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第6页）
然而裴嫣注定了将要在最后一幕中再次出场。虽然她已经几乎被我们所遗忘，但她却无法忘记我的妈妈。晚年的裴嫣走出了她一生的坎坷，她将开始寻找和重温青春最珍贵的那一段记忆。
裴嫣颇具戏剧性的出现，使我们的故事变得越发耐人寻味。
那是七十年代末的一个春天。妈妈忽然收到了一封寄自乔司农场的信。三十多年来音讯全无的裴嫣，就这样从信上惊人地蹦了出来。那封信仅寥寥数语，只说她已到了杭州郊区的乔司农场，希望妈妈能去看她。务必务必！一定一定！一切都等见面详谈。
信纸上满篇都是惊叹号。
裴嫣怎么会到了乔司农场呢？爸爸和妈妈很费了一番猜测。
据爸爸分析，裴嫣的丈夫姜弘任，在一九四三年任武康县长职务期间，因手下的人滥杀赤色群众，并以他县长的名义执行，他负有重大责任。镇反时地方群众要求公审他。一九五一年爸爸受审，就是因在上海搞地下活动时，曾经利用过姜弘任复杂的社会关系，因而镇反一开始便受他的牵连爆发的。爸爸自己尚且如此，这么多年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像姜弘任这种身份的人，恐怕早就被镇压了。即使没被镇压，必定也是活不过“文革”的。妈妈记得偶尔听人说起，解放后，裴嫣在上海一家地区医院当干部，现在怎么会突然到了乔司，会不会是她改嫁了一个当农场场长的丈夫呢？
爸爸说，算了算了，不去看她也罢。免得又节外生枝。
妈妈的眼睛一下子就红了。她说：我如不去，她会疯的呢。我知道她的脾气。她若是要找我，就是非找不可的时候到了。
那是一个春日的上午，妈妈到了乔司农场。二十多年前的一个冬日，她曾带着我去过那个地方。那次是去看她的丈夫，而这次，是去看曾把神圣的入党申请书交到她手里的裴嫣。几十年间，是这两个人，在迷惘中将她引领上进步的道路，先后改变了她一生的命运。然而，这两个人，却先后到达了乔司这个劳改农场。革命——劳改农场。是一个无意的巧合么？她怅然。
妈妈在农场场部到处打听有没有一个从上海调来的场长，都说没有，只有一个从上海来探望她丈夫的女人。妈妈按人的指点去敲门，门开了，出来一个五十多岁的男子。此人身材高大、红光满面，笑吟吟望着她，只是不语。妈妈有些发愣，面前的人似曾相识……然而那怎么可能？难道真的会是他么？妈妈终于喊出声来——姜弘任，是你！
几十年一言难尽的遭遇，在这里却浓缩成几分钟时间便打发完毕——解放后，姜弘任任上海市工商局的秘书科长。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二年也受到隔离审查，案卷送交市委，一位主要领导人的批示是八个大字：此案已阅，容后再议；这样他便被保了下来。一九五五年肃反时，市人民检察院给他作了“免予起诉”的结论。但到反右以后，浙江德清县人民法院，坚持向上海要回姜弘任，并判处二十年徒刑，送去劳改，一九七五年被特赦。姜弘任获释后，因上海报不进户口，暂时就地安置在乔司农场。裴嫣一直在上海一家医院工作，几十年来历经审查，确定为脱党，但否定了她被捕后有叛变或出卖行为，所以还保留了一般干部身份。至此，裴嫣已可谓是死里逃生的老运动员了。姜弘任到了乔司以后，裴嫣每个月都专程从上海来这儿看望丈夫。他们的三个孩子都已长大成人，一个在新疆，一个在江西，只有一个留在上海，一家人东西南北分散四处，唯一的安慰总算是身体都还健康。
裴嫣的头发花白，眼角的鱼尾纹如波浪起伏。干涩的面孔和佝偻的身影上，妈妈已难寻觅裴嫣当年的美丽。
三双眼睛默默地互相注视，欲哭无泪，欲说还休。
一只喜鹊从窗外飞过，喳喳叫着；一只乌鸦落在房檐上，呱呱叫着。喜鹊与乌鸦永远都在同奏着一支悲与喜的交响乐。
他们那次见面以后不久，全国开始清理历史遗留的冤假错案。我爸爸向省公安厅和报社重新提出了申诉后，要姜弘任也抓紧时间向原判法院提出申诉。但姜弘任竟笑眯眯地摇着头，连连说，不不我不想申诉了，随它去吧。过去那么多年，我给毛主席、陈毅、邓小平都写过信，没有用！一点用都没有！如今的情况难道还会有什么不同？我爸爸说他糊涂，爸爸说即便没有用，他也要坚持申诉，哪怕一直到死。经我爸爸这么开导，姜弘任总算答应试一试，将信将疑地给德清人民法院递送了申诉状。结果不久后，就在我爸爸平反的同时，他也被正式撤销了原判。恰逢一九四八年前后曾在上海领导过地下工作，曾负责与姜弘任联系的那位领导同志，从北京调任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他过问了姜弘任一案，念及姜弘任在大上海解放时曾有立功行为，他的户口迁移问题随即顺利解决，历时三十余年的离散后，全家人终于团聚，得享天伦之乐。
远离妈妈的日子里不断折磨我的间歇性头痛，在那个新的时代来临后，终于奇迹般地悄然而止，不治而愈。
那一年春天，在他们眼中，呈现出从未有过的娇艳与妩媚。柳丝青青，桃花灼灼。春雨迷蒙的三月，爸爸妈妈、裴嫣姜弘任夫妇，四人结伴，重游天目山。
山坳深处的巨石“仙人跳”依旧兀立。沿石怒放的杜鹃如一排滴血的脚掌，走过了崎岖漫长的历史，在此稍事歇息。四周林木森森、草叶葳蕤、山岩陡峭、空谷传声。“仙人跳”像一个夜梦中的天使，又像一个白日里的魔鬼，从遥远的往事中浮现。妈妈和裴嫣曾从这里“起跳”——然而裴嫣没有跳过她至高无上的爱情，跌落在自己心设的陷阱；妈妈也没有跳过她至尊至爱的平等自由之梦，最终回归于她童心的幻境。“仙人跳”是一个永远的谜语。也许根本就没有人能跳过“仙人跳”？除非是仙人。
——其实，当年我让你填了那份申请表格以后，你就算是中共地下党员了。应该算是。但解放后，我不便再坚持这个说法，因为你后来被捕过，如果是党员，你的麻烦就更大了。不过现在，也许你应该去要求改正一九五六年的审干结论，交涉恢复你的党籍，我能帮你证明的……
裴嫣苍老的声音，模模糊糊从妈妈耳边传来。
不，这并不重要。对于我来说，那些本来就是无所谓的……妈苦笑着，摇了摇头。她好似还有什么话想说，却没有再说下去。
山峦雾气中，“仙人跳”下浮漾起当年的歌声和笑声，像一个逝去的梦，若隐若现。水乡是一个梦。“方小”是一个梦。四壁坚冷的囚笼更是一个梦。好梦坏梦美梦噩梦，绚丽的梦缤纷的梦血腥的梦赤紫的梦——也曾辉煌也曾凄凉，终是脱不去那殷红的底色。
但人生仍然不能没有梦。没有梦的人生，白天太苍白，黑夜太漫长。正是因着噩梦终究会醒，而好梦总也不能成真，人类才周而复始地循环着，循环着人类实现理想的那个痛苦的轨迹。
妈妈和她那个时代许许多多人一样，亲手炮制了那个美丽的梦。她的一生始终被梦魇所纠缠，她的希望湮灭在自己的梦里。
她是那个梦的结果。但她恰恰也是那个梦的原因。
遗憾的是，我却始终没有见过裴嫣……
当那些夏日和秋季的**临近尾声之时，另一种冬天的景象缓缓铺展开来。一个故事结束了，还有新的故事即将开始。由于我和她们都已无法退出这一场二十世纪震惊天下的红色风暴，就使得我在后面的叙述，都仍将被置于那一层似红非红、似黑非黑的底色之中。
我始终没有弄清楚，那究竟是因为什么。
在我的记忆中，奶奶和外婆一直彼此敌视、相互憎恨。很多年里，她们作为儿女亲家，却老死不相往来；即便有时暂且不得不同住于一顶屋檐之下，也形同路人，从不说一句话。她们偶尔擦肩而过，便向对方投去厌恶的目光，或是小声地嘀咕着各自家乡的方言，多半是一些怨恨的咒语。反正，她们谁也无法听懂。
外婆生于湖州，嫁于洛舍；奶奶来自南国的广东新会，又从上海辗转杭州；——几乎从一开始，她们就认定了对方为异乡和异己，因而难以相容相处。自我出生以后，面对这个不幸的家庭中不断袭来的厄运，越发加剧了彼此间的责难，互相越发心存芥蒂。于是，她们后半生的岁月，就在这样默默的怨怼与恼恨中，消耗殆尽而去。
这场“冷战”持续了几十年。直到外婆和奶奶相继离世，她们仍然没有互相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