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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九六六年夏天到来的时候，连天空的飞鸟都格外焦躁。那几天，一燕子总是在教室外面的屋檐下，没头没脑地胡撞乱窜。有一只灰燕闯进了我们的教室，它惊慌失措地扑腾着翅膀，围着天花板的四角来回转圈，一次次咚咚地撞在玻璃窗上，却晕头转向地再也飞不出去。日光灯也被它撞得猛烈摇晃。
“破四旧”在我的记忆中，是这样开始的：那天中午，我们班的男生，正在全力围剿那只燕子。他们关闭了所有的门窗，然后挥动着书包和笤帚，企图活捉那只燕子。燕子凄厉地叫着，从我们头顶惊恐地飞过，一次次钻过他们的胳膊和腋窝，机灵地逃脱。所以他们直到最后也没捉住那只燕子。后来有人喊道：燕子呢那只燕子怎么不见了？教室里突然安静下来。
——那只燕子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死了。血肉模糊地躺在我们教室的地板上。小小的脑袋已经折断，琥珀的眼珠子弹在玻璃上，哀伤地望着我们。雪白的墙壁上，留下了一串血迹，像一把剪刀。
男生们大口地喘着粗气，面面相觑。他们本来只是想抓住那只燕子的，燕子却宁死不屈。那只可怜的燕子死于一场混战，谁也不知道究竟是谁失手打死了它。
那天下午放学，我们灰溜溜地走过学校操场。西斜的阳光下，操场上跪着许多老头儿和老太太。他们从清晨就开始跪在那儿了，不知他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大大小小的包裹扔得满地都是。从老太太跪着的身后，露出两只粽子般尖尖的小脚，老头的头发都已被剃得光光，头顶上结着一块块血痂，几只绿头苍蝇嗡嗡飞来飞去。他们的脸上胳膊上，都被花花绿绿的颜料打上了一个个大叉叉。他们跪在地上，哭天抢地苦苦求饶。围在四周的人，不停往他们身上吐唾沫、扔垃圾。有一个戴着红袖章的矮个儿男生，笑嘻嘻地解下腰上的皮带，突然往他们头上抽过去，一边大叫：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围观的人惊叫着四散开去，鲜血从那个老头的脑袋上喷泉一样冒出来，顺着肮脏的衣领一直往下淌。我觉得一阵恶心，快快走开了。有人在我旁边悄悄说，这些人都是从外地被遣返原籍的地主和地主婆，红卫兵把他们从火车上拦截下来批斗，不彻底批倒批臭，决不让他们上火车……
太阳忽然暗了下去，操场上空灰蒙蒙黄沌沌一片飞沙走石。一年多来，始终在我耳际鸣响的那种风雨雷电的呼啸声、终于步步逼近。我觉得像是要发生什么事了。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其实我心里明白，我早就盼望着发生些什么了。我巴不得发生一点儿什么事情才好。只是不要像那只小燕子……
那天我回家对妈妈说，你写封信给外婆吧，让她千万千万别出门啊。
第二天我去学校，操场上的那些人已经不见了。同学说，昨天晚上死了好几个人，火葬场的车刚刚把他们拉走。
到处都在破四旧。我们家也进行了彻底的清理，墙上桌上凡有四旧嫌疑的东西统统被去掉，换上了伟大领袖的画像和语录。爸爸妈妈每天晚上反反复复地看着报纸，然后两个人窃窃低语。又过了几天，家里书架上那些十八九世纪的世界名著，突然全部被拿了下来，爸爸把它们一堆堆打成捆，放到一只大木箱里去。又在箱盖上贴了两张交叉的封条，然后用毛笔在封条上写了一句话：供批判用！再把箱子推到床底下去。那天他们几乎忙了半夜，还把另一些笔记本和剪报资料什么的，装在了一只旧旅行袋中。第二天夜里，舅舅突然冒雨而来，连一口水都没喝，便带走了那只旅行袋。妈妈的那本《幼小的灵魂》，也在那个闷热的雨夜，随舅舅一同远避尘嚣而去。
做完了这些，妈妈才对我说：“**”开始了。我们家的文化，就是这些书。现在，即使有人来抄家，也不能把文化抄走了。
妈妈忧虑的是她的“文化”。而“革命”那两个字，却使我感到一种莫名的震**和兴奋。真的要发生什么事情了么？——如果是“革命”？我已在“继续革命”中生活了十几年，可是还从来没有亲自革过命哩。
“破四旧”的风暴，似一支强劲的序曲，拉开了“文革”的大幕。紧接着，“**”史无前例的宏伟战歌，如黄钟大吕，声声威震神州。
学校已经停课。报纸上正式公布了废除高考的消息。我们这些初三的学生，再也不用神经兮兮地准备考高中了。学校礼堂和走廊的墙上，前几个月贴上去的那些标语，那些写着“一颗红心，多种准备”“把青春献给党献给人民”一类口号的纸片，从墙上纷纷飘落。早在“文革”开始之前，我就懂得像我这样家庭出身的人，即使考出再高的分数，被哪怕一所普通高中录取的希望也很渺茫。我早已是一颗红心一种准备——我唯一的出路，就是像邢燕子那样，到广阔天地去当一代新农民。我给自己选择的目标是新疆建设兵团。还决定到了那儿一定要养一条狗。
所以停课一点儿也不使我感到沮丧，甚至还有些幸灾乐祸。
爸爸妈妈担心的抄家的人始终没来。我们班的一个女生，她父亲是个资本家，从她家里被抄走的古董和藏书，装了整整一大卡车。
我整天在校园里逛来逛去。眼巴巴望着那些干部子女们臂上的红卫兵袖章，在穿梭的自行车上光芒夺目。参加红卫兵当然没我的份，我唯一可做的，就是去阅读礼堂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几乎每个钟头都会有墨迹未干的新大字报，覆盖在其实还没变旧的大字报上。那些大字报都是同学批判老师的，揭发老师如何走白专道路、如何散布封资修思想等等。我们班的几个同学，也写了一张大字报，揭发我们初一年级的班主任柳老师，曾让我们讨论“男的伟大还是女的伟大”——分明是反对男女平等。过了几天，老师批判老师的大字报也贴出来了。有个高三年级的语文老师，被学生拖到礼堂的台上批斗，“打倒”他自己的两个字还没喊出来就昏了过去；教导主任是个女的，也被剃了阴阳头；十月十号那天凌晨，有个女教师跳楼自杀，当时就死了……
那年秋天校园里的桂花，散发出一种咸腥的香味。我一闻就想呕吐。树上的枯叶一片片落地，传来一种瓦片碎裂般的响声，掉在头顶上，令人一惊一乍。有一天我悄悄跑到妈妈的学校去，在教学楼和礼堂四周转了几圈，直到确实看清墙上的大字报里，没有一张批判妈妈的，我才溜回家去。
那天妈妈兴致勃勃地问我：你去大串联的事，手续办好了没有啊？
我说哎呀妈妈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学校，我们学校是不会给我开证明的。大串联怎么会轮到我呢？
妈妈说：那你为什么不能去步行串联？步行总可以吧？你千万不要放弃这个机会，应该争取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呀！
在“文革”最初的日子里，无论爸爸还是妈妈，都没有估计到即将来临的灾祸。他们以为自己早已远离政治，只要收好了那些“文化”，就可幸免于难。也许，“文革”之初的大混乱，那种群众风起云涌反对官僚主义的**，还给我妈妈带来了一线希望。她每天都说服我去参加步行串联，她说她像我这么大的时候，正走在去天目山读书的公路上……
无论是她要的“文化”，还是我向往而又惧怕的“革命”——我们偏偏都没有弄明白，“**”其实只不过是无数次“运动”以后的又一次“运动”，不同之处，在于这次“运动”，“大”得空前绝后、“革命”革得史无前例。
当我终于带着在大串联途中抄录的一本本大字报底稿，带着衣服里藏匿的一身虱子，风尘仆仆回到家里的那天，我爸爸已经成了“牛鬼蛇神”，正弯腰站在街道俱乐部的台上；为街道的“走资派”们陪斗。
红色的汪洋大海。红旗红星红袖章红宝书红五类……铺天盖地，无边无际。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只要你睁开眼，万物都沐浴着浸润着红彤彤的光芒，就好像在自己的瞳孔里面，刷上了一层红颜色。
天空也是会燃烧的么？好像有人放了一把火。
每天太阳西沉的时候，整个城市都笼罩在一种诡谲而刺眼的红光之下。天空像是烧红的、湖水像是染红的，就连门前的树叶，也如涂了一层红漆。从我家的窗户那儿，能望见远远的保椒塔尖顶。晚霞中，那挺拔的塔尖，萦绕着妖艳的深紫和玫瑰红，余光灼灼逼人。
我和楼上的清清，站在大门口的凳子上，把宿舍外墙新砌的两块水泥方块刷上红油漆。油漆弄得我们满手通红，看上去鲜血淋漓的，像个刽子手。但我们干得很起劲而且一丝不苟。一个下午时间，我们就把大门两边对称的水泥墙，涂成了两块大红色。走远了看，很像两只鲜红的兔子眼睛。
我和清清说好了，等明天一早油漆干了，我们就在红墙上描方格，再请人用铅笔写上空心的美术字，我们负责在那些字里填上白油漆——两块崭新而鲜明的语录牌，就算矗立在我们宿舍的大门口了。
天色暗下来了。往日的这个时间，妈妈早该回家了。
西边的残阳经久不散。利剑似的塔顶，犹如刃血的刀尖，冷冷威镇全城。血影在暮色中缓缓移动，与我们刚刚刷好的红墙遥相呼应。又渐渐模糊为一片黑红色，隐退成夜色沉重的背景。
有一种突然袭来的恐怖，牢牢攫住了我。
妈妈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回来？每天她回来的时候，老远老远，我们就能听见她踢踏踢踏的脚步声。
我带着妹妹到巷口的路灯下去等妈妈。望得眼睛都酸了，还是没有妈妈的人影。妹妹说我的肚子都咕咕叫了，你听听！过了一会爸爸也来找我们了。爸爸轻声对我说，你们先回去吃饭吧。吃了饭，我到妈妈学校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