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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我
喜欢陈春舟这个名字。外婆过世后的15年中，每次我默念这个名字，就有一幅淡淡的水墨画，从水乡的石桥和渔寮中，慢慢浮现出来。一叶扁舟，从远远的天边驶来。春水碧蓝，木桨咿咿呀呀地摇过湖湾，桑树的倒影下，漾起一圈一圈的涟漪……
即将结束她少女时代的外婆笑吟吟地坐在船头，一条灰蓝色的大鱼，从她身后扑哧一声跳起来。鱼尾甩下一粒粒金色的鱼子在清澈的水波里沉沉浮浮地**开去……
外婆十八岁那年春天，由一条带篷的大木船，载着她一船的嫁妆，从湖州来到洛舍。她娘家与未来的夫家，祖籍同是丹阳。父亲是个秀才，在湖州城里也开面店谋生。家境还算优裕，从小便送她在一所教会小学念书。所以外婆不但识字，还会念几句英语。可惜生不逢时，解放后当了反革命家属，那点文化只留给她自己读书消遣，从此没有派上用场。
知书识礼的外婆很是贤惠。据妈妈说，太婆还活着的时候，全家人每天吃饭，外婆总是站在一旁伺候，等到公婆与丈夫用膳完毕，她才可动筷。有一次，不知外婆犯了什么过失，妈妈亲见太婆抓着外婆的头发，往墙上撞，外婆只是一声不吭听其发落，待太婆气消放手，又默默走开去做事。
年轻时健康壮实的外婆，却是命中无子。生下一男一女，都得了七日脐风死去。太婆做主，从桥头抱来一个弃婴，也就是我的妈妈，外婆得知真情后，却视如己出。后来又领养了我七个月的舅舅，从此再没有生养。我心目中的外婆，是世界上除了妈妈以外，最亲近最疼爱我的人。我长到十几岁，奶奶有一天对我说，你外婆不是嫡亲外婆，我反倒对奶奶心生了几分反感。
外婆在洛舍镇上很有人缘，人都说我外婆生性开通，爽直豁达。但外公好像从来也没有真正喜欢过她。他和她虽然名字里都同有一个“春”字——春谷和春舟，事实上两人却无缘恩爱。妈妈说也许是因为外婆不够漂亮，外婆的身材粗壮，脸上有几粒淡淡的麻点。所以年轻时的外婆，永远都在跟踪和盯梢我寻花问柳的外公，当外公的风流韵事又一次败露时，贤淑的外婆会变得像一头疯狂的狮子，冲到那女人家去大吵大闹。她似乎不能容忍妻妾制，这也是她接受了部分新思想的代价。外公的不忠是外婆心里永远的隐痛，外婆成为一个独立自强的女人，必须等到外公五十三岁时死去以后。
外公活着的时候，外婆丰厚的陪嫁曾是她唯一的辉煌和骄傲。那只木船从娘家运来的全套红木家具，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挥之不去。镶有精致雕花的梳妆台、面汤台（洗脸架）、衣柜、写字台……在后来我妈妈一无所有的年月中一件件运往杭州，残缺不全地支撑了我们的居舍。那整整两箩筐的镶金餐具，每只碗底上都盖有“陈”家的红印，最后也被一只只打得七零八落。想起外婆的时候，我总是听见那些精致的瓷器一件件摔在地上的啪嚓响声，而外婆的面容却在金边的碎片中一点点复原为一个整体。我最喜欢的是一对镀着银边的菱形座钟，钟面上镶着黑色的罗马数字，钟摆的两边各有一只寒暑表，白色的水银柱在钟锤金光烁烁的摆动中，上升又下降，温度便与时间同在。每到夜晚，小镇的街上静寂无声，从外婆空旷的房里传来座钟嗒嗒的响声，像一记记轻捷的脚步从屋顶走过，准确地度量着人生……
我还记得那只紫红色带盖的米粉桶。扁扁圆圆的，桶上有一柄弧形的把手，把手两端刻有云雾状的木雕，龙飞凤舞的。盖子与桶之间几乎看不出缝隙，盖子却能随意**。如果把桶翻过来，桶底上还有“陈”家黑色的印章，和一个大大的“义”字。那是一只神奇的木桶，在后来的许多年里，外婆每次来杭州看望我们，总是用它盛满了各种好吃的东西。我们把它一抢而空，下一次它重新又变得满满……
印象中的外婆永远穿着深蓝或湖蓝色的衣褂，府绸面料，光滑而挺括。斜襟的搭襻用布料精心缠绕而成，一个个依次排列，像即将结茧的卧蚕。她喜欢把头发往后梳拢，抹上头油，一根根纹丝不乱，然后扎成长长的一把，再在后脑上细心挽成一个发髻，扣上丝线发网，乌黑油亮。我至今保存着一张照片，是她和我妈妈在上海外滩的合影，外婆在旗袍外罩着一件开襟的绒衣，迎风而立；侧面的发髻像一件搭配相宜的饰物，慈祥的外婆风度而又风光。
舅舅却说不是。他说你没见过年轻时的外婆。那时她的头上，总披盖着一块蓝色的印花布，有点像帽子；身上围一条竹裙。竹裙是用蓝粗布做的，齐膝，腰上打着无数密密麻麻的褶，像折叠的扇子也像古代一片片用线穿成的竹签，所以叫竹裙。走起路来一摆一摆的，露出下面宽口的裤脚。那时的洛舍女人都是这种装束，干活很方便。
我说，外婆好歹也算是个镇长夫人了，她还要干活么？
舅舅说，当然要干活啦。你外婆一辈子都在干活。不干活她干什么呢？镇长夫人也是要干活的。外婆从湖州刚刚嫁到朱家来时，你外公家还开着“朱万兴”那爿面店。船上运来了面粉，她也去帮忙卸货，两袋一百斤，她扛起就走，轻飘飘的，风一样。她去河边淘麦箩，洗净端上晒干，全是一个人做。人家都唤她大脚婆，大块头，她年轻时，真是什么活计都会做呐！
我对于外婆的疑惑，便由此而生。
从我记事时起，外婆就是一个反革命镇长太太，一个剥削阶级的残渣余孽。她的身份毋庸置疑。外公去世以后，“朱万兴”也在公私合营中被收归国有，但外婆依然拿着一部分镇上房产的定息。从五十年代一直到七十年代末外婆逝世，即使在我们家庭最困难的时期，外婆仍然保留了她以往的种种生活方式——外婆的每一顿饭，是菜是汤是粥是面，都由她自己精心制作，从不对付，决不含糊；妈妈每个月贴补给她的生活费，总是不到月底就已告罄；但即便外婆的身上已不名一文，她的衣衫依旧整洁、头发依旧光亮，每日晚上，她依旧早早地上床，盖上轻柔细软的丝绵被，倚在床头，守着半导体收音机，津津有味地听着越剧戏文，悠悠入睡……
丝绵被也是外婆引以为荣的陪嫁之一。
所以外婆盖的丝绵被是每年都必须重新翻做的。去掉被磨损垫硬了的那一层，再添上一层洁白如玉柔软似云的新丝绵，抖开如一阵风，泡沫般地充满弹性，盖上以后也是若有若无，轻飘飘滑溜溜的，这才是一种起码可以挨着身子的东西。外婆若是没有丝绵被，睡觉便如同苦役般地不可想象。于是每一年秋天，隆重而大张旗鼓地翻新丝绵被，是外婆生活中必不可缺的仪式。在她后半生拮据的日子里，无论怎样节俭，每年增添新丝绵却是绝对不可节省的一项开支。丝绵被是一种对逝去了的岁月的怀念，是外婆对自己人生价值的认定，也是她生命的象征。在外婆日渐衰老、日渐潦倒的生活中，丝绵被是她最后的一个安慰。
于是，那个大脚大块头的外婆，和另一个慵懒于丝绵被下的外婆；那个勤劳能干、吃苦耐劳，却又固执地保留着奢侈习气的外婆，在我的生活和心灵中，自始至终是以一种极其矛盾、无法自圆其说的面目出现的。在很多年里使我无所适从。
丝绵被是一个引子，一个鱼饵。将为我们引发出以下的故事。但洛舍水乡的蚕在一口口吐着银丝时，却不会想到，它竟然无意中编织了一个仇恨的茧子。
那是一个连桑叶都片片发出红光的年代里，才会有的恩怨。
奶奶二十二岁那年，被嫁到了广东新会一个叫做长桥的村子。
奶奶有一个日月皆为之失色的美丽名字：黄嫦娥。据说她年轻时体态略胖，人称肥娥。
据爸爸说，他的外祖父从十六岁就双目失明，是个瞎子；但家境还算小康，娶了一个丫头出身的女子为妻，也就是我爸爸的外祖母。广东沿海一带民风开化，爸爸的外祖母不缠小脚，于是后来我的奶奶自然也就不缠小脚。奶奶的娘家不种田，却不知为什么把她嫁给了种田的张家。张家有六个子女，我的爷爷张老明是最小的一个。张老明的兄弟们，像广东当时大多数男人们一样，成年后，便离乡背井，去南洋谋生。我爸爸的大伯父和二伯父，婚后孤身一人去了缅甸打天下。二伯母生下我的一位堂兄，生下来就没有奶吃，靠自家养的一头奶牛给他喂奶，故自幼被人唤做牛奶。牛奶哥长大又结婚生子，却没见过他的父亲。直到七十年代末期，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叔公，才两手空空从缅甸回来，贫困潦倒，几年后在故乡终老，落叶归根。我爸爸的三个姑夫，婚后都去了马来亚，但从此杳无音讯。他的大姑妈靠着一根扁担，从杜阮挑到江门，给人担货为生，据说后来去了马来亚，寻找她的丈夫，也是黄鹤一去再未回头，生死难测。
奶奶嫁给了张老明，一过门便分了家。仅分得两间泥墙屋，结婚时又欠下不少婚债，得由两口子自己偿还。幸好黄家有个叔叔在上海做水果行的老板，爸爸的大舅舅便将他的妹夫，也就是我爷爷，带去上海做事。那是一九二四年，我爸爸刚刚出世。
于是我的奶奶独自一人抚养着我的父亲，留在新会乡下。留在那个遍地蒲葵、蔗田、荔枝、香蕉硕果累累，却依然贫瘠穷困的广东老家。她用一根宽宽的粗布背带，将我幼小的爸爸兜在她的后背，在南国的炎炎烈日下，光着脚板踩入滚烫的淤泥，一个人耕种着家里的三亩水田，另种番葛和烟叶，每年还养一头大肥猪。我爸爸说他是在母亲的脊背上长大的，整日里他都浸泡在母亲的汗味之中。那根粗布的背带每天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奶奶的脊背永远呈现着一种紫红紫黑的颜色。背带又长又宽，在身后托住孩子，然后绕到前胸，在胸口上打上一个交错的大叉，又稳又牢，小孩觉得舒服，大人也不累。这是广东一带的劳动妇女，世世代代沿用的一种特制的“摇篮”，专为“育崽”之用。十几年后我奶奶从新会去了上海，也没有放弃这根背带，并最后将它带来杭州。每年夏天，奶奶都要郑重其事地将它拿出来在太阳下晾晒一番。记得爸爸曾经企图利用它，来对我和妹妹进行阶级教育，妈妈发现后很觉新奇，从此每年带学生下乡劳动，她便用这根背带来背行李铺盖，据说效果极佳。
外婆的丝绵被和奶奶的背带，是两个不共戴天的极端。
勤劳而智慧的广东人，若是不杀向南洋，在贫穷的大陆，广东人谋生的目标便是繁华的大上海。三十年代上海经济的迅速发展，曾得力于浙江宁波、江苏苏北等地，大量商务人才和劳动力的涌入，而擅长经商的广东帮，正是这支外来劳动大军的主力之一。我的爷爷在上海虹口区吴淞路（又叫广东街），一家我奶奶的叔叔开的水果行里，经手干鲜果品货物的批发进出和采购，过了十一年，才算积攒了一点钱，终于将我奶奶和念小学的爸爸，接到上海定居。奶奶临走时将老家托付于爸爸的二伯母，也就是牛奶哥的奶奶。一九三五年，我的奶奶多年的等待到了头，似乎是苦尽甜来，总算可做一个靠丈夫奉养的城里人了。
然而好景不长，一九三七年抗战开始，上海“八一三”淞沪一战后，海运中断，在上海的广东人，生意难以为继。爷爷只好带着全家，重新回到广东老家种田。到了冬天，地主的田开始招标，确定来年的地租。爷爷投标种烟叶，好在有三舅从上海寄报纸来，张老明每天闲来读报，日子过得还算温饱。到了1939年，日本人打到广州，江门沦陷，公路上望得见日本人的装甲车隆隆开过，随时都会有小股的日军骚扰乡民。爷爷听说上海的生意已经恢复，便又带领全家，重返上海。
我奶奶这一次离开新会老家，是一次悲壮的诀别。那年她三十九岁。直到她九十岁在杭州逝世，从此再也没有回去过。
晚年时的奶奶，经常一个人独坐于窗前廊下，闭目养神，口中念念有词。那声音若有若无，像一群蜜蜂嗡嗡飞来又飞去。没有人能听懂她在说些什么。她居住了将近四十年的杭州，于她依然陌生；那个匆匆而过的上海城，在她的记忆中也许早已不复存在；唯有遥远的广东老家，长乔村口那株四季常绿常青的大榕树，在她脑海里永远苍翠明艳。但她却注定了终生客居异乡。在如此孤独与漫长的日子里，谁能知道她的心中，存有怎样一个难解的情结呵……
到了一九四一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爷爷微薄的工资收入，显然无力让家人住进租界，只好搬入日军占领的虹口武昌路一带。后来连爸爸外祖叔的“恒源行”也被迫关门，爷爷失业，只得设法做些小本经营的买卖糊口。一日经虹口乍浦路桥，遇见守桥的日本兵，只因鞠躬慢了点，被日本人用枪托敲、皮鞋踢，打得遍体鳞伤。一次去苏北贩油，得了伤寒，回家后大病一场。奶奶无奈，为了一家生计，便用那背带背着我两岁的姑姑去走单帮，步行到苏州、昆山、安亭乡下去贩米，过铁丝网时，日本人的一条大狼狗奔来狂吠，吓得她魂飞魄散。然而那三十多斤的米精疲力竭地背到上海，卖给人家，却所赚无几。一直到抗战胜利后，我爸爸回到上海，奶奶还在武昌路摆小菜摊。那些年日子的艰辛，可想而知。
年轻时的奶奶，含辛茹苦，任劳任怨，具有传统妇女的全部美德。她既然嫁了张老明，便嫁鸡随鸡、心甘情愿地跟着张老明漂泊异乡、四海为家。爸爸和叔叔们记忆中和叙述中的母亲，显示了广东乡下劳动妇女尽善尽美的本色。但他们展现给我的过去年代那个奶奶的影像，却与我出生后所熟识所共处的奶奶，实在有很大的差别。我真想说，我所见到的奶奶不是这样的啊；我还想说，后来的奶奶肯定不是你们所说的那个样子，你们有没有搞错啊？
记叙一个真实的故事并不容易。尤其是当着真实不那么美好，甚至令人难堪的时候。
不过到了我现在这个年龄，事情本来究竟是什么样子，已经不会让我发生特别的兴趣了。我关心的是为什么，后来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还是其实原本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