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第3页）
那个叫牛朋的人嘿嘿一笑说，这还多亏你的女儿呢，我是先认出了她的呀。否则，你找到天亮也找不到，那些人，总是把来队里探望的家属，推来推去的……
一九八一年我回杭州探亲时，曾在家里遇到过当年的那位牛朋叔叔。他是从福建东山来杭州，向省公安厅申诉要求平反的。牛朋叔叔本姓马，说自己是牛的朋友。他解放前在浙东金肖支队当指导员，一九五二年在直属班受审后，分配在劳改队当了管教干事，但一九五三年仍被清洗回乡，直至一九八二年才平反恢复党籍。
后来那个牛朋叔叔就带我们到食堂去吃饭。吃完饭以后，门口出现了一个穿灰衣服的人，兴冲冲朝我们走过来。
妈妈站起身，拉着我的手说，快，快叫爸爸。
我望着他，摇了摇头。
那是你爸爸。妈妈使劲地晃着我。你不是来看爸爸的吗？
我咬住了嘴唇，喉咙干干的发不出声音。他不是我想念的爸爸。他的头发全被剃得光光的，他是一个——光头。
奶奶的餐桌上，开始有了姑姑从湖边挖来的荠菜和马兰头。春天已经悄悄地来了。
这些日子，妈妈下课以后，总是伏在桌上写啊写的，让我自己去玩。
我知道妈妈是在为爸爸写申诉材料。妈妈暑假时去上海找朋友帮助，那种出乎意料的失望和伤心，使她幡然醒悟，她明白现在只有依靠自己来为爸爸申诉。她带着我从乔司看望爸爸回来后，越发坚定了这个决心。她一直记着爸爸被捕前在茅家埠悄悄对她说的话——假如我真的被送去劳改，你一定要想办法为我申诉。
而如今，向上级司法部门申诉，就成了她唯一的希望和出路。
面对厚厚一叠写好的申诉材料，她却又犹豫了。
如果由她出面提出申诉，有关方面和单位领导，会不会指责她丧失立场，为反革命丈夫鸣冤叫屈呢？她还算是个国家干部，万一再有个闪失，这一家老小的生活来源就真没了着落……
她把我十七岁的大叔叔张其伟叫来，对他说，你大哥的事，是冤枉的，我到死都这样认为。我们一定要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但是我想最好能用你的名义出面，你年纪还小，是个学生，他们不能把你怎么样。材料我都已经写好了，你要是同意，就写上你的名字。
大叔叔点点头，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就到邮局去发了信。
叫是一连好多天过去，那申诉信如石沉大海，就像一粒沙子掉进西湖里，连一个水泡、一丝涟漪都不见。
那份寄给中央最高人民法院的申诉书中，还附有爸爸留下的一大叠文稿。其中有一册题为《摧枯拉朽集》的报章剪辑，里面的文章，全都是解放前一年，爸爸任《当代晚报》总编辑时写的时事杂评。那时他在报上开辟了一个《朝花夕拾》专栏，每天写一篇不署名的短文，以犀利的笔锋，抨击了国民党的腐败丑行，共有数百篇之多。爸爸曾叮咛妈妈，必要时可以把这本剪报集拿出去，足以证明他当时的立场和行为。爸爸终究是一个知识分子，他以为真会有人来认真研究这些文章，然后为他作出公正的评价。现在看起来，这种愿望实在幼稚可笑。
根本就没人理睬那申诉信，连他那些心血结晶的文稿，也下落不明、不知去向。
每天都在焦虑而又毫无希望的等待中过去。妈妈又急又恼，她终于被司法部门这种对人的政治生命极不负责的冷漠态度激怒了。
她已顾不得瞻前顾后，愤然提起笔，亲自给省人民法院院长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张恺之从事地下党工作时的表现，党组织应该是了解的。他的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司法部门应有确实的证据。我要求你们实事求是地对待一个对革命做过贡献的人，哪怕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希望你们能够重新调查有关的历史疑点，对他作出正确的结论……
她还在“应有确实的证据”几个字下，加上了圈圈点点。
却仍然是泥牛入海无消息。没有答复，没有人找她谈话，甚至连法院究竟收没收到过这封信，都无从知道。
妈妈在无望的期待中失去了耐心，她让大叔叔以家属的身份，上访省人民检察院。那天大叔叔回来以后，向妈妈复述了当时同检察院工作人员的对话：
阿伟：我大哥到底犯了什么罪？
工作人员：张恺之解放前被敌人利用，进行反革命宣传活动。他交待问题时避重就轻，隐瞒了一些重大问题。
阿伟：我大哥是一个地下党员，他一直在党的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工作。举个例子，当时他作为《当代晚报》的总编辑，把新华社的广播秘密收抄下来，改头换面，再以“本报收听旧金山广播”的形式发表，可以说为了宣传革命，尽了他最大的努力。你们说他进行反革命宣传活动，这怎么可能呢？
工作人员：情况是很复杂的，并不像你说的这么简单。
阿伟：我大哥解放前在上海、杭州、余杭、海宁等地从事革命活动，冒着生命危险，做了许多工作，这总是事实。
工作人员：这我们当然会区别对待。你们家属应该相信党相信政策。张恺之这个人有才华、有能力，只要他好好接受改造，重新做人，还是会有前途的。
大叔叔对妈妈说完了这些，脸上一片茫然。
妈妈的心揪紧了。她觉得这些冠冕堂皇的话，都是在搪塞应付，没有一点儿实际意义和解决问题的可能。她眼前的最后一点希望，就像越升越高的气球，终于在灰暗的云层下破灭。炸裂的碎片，纷纷四散，随风飘去，踪影全无。
她能做的，只是把大叔叔的上访记录，抄写了一份，寄给了我爸爸。（那时的“犯人”允许与外界通信）我爸爸接到这份上访记录，对于自己竟然有一个“被敌人利用”的罪名，感到十分意外，前思后想，一阵困惑又一阵迷惘，最后不由得啼笑皆非了。
我那个锲而不舍、执迷不悟的爸爸，从此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申诉“运动”。他在乔司的劳改队里，几乎每个月都向省市和中央的有关部门，寄去他一封又一封的申诉信。每个月我妈妈给他送去的衣物杂品中，最多的就是信纸和信封。他已记不清自己写了多少重复的文字，记不清他在昏暗的灯下，把那些原本并不复杂的人事，翻来覆去地纠缠了多少个来回。他在连续申诉两年以后，终于有一天，劳改队的管教干事交给他一张表格，要他如实填写。表格的名称是：“未决叛徒犯登记表”——我爸爸的眼睛亮了亮，他立刻意识到解决问题的时间快到了。他在“地下”时，从未被捕过，而现在竟是“未决叛徒犯”，可见对他的怀疑是入党后又叛党而同国民党勾结。现在既然让他填表，不是说明这种怀疑差不多快要被否定了吗？
我爸爸填了那份表格的半年后——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也就是他在劳改农场待了两年半以后，终于宣布不作刑事处理，无罪释放。可是释放并不等于平反，他在一九五五年一月回到杭州，没有党籍，失去了干部身份，也没有工作。省公安厅劳改局利用他的专长，暂时让他去办一份劳改报纸。他自十六岁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十八岁从上海沦陷区到天目山《民族日报》当副刊编辑，十几年来，写下了百十万字的散文、小说、杂文、新闻通讯等等。当年，也算是沪杭一带的知名报人了。而这位优秀的特派记者，在他二十七岁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之后，从此再也没能写过一个字的新闻报道和杂文评述。他一生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消耗于向司法部门无休无止的申辩和上诉。人说“著作等身”，我想我的父亲可谓是“申诉等身”。至一九五五年他回到杭州后，他的申诉仍然持续不断，一直坚持到“文革”之初，实在没有可能再坚持下去为止。而那些字字血泪凝成的申诉材料，却在岁月的严酷碾磨中，变成一堆无人问津的废纸，随一次次运动的狂飙而去，最后灰飞烟灭。
自从大叔叔去省检察院上访，却答非所问，败兴而归以后，我妈妈便从此放弃了这种自欺欺人的努力。她已对这种自我安慰的申诉感到了厌倦。她面对的是自己五十多元钱的工资，要养活七八口人；面对的是全家人一日三餐、柴米油盐的现实。现实是如此艰难而又迫在眉睫。她这么一个从来都生活在虚无缥缈的浪漫世界中的人，将如何把自己降落在尘埃弥漫的现实生活里，度过今生今世这长长的暗夜呢？
在那个春天绵绵不断的霏霏细雨中，她走在紫藤缤纷的落花之下，心里忽然清朗，似乎有了一种大彻大悟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