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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时
序转入一九五二年的初夏，我眼看就快满两周岁了。
在这个都家花园里，除了那些警卫人员和班干部，我是唯一一个自由的人。但我每次在花园里玩耍，却从不靠近那扇黑色的铁门，我知道那是一道绝对不能逾越的界限。我害怕卫兵的枪，有时他们来逗我玩，我极不友好地尖叫着逃开去。我喜欢在食堂里同那么多人一起吃饭，把饭桶和搪瓷碗敲得当当响。我早已习惯了这种又像是共产主义、又像是监狱的生活。我从不央求妈妈带我回家，出生至今，我还从未有家的概念。
那是一个静悄悄的上午。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日。
刚刚下过一场雨，草地上落满了红红白白的花瓣，像扔在水里的糖纸，蔫蔫的皱成一团，一棵桃树下掉了许多青青的小毛桃，空气中浮**着青草和腐叶的气味。那会儿我正在小洋楼的台阶上玩，突然看见花园外面的大路上，开来了一辆绿色的吉普车和一辆大客车，就停在花园洋房的大门口。带枪的卫兵齐刷刷地跑步列队，门里门外排成了两行。我有些怕，就往楼上跑，想去找妈妈。这时哨子响了，有人大声喊着，快点快点，紧急集合了。爸爸从里面跑出来，一把抱住我说，好孩子，别动，就在这里玩儿，我们一会儿就回来。我缩在一根柱子后头，心怦怦直跳。
整栋房子里的人好像都出来了，在台阶下自动排成几行。
那个平日总是板着脸的班主任，手里拿着一份名单，用浓重的山东口音，大声说：大家听好了，我叫到名字的人，站出来！
我看见妈妈的脖子伸得老长。她好像比我爸爸还焦急不安。
她突然像是被雷电猛地击了一下，身子晃了一晃。起初她以为自己听错了。但那个山东口音明明白白又重复了一遍。是的，是她的丈夫张恺之。我还听见爸爸响亮地回答了一声：到！
——叫到名字的人，马上回宿舍去打铺盖，立即上汽车！那个声音命令着。其余的人，统统回房间去，不许说话！
没有理由、没有解释、甚至没有宣读所谓的结论。只有一个命令。一个必须服从的组织决定。
妈妈慌慌张张地朝那个人跑过去。她好像是要问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究竟犯了什么罪？他要被送到什么地方去？去多久？她作为他的妻子，她有权利知道啊。或者，至少应该给她一点时间。让她问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家里有什么事要安排……
但妈妈被卫兵拦住了。我只看见她的嘴一张一合，看见她的胳膊在挥动。后来她的眼泪流了下来，她的黑黑的头发四散开去。队伍中，我的爸爸已经不见了。我终于“哇”地一声大哭起来，跌跌撞撞地向妈妈奔去。妈妈紧紧抱住我，死死地箍住了我，我们滑倒在草地上，哭成一团。
不知是谁，在我们耳边低声说：别哭，别哭，孩子哭坏了怎么办？他们是送去乔司农场劳改的，顶多三五年，不算长不算长啊……
妈妈的肩膀猛烈抽搐，哭得越发伤心。哭声中，我听见铁门外汽车发动的声音，像大灰狼的嗥叫，在花园上空凄厉地盘旋，又一点点远去……
这一天，在灵隐“革大”校本部所属的四个分部，被处理成劳改的“学员”共五百人，是由省公安厅负责人讲话宣布的。这批人连同监押干警人员，分乘二十辆大客车，一辆接一辆地驶过灵隐路、西山路，然后转上万松岭，向东沿着钱塘江边疾驰而去……
一个星期以后，妈妈接到通知：调离省报，去市教育局报到。
我们终于离开了茅家埠的都家花园。我们走的那天，花园里一朵花也没有了。只有一片阴森森的墨绿，绿得发黑。
我妈妈常常觉得自己的一生，差不多就是一场连贯的噩梦。
自从妈妈目睹我的爸爸被强行押走，妈妈好像突然间变了一个人。她的脸上再也没有笑容，走起路来，步子很沉很重，老远老远，就能听见她踢踏踢踏的脚步声，像一辆脱了链条的自行车。妈妈的手帕几乎每天都是湿的，她再也不掏出自己的手帕来给我擦鼻涕了。我不敢看妈妈的眼睛，那里布满了一根根血丝。眼神直愣愣的发呆，一眨一眨的，眼珠一动不动，像我的洋娃娃。后来我把那个洋娃娃塞到床底下去了，看见她我就想起妈妈绝望又忧郁的眼睛，叫人想哭。
我和妈妈从仁德里报社宿舍，搬到了一个叫西公廨的地方。
妈妈被分配在工农速成中学教书。那个地方离奶奶家不远，我常常被叔叔和姑姑们从家里背到妈妈学校、再从学校背到奶奶家，像一只背来背去的包裹，然后把吃的东西填进我的肚子里。一连几个月，都没有一个人来看望我们，周围的人好像都躲避着妈妈，连同她说句话也是匆匆忙忙的就走开。妈妈的学生都是工农干部，给这些阶级觉悟很高的人上课，可不同于当年在“方小”给穷苦的孩子们教书，妈妈总是提心吊胆地担心出错。她夜夜睡不好觉，才几个星期，妈妈就瘦得一塌糊涂，抱着我，细细的胳膊勒得我好疼。
幸好不久就到了暑假，妈妈决定去一趟上海。
那时妈妈已经设法打听到爸爸的劳改期限：三年。一朝之间，张恺之从党员干部变成了人民的敌人。这个结果于他们真可谓是晴天霹雳。更糟的是，他和我妈妈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所谓“罪名”究竟是什么。难眠的长夜中，妈妈思前想后，仍是觉得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大清洗，同她一直来接受的革命理论，完全是南辕北辙的两回事。
所剩的一点书生气，再加上尚未完全破灭的幻想，妈妈要亲自去上海。去找当时同他一起入党、工作的战友，为他作出证明，至少，能帮助她向上级司法部门提出申诉。
她把我留给了奶奶。那天酷热，我的颈下闷出了一层痱子。
我爸爸是一个十分珍重友情的人，以他一向对待朋友的热忱，妈妈以为爸爸的朋友一定会同情她的处境，为她想想办法。妈妈赶到上海一家大报的干部宿舍，找到了爸爸做地下工作时生死之交的战友，希望他们能帮她向有关方面作些反映，也许能适当纠正“镇反”的扩大化倾向。
她不停地擦着汗，急急忙忙述说着。面对着丈夫当年最亲近最信任的朋友夫妇，这一年多来积蓄于心头的委屈和痛楚，犹如开了闸的江水，倾泻而出。——你们是了解他的。她说。你们应该是最了解他的。可以说，他是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革命了，这样处理他是不公正的啊……她的声音哽噎了，她说不下去，泪水堵住了她的喉咙。
那位朋友坐在沙发上慢慢地喝着茶，一言不发。他用杯盖拂着水面上的茶叶，那手微微地有些颤抖。他眼里掠过一丝惊慌，避开了妈妈的目光。
他的夫人扭头看了看墙上的钟，又低头看了看腕上的手表，站起来说，哎呀小玲，你来得真是不巧，你看我正要去广州开会，马上要去火车站了，我实在不能多陪你了呀。
妈妈眼眶里的泪水，顿时就凝固了。
可是……她喃喃自语。她一时竟不知如何说下去。
那位夫人像是想起了什么，从身上掏出几块钱，递给我妈妈说，喏，这点钱，你就拿着买车票吧。凡事要想开些才好……
妈妈像是被什么东西烫了一下，脸涨得通红，她倏地站起来，退了几步，怔怔地望着这位当年曾经一起在大街小巷里张贴反内战的标语，互相掩护着甩掉特务的跟踪，曾一同挽着手参加游行示威的女友——那个瞬间，妈妈忽而觉得自己好像从来没有认识过他们。
妈妈轻轻推开了她的手，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那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