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第4页）

当然是铜锅结实了。我回答。

所以，瓦锅和铜锅在一条河里流着，瓦锅就担心铜锅会撞着它。瓦锅如果在岸上，平平安安的，也许能用很久。但在水里漂着，水里有浪有漩涡，它不能掌握自己的方向，只要有个坚硬的东西撞击它，它是不堪一击的。因此它很害怕……

妈妈讲到这儿，忽然停住了。她的脸色苍白，呼吸也急促起来。她合上了我那本《伊索寓言》，摸摸我的头说，你快考试了，先不要看课外书了好吗？然后她默默走开去，不再理会我。

那时妈妈学校的墙上，已经出现了许多大字报。我知道那叫“大鸣大放”。我每天都在那些大字报底下钻来钻去，和小朋友捉迷藏。但是妈妈很少在那些大字报下停留。她走过墙根时，步子，总是匆匆忙忙又慌慌张张的。

天空乌云密布，一场更大的暴风雨，席卷着棍棒刀剑倾泻而下。一九五六年的肃反运动刚刚过去不久，“反右”运动又开始了。

那些日子妈妈的右眼总是跳个不停，她觉得一场灾难又要降临了。就学校的这些老师来说，她大概可以算是唯一一个“三位一体”的“人选”了。——她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父亲是个判过刑的“伪镇长”；她的丈夫是个劳改刚回来不久的“历史反革命”；而她自己，历史上曾经被捕，1956年再次确定的审干结论上，还是认为她有“自首行为”，没有把她打成“叛徒”，已是万幸的了。就她这样的政治状况，只要说错一个字一句话，都将跌落万丈深渊，永劫不复。她是一只地地道道的瓦锅，且已是遍体裂纹、伤痕累累。不要说有只铜锅来撞她，就是漂来另一只瓦锅，不经意地一碰，顷刻间土崩瓦解的，只能是她。

那段时间，妈妈整日里沉默寡言，连故事也不给我讲了。

就在“大鸣大放”最热闹那会儿，有一天妈妈低头走过大字报前，她知道大字报的内容，大多都是反映有关知识分子待遇的，比如教师的宿舍太拥挤、教学条件太简陋、学校党支部有官僚主义等等。妈妈虽然心里赞成这些意见，但她却不愿也不敢出头露面。因此当有一天，同一个教研室的老师，拦住她请她签名时，她有些迟疑不决。她明知道自己不该签名，但不签又觉得对不住同事。她把自己的名字写得潦草之极，潦草得几乎看不出是谁。

“瓦锅”顺水漂流，只能尽可能小心地躲着漩涡和恶浪。

蛇引出了洞，猎人很快就开始了迎头反击。

开始有人检举揭发朱小玲的反党言论了。

所谓的“反党”言论，是说她曾经穿过一件银灰色的海孚绒大衣，上班时对×××说，你看这大衣还是我结婚时，父亲送给我的，那时也不贵，现在怕是再也买不起了。

明摆着，她这不是在散布“今不如昔”，又是什么呢？

又说她认识一个叫刘季野的人，那人是杭一中的语文教师，一九五五年被打成胡风分子。她同他有过来往，应当老实交代她和他之间的反动言论。

还有人说她想让女儿学弹钢琴，带女儿去看戏，从不看现代戏，都是看的什么外国歌剧或是莎士比亚的话剧；给女儿买的书，几乎没有几本是中国书，她这不是培养女儿走白专道路，又是什么？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出，她的资产阶级思想何等严重……

同一个学校的老师中，那些出身好的、那些丈夫是军人或是干部的、那些刚从师范毕业的、那些历史清白的……都像是压在妈妈头上的砖块，一层层越垒越高、越砌越悬，一块块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却有口难辩，连解释的可能都没有，唯恐言多语失。

“瓦锅”心里明白，她必须在自己那易碎的外壳上，设法裹上一层防护的布、油毡、三合板或是别的什么。哪怕是一根稻草。她不能就此任人摆布、由人宰割。她只有自己来救自己。而且应在校领导作出最后的决定之前，反守为攻，转移目标，先把自己从火力的中心解脱出来。

很多年以后，我妈妈又一次对我讲述了这件事。她讲得坦率而平静，但她说她永远不能原谅自己。除了贾起之死，她一生中似乎没有太多懊悔和愧疚的事情，而这却是其中一件。

你想那个时候，我这么一个从不关心政治、不求上进的人，还能有什么锦囊妙计呢？妈妈自嘲地说。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抛出别人、保护自己——检举揭发别的老师。我们教研室有个女教师，据说也有历史问题，领导把她列为重点。我就揭发她说，她平日在办公室，举止行为十分诡秘，写了什么东西，就搓成一团，收藏在她抽屉里的一只布袋中。这只布袋子非常可疑，它究竟有什么不可告人之处，应该将其公开在光天化日之下……在我揭发的当天，校领导就命令她把那只袋子打开，她一边解袋口的绳，一边手都颤抖了。但结果大出意外，那里面是些废纸、还有粉笔头、用坏了的别针等等杂物，什么名堂也没有。我愣了，满脸通红。领导把那只袋子拿走了，说还要研究研究，并且表扬我警惕性高，是好事。当时我恨不得钻到地下去。幸亏她后来倒没有因此而打成右派，只是把她下放到郊区的中学去了。她临走时收拾办公桌，悄悄对我说，你不知道，我是个基督徒，有洁癖，一点点脏东西都从来不乱扔的，就准备了那只布袋……我这才明白了那只布袋的来历，心里很难过，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听完了这个故事。我同样也说不出话来。

似乎是有一点失望。对于我所尊敬的妈妈。

失望之余，又有一种悲哀渐渐升起，为周围所有的人。这些年里，其实我也同样体验了这种“你死我活”的人生哲学。作为一个生活在五十至八十年代的中国人，恐怕几乎没有一个能幸免被人所整而又整人的悲剧。然而由妈妈亲口对我述说的这件往事，就有了一种更为辛酸的含义。

“反右斗争”的风暴终于过去了。妈妈竟然侥幸“漏网”逃脱，最初连她自己都不敢想象。她一直没有搞清一九五七年自己之所以未被打成“右派”的真正原因——或许是由于当时学校里有比她的言论更加“反动”的教师捷足先登；或许是因为“右派”的指标暂时已凑足够数？但她本人以为最大的可能，则是学校的教导主任唐佩兰，在暗中扶了她一把。那个我称作唐妈妈的教导主任，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她精明严厉，全校的人都怕她。但她每次一看见我，就笑嘻嘻地问我考试得了几分。她喜欢学习好的学生，自然就喜欢讲课最受学生欢迎的我妈妈。妈妈说，唐老师知道她家里的困难情况，也了解她的历史和为人，再把妈妈打成“右派”，唐老师实在是于心不忍。妈妈坚持说那个时候偶尔也会“正义战胜邪恶”。她愿意这样去解释一场被避免了的灾难，这个猜测比较符合妈妈一向的人道主义理想。时至“文革”，唐妈妈被送入“牛棚”隔离审查，与我妈妈关在一起。她的丈夫，杭州市另一所重点中学——杭州二中的校长黄怀仁，被造反派批斗致残，最后死于癌症。他们所力行的人道主义，却并没有回报于自身。

自从爸爸被送到“留下果园”去之后，每个星期六的晚上，妈妈就带着我和妹妹，到龙翔桥的六路汽车站去接爸爸。经常的，眼看着那些下了汽车的人，一点点散尽，爸爸却连个影子都不见。我们在路灯下等啊等啊，一直等到末班车过去，汽车站上一个人都没有了，妈妈才叹口气说我们走吧，他们大概又不放假了。爸爸一般只能两个星期回来一次，是晚饭以后才到家，第二天下午就得急急忙忙赶回去。我算了一下，他在家里的时间，从来没有超过二十四小时。就是国定假日也不例外。每次他回去的时候，妈妈总是拉着我们的手，把他送到6路车站。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对于星期天的印象，是同那个破旧的6路汽车站连在一起的。

以后的岁月变得模模糊糊，笼罩在一片无休无止的**雨和迷雾之中。妈妈甚至都记不清后来的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一九五九年反右倾、三年困难时期还有四清，这一个个运动和灾难，她拖家带口，究竟是怎么过来的。在那些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而又不得不言不由衷的假话后面，妈妈的心底渐渐滋生了越来越多的疑问：不仅像她父亲那样的在抗战时期做过一些好事的开明人士，不被这个制度所容；她曾经冒着生命危险从事地下工作的丈夫，也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大墙”下被剥夺了政治生命；一个个正直而有才华的朋友们，相继戴上了这样那样的“帽子”，正从这个歌舞升平的时代一点点消失；就连她自己，从十几岁就倾向进步、追求革命，并受过国民党迫害的人，竟成了阶级异己，被打入社会的底层——革命者或是同情革命的人，到头来统统被革命所“革命”，那么革命究竟是为了什么呢？难道她年轻时所希冀的那个平等、民主和自由、富足的社会，只是一个虚妄的梦么？

她不敢往下想了。这些念头，连想想都觉得可怕。

“瓦锅”在岁月湍急的水中漂流，身不由己。但这只“瓦锅”的不可救药之处，或者也可说是与其他易碎的泥钵、陶罐、玻璃瓶的不同之处，就在于这恰恰是一只想入非非的瓦锅。当她偶尔遇到一段平缓的河段，使她能稍稍地喘息和休整之时，她便津津有味地开始观看岸边的风景。葱郁的森林和高耸的峭岩令她陶醉，山坡上啃着青草的小羊使她着迷。她想这世界总会有一个她灵魂的流亡之地，她相信自己定能寻得一个逃避的去处。她惹不起难道还躲不起么？她将要把自己的心藏入一个美丽的河湾，一个无人能够侵袭的角落，去做一个飘然出世者。

人到底是不可没有宗教的。正如没有神可以造神；没有神坛可以堆砌神坛。妈妈在少年时代曾那样痴迷的信仰破灭后，她终究空落，她需要用那些遥远而美好的故事，暂且充当抚慰痛苦的圣经。

在那一段漫长而凄苦的岁月里，妈妈一步步把我引入她苦心营造的另一种梦游幻境，让我在她虚拟的童话世界里，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