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第3页）

一只蜘蛛从她的稿纸上迅疾地爬过。

她觉得这儿似曾相识。

历史怎么会开这样的玩笑，就像是在昨天，她还在国民党的监狱里，被逼着交待她参加共产党的“罪行”。而今天？

但她必须写。她要用白纸黑字，写出她二十几年来真诚的追求。

她把写好的材料亲手交给了那个班主任，省公安厅机关保卫科的一个副科长。从她进了直属班的第一天起，不知为什么，她从不敢多看这位班主任一眼。他背着手出现在宿舍门口时，闪闪发亮的眼镜片后面，便射出一种严峻的冷光，似要穿人肺腑。她仅仅被他用眼角的余光扫过，已是一层冷汗虚出。

他把那卷材料在手里掂了掂，略略沉思了一会，眯起眼睛，似乎有些为难地说：嗯，顺便通知你——你的爱人张恺之，明天也要到这里来接受审查了。

很多年以后我父亲告诉我，关于那次送他去茅家埠“革大”直属班审查，其实他早有预感了。一个多月以前，他的一篇记述钱塘江海塘工程的通讯稿，值班副总编已签发，却始终没有见报。送妈妈去茅家埠的前两天，也就是四月二十六号，省级机关召开党员大会，支部发给他一张入场券，但随后就来了人事科长，说是编委××同志少了一张票，你的先给他吧，回来再给你传达一下。交回了入场券，我爸爸当时心里就有些不是滋味。四月二十八日，报纸头版头条标题是：全国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右角上，显著的小标题是：4月27日夜里，杭州逮捕一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我妈妈就是在次日被送往茅家埠报到的。这同时意味着，四月二十七日全国大规模逮捕反革命分子，党员事先是知道的，但我爸爸已被排除在外。

他已完全明白将要发生什么事了。

他所要作的准备工作中，头等大事就是赶紧安顿我。

那时我的奶奶一家，已不得不从上海搬来杭州，住在城里一个叫荷花池头的地方，完全依靠我父母抚养。爷爷做了一辈子工人，前一年在上海一家医院做胃切除手术时，大出血休克而死。爷爷给我爸爸留下三个弟弟一个妹妹，我最小的一个叔叔才比我大两岁，全家的生活本来就已十分艰难。现在我妈妈进了学习班，我爸爸也即将离家，未来的一切都尚难预料。爸爸只能把我和奶妈临时交给了奶奶照看，为了不让外婆再受惊吓，只好让她先回了洛舍。那个名叫夏香的小保姆不肯走，便把她留下来。一时家里人心惶惶，乱成一团。我父亲面对这无依无靠的一大家子人，实在也有些不知所措了。

妈妈走了、外婆走了、爸爸也要走了。我突然觉得自己像个孤儿。我没日没夜地哭，对这未知的人生诚惶诚恐。

果然，又过了几日，我爸爸也被通知去直属班报到。那天一早，报社专门派了一辆吉普车，送我爸爸去茅家埠。

我爸爸和我妈妈，就这样在茅家埠的花园洋房里“重逢”，成了特殊的“同学”。

他们在楼上楼下的宿舍分室而住，朝夕相见。同在大厅吃饭，方便时也可简单地交谈几句。至于有没有人将他们的谈话汇报，则不得而知。我妈妈第一天见到我爸爸，就对他说，她在这里实在觉得害怕。轮到她去外面厨房抬米饭的木桶时，跟在身后的武装看守和大门口的武装警卫，都让她心里发颤。爸爸安慰她说，枪杆子是对敌人的，我们又不是敌人，有什么好怕的？

话虽这么说，整天面对那些脸上没有一点儿友好笑容的武装战士，连他也觉得自己像是牵涉了什么命案的嫌疑犯。

他开始觉得不妙。他渐渐发现，在这里接受审查的一百多个人中，每个人的历史情况都极其复杂。他们名义上都还拿着干部的工资，但各人的身份大不一样。周围的人中，有兵临城下还企图顽抗的国民党城防司令，有坦白自首的汪伪特务，也有因经常在办公室的字纸篓里检阅废纸，具有阅纸癖而被怀疑有政治目的的旧职人员；还有他本人做地下工作时，策反起义的两个蒋军上校……过了些天，甚至还送进来几个船员，听说他们的船被一场风暴刮到金门岛上去了，他们滞留在岛上的日子，同台湾的渔民们一起吃吃喝喝，回到大陆上，就被送来这里审查了。看起来，如果不是组织上怀疑有问题的人决不会被送到这里来。那么，他究竟成了什么人？

空气里充满了一场飓风来临前夕飞沙走石的恐怖气息。学习班里不断发生着学员自杀的事情。与我爸爸同房间的一个四十多岁的病弱男子，是旧省政府农业厅的一个人事科长，他半夜里偷偷起来，用一根裤带把自己吊在双层铺上铺的床架子上，一吊就吊死了。他没留下遗书，死因不详。还有桐庐县中学的一个“现行反革命集团”，我妈妈发现其中一个姓罗的教师，是她抗战时在浙西一中的同学。这人出身桐庐一家望族，毕业于大夏大学教育系。他悄悄对我妈妈说，他实在对什么“反革命集团”的事一无所知。又过了几天，他们那个“集团”中的一个女教师当众在花园里跳了井，幸亏井水浅，被人救起，当时就转移到别处去了。

我的妈妈每天见我爸爸，眼圈红一阵黑一阵。妈妈说她天天夜里都做噩梦，梦见自己被敌人追赶着，一直追到悬崖上，无路可走，只好咬咬牙跳下去。醒来时心口还怦怦地响。又说夜夜被孩子的哭声惊醒，梦见我又黄又瘦，不会说话也不会笑，像个小木偶人，身背后有根线，妈妈拉着线，我就一步一步地朝着她走，竟然就走到直属班里来了……

你别讲了。我爸爸狠狠地咬着嘴唇，脸上涨得青紫。他不知该怎么安慰我妈妈。这些天来，他在直属班的所见所闻，已在他心里积累起了越来越多的怨气。他想组织上居然把他们夫妇都送来隔离审查，这不是明明把他们当作反革命嫌疑分子了吗？简直是莫名其妙。朱小玲在解放前一直是个被国民党迫害的进步青年，而他本人，抗战时作为一个进步记者。认识到旧政权的腐败以后，毅然与之决裂，投奔革命，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二十三岁在上海加入地下党，不仅写了大量揭露黑暗现实的文章，还在沪杭一带如此复杂的情况下，一手拿笔、一手拿枪，冒着生命危险，策反了国民党一些人物起义，迎接解放军渡江。这些事实，桩桩件件，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就算是要审查干部，又怎么能同镇压反革命运动联在一起呢？

每次开会讨论时，他总是气鼓鼓地一言不发，或是借口不舒服，根本就不去开会，也从不主动汇报思想。写的所谓交待材料，篇篇页页，还在理直气壮为自己解释辩护；列出一大堆人名地名，坦坦然然让人家去外调，偏就是一句检讨和认罪的意思都没有。于是明摆着，在唯唯诺诺、战战兢兢的众人面前，单单显出了我爸爸消极对抗的态度。他这种种不满情绪，注定了他将付出比别人更惨重的代价。

整个炎热的夏季，我父母日日夜夜都在挂念着我，但他们得不到任何关于我的消息。隔离审查不允许同外界有任何联系，就是请求与家里通信也不可能。只是在每个月的八日下午，他们允许我那个十五岁的大叔叔，到茅家埠来领取我父亲的工资（当时我妈妈享受供给制的生活津贴，而地下党出身的干部享受工资制。），即使领工资也不能同家人见面，只能通过班干部送出去。有一次我那个机灵的大叔叔，故意在小洋房的铁门外面慢慢地走来走去，竟然真的让我妈妈看见了。她拼命地向他招手，她真想对他说，好弟弟，下次你把抗抗抱来吧，抱来给我看看，哪怕就是看一眼，我也心满意足了，让抗抗隔着窗子叫我一声妈妈，就是再让我住上一年我也愿意呵……

大叔叔矮小的身影消失在那条小路上。妈妈久久地摇着那只手，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到了九月的一天，小洋房的气氛忽然变得异常紧张。从楼道到花园的小路上，武装的卫兵全面警戒，班干部神情严肃，好像就要发生什么大事。一声尖厉的长哨响过之后，全体学员到院子里集合，那个目光阴沉的班主任，开始宣布对部分受审人员的处理决定。院子里静极了，队伍中的人一个挨着一个，能听见彼此的鼻息。我妈妈和爸爸迅速地交换了眼神，不知又将有什么厄运降临到自己头上。

第一批名单有五十多人，一个个报着名字，被确认为有罪，立即送乔司农场劳改。妈妈松了口气，在这批劳改的名单中，她没有听见她和我爸爸的名字。

另一批有二十多人，被宣布从即日起结束审查，恢复自由。可以搬出都家花园，有关部门将按每个人不同的处理结论，给予重新分配工作。

我妈妈在这批名单中，恍恍惚惚听见了自己的名字。她的肩膀颤了一颤。那一刻她觉得有些头晕。她侧过脸去寻找我爸爸的目光，却见他一动不动。

恢复自由？这就是说，马上就可以见到亲爱的女儿了。总算能与孩子团聚了。这半年时间是多么漫长呵，长得就像半个世纪。亲爱的孩子，你还认识我么？妈妈离开了你这么久，你不怪妈妈吧？你会原谅妈妈吧？快叫我一声妈妈，叫妈妈呀我的心肝……

那一天的那个时刻，我在睡梦中分明听见了妈妈的声声呼唤；我枕着妈妈的臂弯，温暖而柔软。妈妈伏下身子，亲吻着我的脸。我睁开了眼睛，喉咙里像是有什么东西热乎乎地要涌上来——妈妈！我突然开口说话。自从妈妈走后，我已经差不多都把妈妈这个词儿忘掉了——妈——妈——妈——妈——妈妈你快回来！我张大了嘴，一个人自言自语。没有什么人教给我，刹那间我心有灵犀，无师自通。我是在睡梦中学会说第一句话的。我在这个世界上，会说的第一句完整的话，就同我妈妈恢复自由的事情有关。

但妈妈却没有回来。

最后班主任宣布，没有念到名字的人，说明问题还没有搞清楚，也就是还将留在直属班继续审查等待定案。我爸爸的脑子嗡嗡直响，眼前黑了一黑，呆呆地怔着，只觉得四下左右一片阴云密布。这就是说，他的“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情况比他想象的要严重得多，恐怕是凶多吉少了。

他听见班主任大声说：现在散会。朱小玲，你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