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第3页）
我的突如其来的头痛，就在那个时候戛然而止。天亮时我沉沉睡去——我梦见了那条小人鱼，从海的波涛里冉冉升起，将我的妈妈送上岸边的沙滩。那只蚂蚁就是小人鱼变的，它在波涛中引领着她，将她带出了死亡之谷。似乎，每当她走投无路之时，她那柔韧而童稚的心灵中，总有一种自我解救的秘方，能使她绝处逢生。她曾为我编织的那些美丽的故事、那些残留于她脑中永不肯丢弃的种种幻觉，在后来几乎长达十年之久的“文革”中，成了她的精神食粮，成为她的防身武器，成为她抵御那场浩劫的最后一个藏身之地。
我看见我的妈妈从冰凉的台阶上站起来，微笑着拍了拍身上的灰尘。
第二天，妈妈被红卫兵们，从化妆室移到楼梯底下堆放杂物的一间小黑屋里。只有吃饭时，才允许出来“放风”。十几个被关押的老师，排成一行，集体押去食堂。规定不许买一毛钱以上的菜，也不许端回屋里去吃，而是在食堂门口站成一排，像是做吃饭表演。中午我去给妈妈送被褥和替换的衣物时，远远地看见那些“牛鬼蛇神”们，正排列在食堂外面，高声朗诵着一段最高指示：“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我朝妈妈走去，但“小将”们一把将我手里的东西抢去了，却不让我见妈妈。
这样关押了一段日子，除了写材料和“提审”，那个头发黄黄的，外号名叫“黄头毛”的红卫兵，命令这些老师们开始劳动改造。有一次粉刷礼堂的墙壁，墙很高，要站在一张桌子上、再站在一张凳子上，才能够得着。妈妈很费力地爬上去，没想到桌子腿是瘸的，人一站上去，身子一晃，连凳子一起摔下来，跌得鼻青脸肿，申请到校医务室去上点红药水，也被红卫兵断然拒绝。一连许多天，妈妈踮着脚尖，走路一拐一拐，疼痛钻心，大汗淋漓，头发都湿透了。
要是变成一只壁虎就好了。在墙上爬来爬去，就把石灰刷在墙上了。她自嘲。自己也觉得这个想法好笑，忍不住就笑起来。
过了些天，她又被命令到拱宸桥去拉煤拉砖拉石头。一个人拉一车，天不亮就出发，拉着空车走去，直到天黑，才能精疲力竭地把满满一车石头拉回来。妈妈最怕过那座大关桥，桥身又高又陡，拼了命把车拉上桥，已是头晕眼花；到了下桥时，一车重载，板车往桥下死命地冲下去，她八十多斤的体重，根本就压不住车身。有一次，车子下滑时，车头却翘了起来，她被吊在车把上，整个人都已悬空，眼看就要翻车，她惊叫，脑中已是一片空白。幸亏有几个老工人闻声冲过来，用力按住车把，才算是救了她一命。她面无血色地瘫在地上，想说句谢谢，喉咙里却发不出一点声音。
再走，发现鞋子已经撕开了一个大口，只好拉着，一步一趔。假如世界上真的有水晶鞋呢？她想。不过还是不要什么王子了吧，只要穿上了那双水晶鞋，变成个旋转一天都不觉累的人，就好了。她想着，脚上竟慢慢有了力气。
到校外干活毕竟能有阳光和新鲜空气。她总是安慰着自己。有时，趁着押队的红卫兵不注意，杜约瑟就溜到熟食摊上去买两毛钱的猪头肉，说好了到吃饭时分给大家吃。但他实在馋得受不了，就从那纸包里掏出一块，自言自语说先吃一块吧就这一块。他的车走在最后头，到了学校，他那油腻腻的纸包早就空空如也了。
劳动改造了一段时间，又是没完没了地写材料。写完了交上去，好多天也没人理睬。她发现其实红卫兵对他们写的材料并无多大的兴趣，他们最热衷的是拿到材料，然后轮流出去“外调”，十天半个月不见人影。妈妈一个人单独关在楼梯下那个小黑屋里，小屋子原来是有一扇窗户的，但窗户外面贴满了大字报，把窗缝糊得密不透风。门一关，屋子里黑得像座墓穴。一个十五瓦的电灯泡，便是她生活中唯一的光明。有一天，她突发奇想，用一根头发上的发卡，插到窗缝里，把窗缝外面的大字报一点一点捅破，再慢慢地挑出一条缝隙。大字报一层压一层，糊得又厚又硬，她觉得自己差不多是在挖掘一条隧道，手指都磨出了血。捅开这条只有一根发卡那么细、筷子那么长的缝隙，花费了她整整好几个晚上。
……拇指姑娘就是这样从田鼠的地洞里逃跑的呐。她自言自语。这些日子她经常这样自己同自己说话，否则她就要闷死了……这是我的一线天，现在我可以望见燕子什么时候从我头顶飞过、望见柳树远远地摇着、望见蔷薇花一朵朵从围墙上伸过来了……
一线微弱的阳光，带着一股报纸和糨糊的气息，从那窄窄的缝隙里，突然涌进来，使她猛地觉得一种刺眼的疼痛。她扑在那亮光处，大口大口拼命地呼吸着外面其实并不新鲜的空气，心里一阵狂喜。只有每天的中午时分，阳光才能路过这叶小窗，在此短暂停留。但这于她已经足够。一丝微风、一线亮光，游丝般在她的小**移动，抚弄着她细瘦的手掌。那一刻她感到自己的心，依然自由。
世界上有些人偷钱偷物，而我，却是在“偷”空气“偷”阳光。她想。不由几分自得。可是，阳光和空气本来就是人生而拥有的——“偷”从何来？缘何去“偷”呢？她又一想，便觉很深的悲哀。
果然阳光和空气，也如这世上所有的一切，已不属她所有。没过几天，具有高度革命警惕的专案组成员，就发现了妈妈窗户上的“漏洞”——大叛徒朱小玲企图翻案罪该万死！把朱小玲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她永世不得翻身！他们把妈妈拉到操场上去批斗了几次，那窗户从此被钉上了铁皮，封得严严实实。
妈妈感到自己的“案子”在不断升级，专案组的人外调回来，开始了新一轮的提审。有人每餐把饭送来，连食堂也不让她去了。妈妈意识到了自己“问题”的严重，她真正开始担忧了。
那是一个雨天的傍晚，妹妹按规定，去妈妈的学校送换季的衣服，还有每个月的肥皂牙膏等杂物。她湿淋淋回到家里，手里拎着一双妈妈的旧鞋子。她哭哭啼啼地对我和爸爸说，她见到妈妈了，妈妈很瘦，妈妈把这双鞋子交给她，说让爸爸修一修，再送回去给她劳动穿。妈妈说，一定要爸爸亲自修才能修好的。
妈妈和你说话时，旁边有人吗？爸爸问妹妹。
天下着雨，在大门口，红卫兵都去躲雨了，妈妈才把鞋子脱下来交给我的……
等妹妹睡了，爸爸把那双鞋子拿到灯下。他撕开了鞋帮，在鞋底的夹层里，露出一张折叠得很小的纸条。打开纸条，那上面写着：
我一切好勿念。只是最近外调的结果，又出来了一个关于红手帕的事件。专案组说我只有一个选择：如果我不承认自己是叛徒，那么肯定就是假党员。看来要打持久战了。你们多多保重。
爸爸划了一根火柴，把那张纸条点燃了。那天夜里他一直趴在灯下写着什么。第二天早晨醒来时，我看见那双鞋子已被修补得结结实实。爸爸对我说，今天你去吧，一定要把这双鞋子亲手交给妈妈。
爸爸的眼里布满血丝，他换上工作服，匆匆出门去上班。
一九六八年岁末的最后几天，下了一场大雨。妈妈的隔离审查依然遥遥无期，看不出一点儿松动的迹象。那个寒冷的冬夜，城市大街小巷的上空，传扬着一个震撼世界的声音。收音机里一遍又一遍地播送着伟大领袖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和爸爸面对面坐在桌旁，听完了最新指示，谁也没有说话。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学校。那天傍晚回到家，坐下来吃晚饭的时候，我对爸爸说：反正，上山下乡是早晚的事情，晚去不如早去。我想……
你想什么？爸爸的眼睛盯住我问。脸上的肌肉**了一下。
我想……我想报名到黑龙江去……同学说，有黑龙江建设兵团和农场的名额，是发工资的……
我知道说出这个决定需要勇气。我不是要去浙江农村，而是去中国地图上最顶端的北大荒。我说得结结巴巴很吃力，因为我的眼前不仅坐着爸爸，还有爸爸所代表的妈妈。妈妈尚被关在牛棚，“黑龙江”这三个字对于妈妈来说，意味着一次生死未卜的长久分离。
不行！在你妈妈回来之前，你哪儿也不能去！爸爸斩钉截铁地答复我，扔下碗就走了开去。
自从一九六七年妈妈被隔离审查以后，一直到一九六九年六月我终于去了北大荒，在这一年多妈妈不在家的时间里，这个家，暂时是由我主持的。
学校里停课闹革命，后又复课闹革命。但革命其实没我们什么事。一月风暴刮过了、革委会成立了、牛鬼蛇神都专政了、工宣队也进驻了。我们这些“早晨七八点钟的太阳”，在学校里议论的，都是上山下乡这个话题。
除了隔三差五去趟学校，我每天买菜做饭洗衣，剩下的时间，就从爸爸那只“供批判用”的大木箱里，找出一本本托尔斯泰或是屠格涅夫的书来看。那时爸爸为了多挣些钱，在艮山门的货运站当装卸工，有时跑煤车、有时去煤场挑煤，早出晚归，很少在家，还经常要应付各地来外调的专案组，为他做地下工作时那些复杂的社会关系写交待材料。爸爸把他的工资都交给我保管。那时外婆已经老了，由妈妈赡养她的生活。我每月到邮局去一次，给外婆寄去二十块钱。叔叔们都已参加了工作，可以负担一部分奶奶的生活费了，我们还是每月再给奶奶十块钱。余下的钱，我便精心计算我们全家人一个月的伙食费。我就是在那时学会了买菜如何讨价还价的。爸爸常常夸奖我说，你可比你妈妈能干多了，你妈妈总是什么都搞不清楚。
我和妹妹还养了四只鸡。严格说是妹妹一个人养的。我把养鸡的事情交给她管，并且许诺说，如果鸡下了蛋，先给她吃。可见那时我就懂得承包制的运用。妹妹果然积极性很高，每天早上把鸡放到院子里去，还把菜叶剁碎了拌上米糠喂给鸡吃。过了几个月，那只芦花鸡真的下了蛋，以后每隔一天，妹妹都能捡到起码一个鸡蛋。我用红蓝铅笔在鸡蛋上注明它的出生日期，然后把它们放在一只陶罐里，按照它们的出生日期来决定食用的先后。每一个鸡蛋都极其宝贵。婴音每次总是蹲在旁边看着我写那个数字，等我写好了，她就提醒我说：这个鸡蛋是给我吃的吗？我说，到第十一个，才能轮到你哩。这十个鸡蛋，我们煮熟了，你给妈妈送去。这不能算我背信弃义吧。
我每次去给妈妈送东西，“黄头毛”他们对我总是很警惕。大概是我那副自以为是的样子使他们恼火。但他们对十一岁的婴音却未加防备。那双爸爸连夜修好的鞋子，最后还是妹妹送进去的——机灵的妹妹居然在学校的围墙边上，发现了一个破洞，她小小的身子刚好能从洞里钻过去。那以后妹妹经常背着她读书用的一只草绿色的帆布书包，里面装着我们给妈妈送的食物，从那个洞里溜进学校去看望妈妈。妹妹背着书包走过那条小巷时，常常会有些同她年龄相仿的孩子，在她身后扔石头，叫骂说：她妈妈是个大叛徒，打死这个狗崽子！妹妹一边跑一边哭，等到钻过了墙洞，还得偷偷把眼泪擦干，怕妈妈看了伤心。有一次下大雪，妹妹去给妈妈送菜，雪地本来就又黏又滑，那几个孩子在雪地里打雪仗，看见她来了就追。妹妹慌慌张张地跑，脚下一滑，摔了个大跟头，书包甩得老远。她扑过去捡起书包，紧紧抱着，一口气奔出去老远。等到浑身湿溻溻地见到妈妈，把那罐蛋烧肉从书包里掏出来时，菜已撒了一大半……
妹妹直到上高中，还一直背着那只书包。草绿色的书包上，留着一摊永远洗不去的油渍。是雪地上那罐蛋烧肉的纪念。
十一岁的妹妹在这条秘密通道中来来去去，把爸爸写的小纸条带进去给妈妈，告诉她外面形势的变化和应该采取的对策。妹妹每次从妈妈那儿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把妈妈交给她的东西——一个毛线团、一双袜子什么的，从她已攥得出汗的手心里，小心翼翼地交给爸爸，从来也没丢失过。聪明的妹妹竟然已经学会了从容不迫地对付那些专案组的大人，还会对他们作出假模假式的天真笑脸。可谓是“文革”时期的“地下工作者”了。
如果我走了，爸爸和妹妹怎么办呢？
我走向那么遥远的北方，我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妈妈呢？
我在校园的小树林里长久伫立，紧紧咬着嘴唇，望着远处人声鼎沸的北大荒农场的报名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