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第2页）
阿霭是一粒从南国飞来的草子，偶然降落于这片异地。然后被滔滔黄浦江咸腥的水汽滋养，像一棵自生自灭的野草，正从上海滩水泥马路的缝隙里，好奇地钻出来。
我也不明白这个日后将成为我爸爸的人，在十七岁那年，为何变得越来越不安分。他的下巴光滑嘴唇上方未有一根胡须，显然青春尚远。我猜那是另一种**，一种关于茫茫人生和自身未来的切肤之愁。
既然他出生在一个碌碌辛苦的劳工家庭，只得由他自己来解决心里的苦闷。这是我爸爸十七岁那年忽然恍悟的一个道理。
就在他从张老明的鸡毛掸子下，又一次顺利逃脱的那个下午，十七岁的张其霭躲在店堂阁楼上，一口气写出了他平生的第一个作品。他将那篇也许可以称之为小说的东西，题名为《在码头上》。大概是取材于常去码头验收广东香蕉的父亲。那一晚他兴奋得彻夜难眠，聪颖明亮的大眼睛在漆黑的楼窗前闪烁出乌金般的光泽。天渐渐亮了，楼下传来嘈杂的人声，间或夹杂着邻家刷洗马桶的嚓嚓响声。他像猫一样轻轻溜了出去，又像兔子一样飞快地奔向离家最近的那个邮筒，将他那篇伟大的处女作，毫不犹豫地投给了在租界出版的《正言报》。这是一次决定他命运的尝试，没有人告诉他应该这样做。他尝试的决心和勇气来自他内心深处。除此之外他没有别的出路。那几天他一反常态，规规矩矩、俯首帖耳地帮着他的父亲干活，在机械的劳作中焦虑地等待着那个成功的时刻。
没有人懂得他的价值。但他却想要使自己的一生变得有价值。至少，他不愿意像他的父亲，逆来顺受，整天辨别着老板的眼色过活。从广东乡下踏上上海滩的马路，未知的世界第一次向他打开了窗户。他背着书包穿过低矮的棚户区，抬头仰望高耸的百老汇大厦；他倾听着沿街乞讨的老妪声声哀求，眼望着疾驰而过的小汽车里带着金链的小狗——这个少年的心里生出了许多的愤懑和疑问。他是一个穷人的儿子，这种强烈的阶级意识无须谁来开导，本性驱使他从小就憎恨富人。他想这个社会是不公平的，他不喜欢这种不公平的世界。
于是公平和公正，就成为他踏上大上海地界后，最初萌动的一个情结。为他开蒙的学校和书本，曾给予了他解除这种情结的希望，结果却将他的迷惘纠缠得越发地混乱。由于抗战，他被迫多次转学，念来念去始终念着六年级。十六岁那年他终于小学毕业，他就这样揣着他那张小学毕业的文凭，开始了后来闯**天下的革命生涯。
起初他很不情愿地被张老明留在“恒源行”做学徒。早上给老板一家人煮牛奶，倒尿盆，买报纸；白天在写字间给客人倒茶，上电信局发电报，上银行取款，去货栈出货，上码头报关……晚上就去读夜校。有一阵子，他还曾报名在剑桥英语专科学校学习英语，但那些洋文把他弄得晕头转向。他的兴趣很快转移，改为天天晚上到四马路书店去免费读书。那时候的书店很晚才打烊，只要站功好，站上一晚，总能读到不少好书。看得多了，手痒痒的就想自己写。他发现了国民党政府在租界以美商名义出版的《正言报》综合性副刊上，有一个《大众茶座》的栏目，便不知天高地厚地跃跃欲试。他开始迷恋写作，一日日神情恍惚，以至常常怠慢客人茶水，招致我爷爷的臭骂。
然而就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那篇《在码头上》的短文，居然很快被《正言报》登了出来。而且登在副刊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位置，使少年的张其霭欣喜若狂。他暗无天日的学徒生涯，因着这一小块铅字带来的光明，暂时变得可以忍受。从此他几乎每天夜里都趴在阁楼上疯狂地写作，天一亮就把那些**澎湃的文字扔进邮筒。据说后来确实还在另一家叫做《大晚报》的报纸上，登过他一篇《从穷说开去》的杂文。当然登出来的总是少数，大多数的稿子，我猜是像香蕉皮一样的下场。但文章无论登出来还是不登出来，对于他来说似乎都已不很重要。重要的是写，不停地写。只要手里握着笔，奋力写着的时候，平日揪紧的心，就会觉得一阵阵舒展；五脏六腑回肠**气，有一种痛快淋漓之感；就连七窍也格外通畅，呼吸都是透心透肺地轻松了……
《正言报》那一次偶然成功的写作尝试，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将我爸爸**上了后来的新闻工作之路。他很快被吸收为《大众茶座》的笔会会员，还发给他一张蓝皮的证件，持证便可以出入编辑部了。三十年代末期的《正言报》，曾是汪伪特务的眼中钉，为了防范袭击，报馆门口都垒起沙包，还有“万国商团”的持枪者站岗守卫。于是那报馆在他眼里，显得尤其庄严神圣。
少年的张其霭，很快收敛起绕嘴饶舌的广东口音，说着一口流利的上海方言，在繁华的上海街头兴奋徘徊、踽踽独行。他要在自己的沉思默想中，寻找通往那个公平世界的渠道。
他从一开始写作，就有一点无师自通的意思。他的家庭和家族中，没有一个人，会有兴趣来读一读他发表了的那些东西。他甚至不敢让父亲看见那些登有他名字的报纸，怕父亲会因此更加严厉地惩罚他，但渐渐地，没有读者的纸上耕耘仍然使他感到了寂寞。四十年代初的上海，仅存于租界的各种进步报刊，蜗居于租界的文人与各种文化活动，形成了当年独特的“孤岛文学”景观。小小年纪的张其霭，悄悄潜游过被那片日本人占领的恐怖海域，挣扎着一步步爬上了文学的孤岛，却发现岛上的精神空间十分有限，他四下张望，不知那座连接着公平自由的新大陆的桥梁，究竟是在何处？
那种无可名状的**仍在继续。在他十八岁以前的日子，常常被他头脑深处一次次的“精神地震”，弄得无所适从。
他只有隔壁的“香港冯登记行”的练习生关志云和邻居广东同乡梁小弟，可以算是朋友。他们与他分享了那些报纸上最初的成果和快乐。他们像当时所有的热血男儿一样，一有机会，便凑在一起，谈论着抗日救亡这个话题。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以后，有一天梁小弟匆匆来找他，神秘地从胸口掏出一张铅笔画的地图，对他说：嗳，你不是一直想找新四军吗，我有个朋友替我搞来了路线图，过几天，会有人来领我们去，怎么样，我们一道到苏南游击区去投奔“江抗部队”，上前线抗日去吧？——这个消息似乎来得过于突然，他讷讷地说是的是的我是想参加新四军的，可是我刚考上了新华艺术专科学校文学系，我蛮想读书啊让我想一想啊明天再回答你好不好？梁小弟前脚刚走，关志云随后就拿着一份《正言报》来找他。那天的《正言报》上刊登了一则报道，发起抢救沦陷区知识青年“回归祖国”的运动，并且还要专门举办沦陷区青年升学就业的训练班。这一前一后的两个消息和机会，一则从军、一则读书，都使他**难耐。无论是梁小弟的“江抗”还是关志云的“后方”——逼人的形势迫在眼前：离开上海！如果想要为抗日出力，唯一的办法是必须离开孤岛上海。
十八岁的张其霭何去何从？
张其霭对眼前这座灯红酒绿的闹市早已心生厌恶。他恨透了街市上高高悬挂的日本膏药旗、恨透了租界以外笼子一般的铁丝网。他的父亲没有钱让家人搬入租界，所以全家人进出虹口区，都得向白渡桥上的日本岗哨鞠躬。每次走过那里，他都把牙齿咬得紧紧。
他决心要离开上海，无论到什么地方去。
几年以后，当他和我妈妈朱小玲相遇的时候，他们不约而同地发现，在那段迷乱的历史中，离家出走，离开与寻找，是当时几乎所有苦闷的知识青年共同的选择。妈妈十六岁就离开那个富裕而开明的家庭，去了天目山读书；许多年中她来而复去，终是没有在小镇扎根。每一次离开都伴随着一次新的希望。不离开就意味着对现实的认同，而认同便是一种妥协和精神的自虐。宁静的小镇如此，那么繁华的大上海呢？一个戏剧性的结果是，在他们彼此离开原地的过程之中，从小镇到都市，他们恰好作了一个对位。
苏北游击区和浙西后方，他究竟该去哪里呢？
我无法替他作出选择。那个满脑国事家事的阿霭，似乎还意识不到也顾不上我的存在。
遗憾的是，几乎在梁小弟出发去常熟前的最后一分钟里，张其霭最终放弃了“江抗部队”。
在那些日子的犹豫和彷徨中，苏北和浙西，最后仅仅是一念之差。他并不知道，实际上那个时候，中共苏北根据地，已逐步谨慎地招收进步的知识青年进入苏北，开始为将来解放全中国准备和培养有文化的干部。他把苏北想象成了一片蛮荒之地，像所有那些热爱文学的小知识分子那样，他说一个热爱文学的人，必定是热爱自由的。他最终排除了苏北，是因为他实在太钟情于文学，他暂时还不想去从军。他对国民党政府还有一点幻想，他希望去后方，好有机会读书。他实在是太想读书也太想写作了。他站在上海这道中间的分界上，张望着苏北和浙江这南北两端，最后他终于放弃北上而南行。这一走，他便注定了要绕上一个大大的圈子，才能在若干年后，从“地下”重新进入革命队伍。或者说，他再也无法进入“正宗”的革命队伍，而从此开始了他布满荆棘和陷阱的混沌旅程。
几十年以后，他站在外滩的江堤上，望着滔滔东去的黄浦江上悠悠长鸣的江轮，恍然明白少年的张其霭，在离开孤岛的那一瞬间，似乎是踏错了一条小船。假如当初他选择了苏北根据地，那么解放后一切一切因党的“地下工作”而生的厄运，也许就不会降临在他的头上。但继而他又觉得这个想法实在也很可笑，也许像他这种性格的人，即使不被“历史问题”打倒，也还有1957年反右1959年反右倾、一九六四年四清等等一系列的运动恭候。就算都被你侥幸逃脱，如来佛的手掌，终还有“文革”这一劫，任是齐天大圣孙猴也跳不出去的……
那个初冬的夜晚，十八岁的张其霭，跟着同乡关志云，离开了雾气沉沉的“孤岛”上海。他们似乎走得很盲目也很仓促，刚走到昆山，因无法通过日本人的封锁线，再也走不过去了，只好又折回上海。他记得他的老板很是解气地骂了一句，说他是不到黄河心不死。他在心里说，我就是到了黄河边上，心也不会死的。他的再度出发是在1941年11月底的一个清晨。他那个广东人的家族中，唯有一个舅舅买了一只棕色的小皮箱为他送行。那只小皮箱伴他走过了十年寻找革命的旅程，并替他收藏了十年间种种复杂的经历，直到1952年我爸爸拎着这只已经破旧不堪的皮箱，去茅家埠接受组织审查。
张其霭强烈的爱国**继续蓬勃高涨，他随同上海知识青年的队伍，由“忠义救国军”护送，集体通过封锁线，到达了国民党统治区。然后坐船沿富春江到兰溪，再一步步走到了金华。前后行程一个多月，途中得知，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已占领了上海租界。同行的青年们为自己投奔“自由祖国”深感庆幸。然而，到达金华时他们才发现，政府为沦陷区青年们创造就业和读书机会的许诺几乎是一场骗局。他们流落在金华街头，饥寒交迫，陷入极度的失望之中。不少人逃回上海；有人病死，还有的人精神失常。而他，没有钱没有亲友，没有任何政治背景，甚至没有一张中学文凭，如果他是一个中学毕业生，作为沦陷区青年进入大学，不是不可能的。而眼下他却走投无路，不知道自己应到哪里去。在他读过的一些进步报刊中，尽管都在宣传共产党的思想，却没有一篇文章能告诉他，共产党到底在什么地方。他就这样焦灼而毫无目的地在那一带四处流浪。他虽离开了孤岛，纵身跃入浩瀚苍茫的大海，却处处漩涡暗礁，不知新岸何方。为了谋生，他写了一篇题为《行列》的散文，投寄《民族日报》的《实生活》副刊。又写了《从上海同来的朋友》，发表在《东南日报》上。在他朦朦胧胧的进步意识中，唤起民众抗日救亡、抨击国民党的专制腐败，逐渐成为他笔下回旋的主题。
这一段跌跌撞撞磕磕碰碰，茫然而又执著的流浪岁月，一直持续到1942年春天，天目山地区来人到金华招聘文化工作者，他终于如愿应聘进入了《民族日报》，才算是告一段落。
我未来的爸爸，睁大着他渴望的眼睛，风尘仆仆而又雄心勃勃地长途跋涉到了天目山。他到达天目山时，我那个未来的妈妈已经离开浙西一中。古老的禅源寺，已在一九四一年春天的日机大轰炸中，成了一片废墟。一度在这里出版的《民族日报》，也已迁至于潜鹤村。
《民族日报》是我爸爸从事新闻工作的一个起点，也是一根红线，在未来的日子里，将把他和我妈妈的命运牵在一起。《民族日报》是同我的生命有关的一个环节——当青年张恺之和朱小玲，在同一个时期内，辗转于同一个区域，却互不相识、各不相干地运行于自己的人生轨道之时，如果他不是作为《民族日报》记者，在一九四四年秋天途经洛舍小镇采访，他们也许就此失之交臂，永无相遇的缘分了。
十九岁的张其霭，在一个春天的午后，走过崎岖的山道，来到绿树葱茏的鹤村。从山村起伏的瓦顶下，传来咯哒咯哒作响的平板机印刷声。他循声走进了那所挂着《民族日报》木牌的祠堂，在这里他毅然登陆，从此走向他毕生坎坷的记者生涯。
他就是从进入《民族日报》以后，开始用张恺之这个名字发表文章的。“恺”——快乐、和乐。他要在自己的笔下，首先建立一个平等快乐自由的新世界。他对自己充满了自信。
今天是青年节。随便举几个例子：
为了支援教授请假待命，广州国立中山大学学生一千余人，决定绝食一天，获得两千多斤半，以表示援助……
我们的青年，在这样的现实中煎熬着，谁曾经关心过他们没有呢？
据说五四时代朝气蓬勃的青年，现在都已经变成官僚。
这样看来，他们今日不能领导青年，是理所当然，无足为怪的了。
今日的青年，对眼前的现实，是看不清楚的，也看清楚起来了。青年们应该相信他们是有前途的……
——摘自《当代晚报·朝花夕拾》：《我们的青年》
我听见他对自己说：我一定要好好干啊！
一九三九年创刊的《民族日报》，最初曾是浙西抗战的一面旗帜，也是浙西战时文学活动得以持续的依托。
《民族日报》原为中共地下组织所掌握。但在“皖南事变”前三个月，被国民党浙西行署所改组。共产党员社长王闻识和一批党员编辑记者，抓的抓、逃的逃，王闻识后来死于集中营。1942年春天，来自上海沦陷区的张恺之到达鹤村报社时，领导班子已被两度改组。然而当局并未能彻底铲除异己思想，副刊的版面仍然掌握在坚持抗战、力陈民主的进步人士手中。当时还有一份隶属于国民党省党部浙西办事处的《浙西日报》，副刊均由非官方立场的编者主办。这两份战时报纸的副刊遥相呼应，为当时后方进步的文学青年，提供了耕耘的园地。
年轻的张恺之，好奇地走进了向往已久的报纸编辑部。他被人带到一张未曾刷过油漆的桌子跟前，他得到的第一项工作是校对。他轻轻抚摸着一沓沓散发着油墨味的报纸清样，心里那么激动那么欣喜。他喜欢油墨和纸张的气息，这种气息是世界上任何鲜花和任何佳肴的香味都无法代替的。他嗅着油墨的气息，肚子里便感到了饱胀和充实。他默读那些稿纸上的文字，好像真的是在咀嚼着什么美味，他想自己从此再也不会觉得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