢？而他一旦参加了新四军，也将无法再同朱小玲联系。这简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所在。他不想再次失约，他不愿意失去朱小玲。假如能与朱小玲一起去部队就好了。可是，朱小玲此刻在哪里呢？
再说，如果新四军并没有打过来呢？如果这只是又一次虚晃一枪呢？如果……
时间已容不得他再犹豫了。情急中，张恺之作出了一生中又一次功亏一篑的选择。他匆匆整理了行囊，随同报社搬迁的队伍，离开了昌化朱穴坞。那时他曾自作聪明地决定，一旦等到了朱小玲，一旦粟裕大军真的来到了天目山地区，他再离开报社也不晚。
然而生活却不会像他想象和设计的那么如意。事实上，他随报社到淳安的一个山坳里安顿下来以后，由于长期劳累，饮食无常，再加腹膜炎引起的肠粘连，日复一日地腹痛难忍，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几乎无法直立行走。山里缺医少药，得不到治疗，肠粘连的痛苦始终折磨着他，使他寸步难行。朱小玲音讯全无。从淳安到外界的通道也被重兵把守、严密封锁，根本无路可走。从三月到八月，他就那样一天天焦灼不安、度日如年地苦捱时光。在那偏远的深山坳里恍恍惚惚地过了几个月，有一天忽然就传来了日本人无条件投降的消息。
那一段极度沮丧的日子里，我爸爸似乎隐隐明白，或许是命中注定，自己无缘投笔从戎。他握定的武器只能是纸只能是笔。他只能作为一个文化人，去完成历史赋予那个时代年轻人的使命了。
抗战胜利的消息似乎来得很突然。尽管人们已经等待挣扎了很久，尽管人们已熬过了长长的八年，但是当喜讯传来时，人们却是喜忧参半。张恺之不哭不笑，默然呆坐。他想着上海那个穷苦的家，想起了日夜思念却无影无踪的朱小玲，他拼命地咬着自己的嘴唇，直到咬出了殷红的鲜血。那一刻他恍然发现，其实自己有许多该做的事，还没有来得及去做。歧路惶惶，他将往何处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