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第4页）
北大荒——一个多么遥远的地方。然而，“遥远”却是一个摆脱眼前压抑的唯一通道；是一个若隐若现的希望和期待；草绿色的棉大衣和绑腿，更是一个无法抗拒的**。当那个月夜我在小巷里奔跑的时候，也许叛逆就早已被注定了。就像妈妈自己的十九岁一样。十九岁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年龄。十九年中妈妈的脐带始终如同救生圈绕着我的脖颈，输送给我天边的海市蜃楼和岸边的泡沫。然而背叛的迹象其实早就隐隐昭示，“文革”只不过是使我终于下定决心，去咬断自己同脐带最后的那个连接点，义无反顾。
更何况，用妈妈自己的话说，她的审查是一场“持久战”啊。我等待这“战争”的结束，要等多久？
我的去意已决，锐不可当。在我和爸爸发生了多次激烈的争执之后，他知道已不可能阻拦我，便不再理睬我。我想他不会设法告诉妈妈的，因为那只会让妈妈痛苦。于是我销户口、办手续、收拾行李，一切准备工作进行得神秘而又果断，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街上从早到晚传来一阵阵欢天喜地的锣鼓声，一辆辆卡车载着一群又一群胸口佩戴着红花的知青，奔向广阔天地。高音喇叭里的最高指示，震耳欲聋……同这一切热火朝天的情形相比，妈妈显得多么渺小多么懦弱多么不重要呵。妈妈像一片秋天的落叶，从我心上无声地飘逝。
我决定瞒着妈妈走。一直瞒到我上了火车。我还决定不去同她告别。我怕看见了妈妈，心里一难受，万一就动摇了呢？
临走的前一天，我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纸，匆匆写道：
亲爱的妈妈，伟大领袖教导我们，一个有出息的文学家应该到火热的生活中去，和工农群众相结合。你也曾一直这样对我说。现在我就要到真正广阔的北大荒去了。你要相信党相信群众，多多保重。
吃过晚饭我就离开了家。为了早起，那晚我住在了同学的家里。
那是一个初夏的清晨，阳光灿烂，红旗飘飘。火车站人头攒动，人山人海。我意气风发地登上了北去的列车，坚定无畏的脸上没有一滴眼泪。车轮缓缓离开月台的时候，我的眼前突然闪过一张悲怆而忧伤的面孔，她从千千万万的陌生人中挣脱出来，扑向车厢，温柔地低声呼唤着我的名字。那个时刻忽然一阵剧烈的头痛袭来，疼痛撕裂着我的五脏六腑，我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揉揉眼睛，面前却只有上上下下一片草绿色的军装晃动。我转过脸去，城市里破旧的房屋和街道渐渐退出了视线，迎面吹来了遥远的北方强劲的春风……
然而我相信感应。我明白头痛是一种征兆。不久后我接到一个同学的来信，证实了我的猜测——就在我快走的那几天里，爸爸终究觉得这样重大的事情不能不让妈妈知道，他还是叫妹妹设法把我走的消息告诉了妈妈。爸爸希望妈妈能向工宣队请假，允许她回来同女儿见上一面。但工宣队拒绝了妈妈的请求。那天后半夜，妈妈终于不顾一切地弄开了隔离室门上的锁，手里拿了一把扫帚，偷偷推开了学校虚掩的大门，想溜回家送我。她把扫帚放在大门边上，希望自己天亮以前能赶回来，万一让红卫兵发现，也可说是扫地，有个借口。可等她到家时，我早已离去，妈妈呆呆地望着我空了的床铺，顿时傻了一样。欲哭无泪，更不敢在家中久留，匆匆赶回学校去。天已微明。却偏偏就在校门口被专案组的出来上厕所的人撞上。为此，全校又召开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批判会，批判她畏罪潜逃，妄图翻案，对抗运动。妈妈在台上弯腰九十度，足足站了四个小时。批判会结束时，她已不会走路，腰椎间盘突出，大病一场。那年她四十五岁。
我知道自己的罪孽深重。这是我一生中唯一对不起妈妈的一段往事。十九年来我同她相依为命，但我却在她最需要我的时候不辞而别。当时，妈妈历尽磨难的生命，已如游丝奄奄系于千钧。我的远行，在她不堪重负的劳累和无休无止的精神折磨中，犹如雪上加霜。她的痛苦不在于我下决心去边疆，而在于我恰恰是在她身陷囹圄时离她而去。要是没有爸爸和妹妹，她怎么还有勇气活下去？这是我一生中永远无法解脱的愧疚和自责——当我离家北上时，我怎么竟然会如此绝情又如此冷酷？革命的洪流，毫不费力地就把妈妈十九年里一口一口喂给我的温情、道义和童心，完全彻底地摧毁殆尽。我已不是妈妈的孩子了。
至此，妈妈在她对世事万物的宽宥中，完成了她对自己的阐释。
关于那块节外生枝的红手帕，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纠缠着我。
在北大荒最初的日子，我经常出现一种原因不明的阵发性头痛。农场卫生所的大夫当然是毫无办法。但我明白那是怎么回事。我的心里焦躁不安。我深信民间流传的那种亲人互相感应的说法，即使相隔千里万里，亲人的信息也能通过他们血脉相连的身体，传递、接收。
每当我头痛发作时，我闭上眼睛就能看见妈妈苍白的面容，憔悴忧郁，没有一丝血色。她伏在木板床沿上，不停地写着材料。或是跪在礼堂的台上，一遍又一遍地回答着同一个问题。她晕过去了、她在发冷发烧、她气得浑身直打哆嗦、她咳出了一口鲜血……终于，她忍不住拍了一下桌子，愤怒地大声喊起来……
我头痛欲裂，心揪得紧紧。我死死按住了太阳穴，拼命睁大了眼睛。我的目光越过千山万水，回到我故乡的城市。我想那儿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甚至闻到了从学校操场上散发出来的血腥味。
办公室里，工宣队对妈妈的审问正在进行。
——朱小玲，今天你要老实交代！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的问题已经审查了两年，老问题不但没有搞清楚，反而又发现了新的线索。你对抗**，是绝没有好下场的，听懂了吗？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好，我问你，你当年从天目山回到洛舍以后，有没有用过一块红手帕？
——红手帕？
——不许抵赖！据我们调查，那块红手帕是用红丝绒剪的，手工缝的边。有没有哇？
——可能是有的。我认为红色象征着革命，我做过红手帕，还经常把它别在旗袍的衣襟上……
——那就对了嘛。那么你老实坦白，你亲手缝制红手帕到底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足以证明你在被捕出狱以后，还想千方百计打入党组织内部啊？
——如果是这样，你们就不应该怀疑我是叛徒了。
——不！恰恰相反！这恰恰证明了你企图重新混入党内，以便从事特务活动……
——你讲话要有证据。
——不要心虚嘛，啊？我问你，抗战时你在洛舍，有没有逃过警报呀？
——好，我再问你，洛舍有没有桑树地啊？
——当然有。河边到处都是。
——好。那你在逃警报的时候，有没有在桑树地里宣过誓呀？
——什么宣誓？宣什么誓？
——你的第二次入党宣誓嘛，装什么糊涂？
——没有！我既没有在桑树地宣誓，也从没有第二次入党。
——你还想狡辩！我问你，你认不认识一个名叫杨志伟的人？
——杨志伟？认识的。他是我们洛舍同乡。当年他被捕时，还是我父亲把他保出来。解放后，我听说过他在仙居县当农业局长……
——你既然认识这个人，这个问题你就等于承认了一半。人家交代得很清楚，你想要隐瞒事实，完全是痴心妄想。如果你继续执迷不悟，就是罪上加罪。我们工宣队决不会心慈手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