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第2页）
……当暮色渐渐垂下来的时候，彩色的灯光就亮起来了，水手们愉快地在甲板上跳起舞来，小人鱼不禁想起了她第一次浮到海面上来的情景，想起她那时看到的同样华丽和欢乐的场面。她于是旋舞起来，飞翔着，正如一只被追逐的燕子在飞翔着一样。大家都在喝彩，称赞她，她从来没有跳得这么美丽。锋利的刀子似乎在砍着她的细嫩的脚，但是她并不感觉到痛，因为她的心比这还要痛……
那些年中，妈妈常常为她的学校写剧本，好去参加全区的中学生文艺汇演比赛。她说是唐妈妈让她写的，所以她一定要写好，给学校争光。到了晚上，她就趴在桌子上写啊写啊，写写就自己咯咯笑了起来。我说妈妈什么东西这么好笑啊？妈妈说到演出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写出了剧本，她让学校的音乐老师林阿姨谱了曲子，然后从各个班级挑选了一些学生，天天在礼堂里为学生排练。当年她在浙西一中和朝鲜义勇队里当演员，这回可当了导演，没想到她的演戏才能，有了用武之地。
大幕终于拉开了。我坐在台下，眼睛睁得老大。报幕员走出来说：下一个节目，小歌剧：《嘻嘻哈哈上北京》。由校文工团演出。
音乐响起来。我的眼前出现了一片绿色的田野，然后是一只像桌子那么大的南瓜，摇摇晃晃地走出来，走也走不动的样子；我一眼就看出那南瓜是用纸糊的，一个人站在中间，他的脑袋就是南瓜的柄了。又有一根长长的丝瓜颤颤悠悠地走上来，丝瓜皮是用一块绿绸子做的，裹在一个学生的身上，顶部还有两只眼睛，一眨一眨的；接着是一只大红辣椒、还有一个大白萝卜、一根金黄色的大玉米……是像极了像极了。它们不停地轮流唱着歌，意思是丰收了，它们要高高兴兴地到北京去向全国人民报喜。最后出场的是一棵果树。它的树枝上结满了各种各样颜色的果实，有苹果、梨、桃、杏、香蕉、橘子、还有柿子和一只大柚子……它说它的名字叫做“十姐妹”，就是使十种水果都长在同一棵树上，人们想吃什么就可以摘什么。扮演这棵树的学生，晃了晃他的胳膊和腿，也就是裹在他身上的“树枝”，那些果实便一个个落下来，滚了一地，有一个还滚到台下去了。观众们拼命地鼓掌，又喊又叫的，我也从座位上站了起来。那些蔬菜和水果们在台上转了一大圈，搬上来许多凳子，一只连一只地排列成一行，好像火车的车厢。最后，它们唱着快乐的歌，在轰隆轰隆的音乐声中，自己挪动着凳子，招着手，向着北京（也就是后台）开去了……
散场以后，我跑去找妈妈。妈妈正满脸笑容地忙着给学生卸妆。我仰起头对妈妈说：我知道了，这是一个童话。
妈妈看看我，说了一句奇怪的话：当然，除了童话还有什么呢？
除了童话还有什么？——在后来的许多年中，这句话始终萦绕在我的耳边。它像是妈妈自造的一句谶语，破译它个中难解的含义，曾使我费尽心力。终于有一天我恍然大悟地明白，它的意思其实已简单到接近纯粹。对于妈妈这样的人来说，她除了将自己沉醉于童话，这个世界还有什么更吸引她的事情呢？
那天晚上，全校的观众最喜欢的，就是这个节目。后来它被选拔到区里，得了奖，又到市里演出，也得了奖。不过，荣誉是学校的，奖状挂在会议室里，没有妈妈的名字。但妈妈还是很高兴。到了下一个学期，妈妈又为学校写了一个小歌剧，叫做《放学以后》。这个戏演出以后，在当时杭州的教育界，可以说，引起了一些轰动。
剧情大概是这样的：三个初中生自觉地学习雷锋叔叔，放学以后争着为班级和同学们做好事。小豆豆从家里拿来一只痰盂，放在教室里。可是另一个做好事的小红，一不小心却把痰盂打破了。她只好躲在讲台下面，希望发现痰盂的主人。于是出现了一连串有趣的事情。那故事虽然很简单，但好像就发生在我们的生活中三个孩子之间的每一句对话，都生动极了。歌词也很精彩。演出的时候，台下的笑声一阵接一阵，演了一半，掌声就哗哗地响成了一片。
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其中的一些片断。比如那个最受观众喜爱的小红的歌词：小红我鞠个躬，痰盂你告诉我……还有：小豆豆，豆豆小，跳呀跳不高，（指豆豆个子太矮）……小豆豆表示要再回家去拿一只痰盂来时，还有这样的台词：是呀，以防万一呀，假如她再把痰盂打破了呢？
《放学以后》又得了市里的奖。奖状就挂在校长的办公室里。
有一天，妈妈的一个同事对她说，现在的儿童剧内容太千篇一律了，你应该把这个剧本寄出去发表。妈妈摇摇头不回答。后来，那个叔叔真的把它寄给了一家儿童文学杂志。过了几个月，那个叔叔苦着脸来找妈妈，递给她一本杂志说，喏，你看！——那期的杂志上登了一个小话剧，剧情竟然和《放学以后》一模一样，而作者却是另一个人。那个叔叔气呼呼地说，这是剽窃！我要写信揭露他们！妈妈淡淡一笑，说：我看还是算了吧。我写这些东西，本来也没想发表，只要孩子们有自己的戏演，有自己的戏看，管它用谁的名字发表呢，算啦算啦！
在六十年代，妈妈即兴“创作”过的一些作品，就这样无名无姓地在校园里流传了一阵，然后如同枯叶飘落，悄悄沉入泥土，从来也没有变成过铅字。
但妈妈已不可能是另一种样子。妈妈就是这样一个人。
妈妈在瑞金中学教书的许多年里，从五十年代到“文革”开始，一直当班主任。每次交给她的班级，一开始总是最不听话、最难带的。但妈妈却最喜欢那些调皮捣蛋的学生。她说这些“吵生”其实是最聪明、最有个性的。只要引导得好，长大了往往比那些“乖孩子”有创造力。我记住了一个叫钱其林的名字，全校的老师只要一提起钱其林就摇头。而钱其林却偏偏是一个几乎每天都要被人提到的名字。比如说：钱其林今天又闯祸啦——他在课堂上把前排同桌的两个女生的辫子，悄悄地拴在一起，结果有一个女生站起来回答老师提问，另一个女生痛得尖叫起来；今天钱其林又干了坏事——他在下课时，不知从哪弄来了一只青蛙，放在老师的讲台里。开始上课了，那只青蛙蹦了出来，一跳就跳到了任课老师的脑袋顶上，气得老师课也不上了……
诸如此类，也许还有比这更糟的事，所以钱其林就成了一个最不受老师欢迎的人。他的爸爸是个搬运工人，每次老师到他家去“家访”，第二天钱其林就被他爸爸打得鼻青脸肿地来上课。那一天，他准保又会干出一件更让老师恨得咬牙切齿的事情。唐妈妈说，实在没办法，下个学期就只好让他退学了。
妈妈去找了唐老师。她说她愿意来带钱其林的那个班。
其实钱其林在班上挺有威信的。他常常替同学打抱不平。有一次有个外号叫“壳儿”的男生，要“借”一个叫王胜利酌男生的数学作业簿。王胜利不肯，说你不会做我教你，但你不能抄我的。“壳儿”一听，把钢笔一甩，一串蓝墨水全甩在王胜利的簿子上，那些作业题被墨水弄得一塌糊涂。钱其林走过来，拔出拳头就朝“壳儿”挥去，把“壳儿”打了个四脚朝天。“壳儿”爬起来，当时就哭哭啼啼地找朱老师告了一状。
第二天早自习时，妈妈走上讲台。第一句话就表扬了钱其林。她说钱其林支持王胜利做作业不抄袭，是一个正义的行动。如果，大家都来制止抄袭，就没有人再敢抄袭了。但是钱其林打人不对，他的方法错了，就好像划船倒扳桨，本来要去平湖秋月，结果却去了苏堤……
这大概是第一次有老师在全班同学面前表扬钱其林，他满脸通红地低下了头。放学时，班干部来找妈妈汇报说，这一天，钱其林破天荒地再没有在课堂上做小动作。
我不知道妈妈都在钱其林身上使用了什么“魔法”。但这个班的任课老师，来找班主任告钱其林的状，却慢慢少了。妈妈从来不当着大家的面批评钱其林，钱其林做了错事，她也从来不去找他的爸爸。她对他说话永远是平心静气、和颜悦色的。还让他参加了学校的生物兴趣小组，星期六的下午，同他一起到城河边上去捞孑孓喂他养的金鱼；又从家里找了许多个玻璃瓶，放在教室的墙角，让他负责培养小球藻……有一段时间，我特别讨厌这个钱其林，就是因为他，妈妈基本上都没时间理会我了。
过了一个学期，钱其林居然当了班上的劳动委员。考试成绩也没有一课不及格了。他爸爸来开家长会，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哭了起来，说是如果不是在学校，阿林就该叫朱老师干娘了。那天妈妈特别高兴，回来对我说了干娘的事，使我对钱其林非常嫉妒。
后来妈妈根据钱其林的故事，编写了一个多人的表演唱。我记得歌词是这样开头的：我班有个钱其林、钱其林……歌词从头到尾列数了钱其林从“坏”变“好”的过程。有趣的是，钱其林也参加了那个表演唱。他演的就是钱其林本人。一时在学校里很是扬眉吐气。老师们都对他刮目相看。
“文革”前一年的春节，大年初一那天，天空飘着雪花，一个高个子的解放军叔叔，肩膀被雪淋得湿兮兮的，手里拎着一兜水果，神出鬼没地出现在我家门口。他喊了一声朱老师，妈妈狐疑地看着他，一时竟想不起这个年轻的军人是谁。他在水泥地上来回擦着湿漉漉的草绿色军鞋，嘴唇上一层细细的茸毛，亮晶晶的雪珠还在滴水。他的两只眼睛笑嘻嘻的，还对妈妈做了一个鬼脸。粗声粗气地说：我是钱其林啊！
那天是妈妈一个快乐的节日。她对爸爸说，还是当老师好啊，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与世无争。
爸爸说，像你这么天真烂漫的人，看来也只能同孩子们在一起，还有一点安全感。
此话却说得有些过早。“文革”开始后，我妈妈最后一点对于童心的希冀和依赖，也彻底破灭了。
……现在太阳从海里升起来了。阳光柔和地、温暖地照在冰冷的泡沫上，因此小人鱼并没有感到灭亡。她看到光明的太阳，同时在她上面飞着无数透明的、美丽的生物。透过它们，她可以看到船上的白帆和天空的彩云。它们的声音是和谐的音乐，可是那么虚无缥缈，人类的耳朵简直没有办法听见，正如地上的眼睛不能看见它们一样。它们没有翅膀，只是凭着它们轻飘的形体在空中浮动。小人鱼觉得自己也获得了它们这样的形体，渐渐地从泡沫中升起来……
黑夜变得嘈杂喧闹，总有无数个声音在我耳边嘁嘁嚓嚓。
我听见远处街上的无轨电车尖声驶过。秋风一片一片摘下梧桐树枯黄的老叶，窸窸窣窣地抛向空中。靠窗口的那张大**，传来长时间叽叽咕咕的响动，连同我自己的怦怦心跳，使我无法入睡……
有好几次，我都想翻身坐起来，跑到大床那儿把妈妈摇醒。我想告诉妈妈说我很不快活。我的不快乐来自我当初无限憧憬的那所学校。一九六三年的日历早已撕完，严峻的一九六四年，从学校礼堂墙上，密密麻麻悬挂的关于“四清运动”的文件中，板着面孔横在我们面前。这所云集了省委和省府几乎全部的干部子女的学校，以及一九六四年“重提阶级斗争”和“重在政治表现”的种种口号，都使我感到莫名的压抑。我很快对曾经熟读的那些童话，对妈妈最喜欢的《海的女儿》那种遥远而虚无的故事，失去了兴趣。红色的团徽似乎已经成为天边可望而不可即的晚霞，金色的余光擦过我的发辫，无可通融地坠落于政治老师轻蔑的眼光后面。
几乎是从十四岁那年开始，我便体验了被基督教称为原罪的那种感觉。
就连那粒红痣，也一日日暗淡下去，与我冷眼对视，纹丝不动固执地拒绝着我对它的揣摩和猜测。
我真想对妈妈说，我的脑子里，好像是明明白白的一塌糊涂啊。
但我知道我已无法求助于我的妈妈和爸爸。这个世界的风景，似乎并不像他们在十几年中苦心为我描画的那么美丽。即使在晴朗的日子，我也总是听见从操场上传来一阵阵电闪雷鸣和狂风的呼啸，教室窗外的白云飘过，我感觉到有阴沉的雨丝袭来……
每天晚上，我觉得只有钻进蚊帐的时候，才有一个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的天地。我喜欢在黑夜的掩饰下，同自己倾心交谈。
那天夜里，当大**的响声停止以后，周围突然死一般沉寂。
很久，窗边传来妈妈低低的一声叹息。
你说，我肩膀上的那颗红痣，怎么就会没有了呢？
没有就没有嘛……最近我每次星期六回来，你都和我说这件事，你这是怎么啦……爸爸打了一个哈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