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第2页）
天渐渐黑了。妈妈还没有回来。我觉得饿，便开始嚎啕大哭。我想用哭声提醒他们，这周围的茶蓬竹林里，到处都飘浮着那种让我恶心的血腥味。我终于哭得大家都心烦意乱，爸爸抱起我，走到那座小洋房门前去打听。
他似乎是问，朱小玲为什么还不出来给孩子喂奶？
那守卫的大兵按了一下电铃，并不说话。过了一会，里面有人走出来，大概是这里的负责人了。他看了我爸爸一眼，面无表情地回答说：朱小玲在这里属于隔离审查。不准会客。
你说什么？我爸爸吃了一惊。他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解释。隔离审查？这怎么可能呢？明明说是学习，怎么竟然会是审查呢？
那人有些不耐烦。他说那你去问你们单位好了，单位不会弄错的。我们是奉命行事。
我爸爸一时有些发懵，想再说点什么，那人已转身走开。
当我在那栋花园小楼外面的农舍里，整整一夜不停地大声啼哭，期盼着我的妈妈能来给我喂一口奶的那个时刻，建国以来第一次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大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正如隆冬的寒流一般，迅猛地向全国各地推进。
我没有想到的是，我才出生不久，即有幸作了这次运动的见证。
我独自一人哭了许久。谁也拿我没办法。我只想要妈妈。我要吃奶。我哭啊哭啊，我听见自己的哭声像一只可怜的小猫，在窗外的茶蓬竹林里钻来钻去地找妈妈。后来外婆喂我吃一种甜甜的奶糊，我不想吃，我把脸转过去。我知道那不是妈妈的奶。妈妈就在这片茶树地对面的小楼里望着我。妈妈的**胀得好疼，像两座驼峰，沉甸甸地压在她胸口。她不敢侧着身子睡，胳膊一碰着**，奶水就像小溪般淌下来，洇湿了衣服和床单。天快亮的时候，**胀得像是要爆炸，她起身用漱口杯接着，刚轻轻一按，奶水像喷泉一样射出来，一小会儿工夫就接了大半杯。我好馋啊，我能闻到从那儿传来的妈妈的奶香，可我却被扔在这里，饿得全身空空洞洞。我只好不停地哭着，愤怒而又无奈。那一夜从此哭哑了我的喉咙，一直到我实在哭不动为止。
醒来时我觉得脸上痒痒的，有一种凉丝丝的东西淌过。我睁开眼，竟然看见了妈妈。那是一个很小的屋子，妈妈正把我抱过去，一边解着她的衣扣。她的泪水扑簌簌地落在我的脸上。有人在一边催促说，你快些喂吧，就这一次了。喂完了好让他们回去。爸爸在旁边说，别哭别哭，我们回去用奶糕也能把孩子养好的，你放心好了。
我用两只小手紧紧抱着妈妈丰满的**，拼命地吮吸着妈妈的乳汁。我有一种绝望的预感，似乎我的生命之源将被人无情地切断。妈妈的泪水顺着乳汁流入我的嘴里，我第一次觉得那甜甜的乳汁中渗入了一股苦涩的味道。我发现乳汁也会发苦，就是在我九个月的时候。一个人若是吃过苦涩的奶水，这一生中，再苦的东西也能咽下去了。
我听见那个陌生的男人又在催促我们。妈妈低下头，用脸贴着我的脸，亲了又亲。她喃喃自语着说，是妈妈不好呀孩子，你这么小，你怎么办呢，你可别忘了妈妈，妈妈一定很快回来啊……
她的泪水一大滴一大滴落在我脸上，我的脸上湿成一片。
妈妈抱着我站了起来。她就这么站着，一动不动。她好像要说什么，却什么也说不出来。
那会儿我很想对妈妈笑一笑，却不知为什么，我竟然哇地一声哭了起来。妈妈愣了一愣，突然用很快的动作把我塞给了爸爸，然后捂着脸，冲出门去，沿着走廊往楼梯上跑去了。我听见从楼上传来妈妈的放声大哭，我头顶上的楼板，被那哭声震得颤颤悠悠。
爸爸一只手抱着我，另一只手扶着外婆，木呆呆走出了那幢小楼。门口的卫兵把枪斜到一边，打开了铁门上那只其大无比的锁，我们穿过铁门的缝隙，站在门外的草地上。草地很柔软，像妈妈的头发。生锈的铁门发出一声怪叫，把我的妈妈关在里面了。
那片春芽蓬勃的茶园和绿草地之间的花园洋房，后来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想起它时，总使我有一种阴森可怕之感。后来我再也没有去过那个地方。“文革”时有人告诉我，说那幢小楼原是杭州著名的丝织风景的创始人都锦生的私宅，抗战时被废弃。至解放前夕，都家的后人早已纷纷迁离故土，不知流落何方而去。都家化园就暂时作了“革大”直属班的隔离室。
我被带回仁德里的报社宿舍。现在我成了一个有娘却没奶吃的孩子。开始的时候，我被人抱来抱去，吃着报社里那些妈妈的同事阿姨们的奶。这家吃几口、那家吃几口，有奶便是娘了。后来爸爸总算找到郊区一个姓沈的奶妈，我就吃奶妈的奶。一直到我长大以后，还有陌生的阿姨笑嘻嘻对我说，你小时候吃过我的奶呢，该叫我一声妈啊！
可我还是想念我真正的妈妈。每分钟每秒钟，妈妈身上那股甜滋滋的气味，都从四面八方围绕着我，像流水像空气，谁也不能够把它剪断割开。我的生命依然同妈妈的生命连在一起。我们虽已分裂成两个人，但我却随时能听见她的声音、看见她的面孔、感觉着她的忧喜悲欢。我和她如同一个连体人，心心相通，步步相趋。我的目光能穿透高墙、越过山林，始终跟随着、亲近着她。听起来，这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但千真万确。
那天，就在妈妈把襁褓中的我，交到爸爸手中的那个瞬间，爸爸极迅速地把一张早已准备好的小纸条，偷偷塞进了妈妈的掌心。
我一声不吭。我知道爸爸是迫不得已。这张纸条一定事关重大。
我们走了以后，妈妈擦干眼泪，躲在厕所里，看完了那张纸条。看完以后，她才明白自己突然被隔离审查的原因，是由于一家大报的驻杭记者××，向组织上“揭发”了她1943年曾经被捕的历史。她默默想了很久，终于想起了这个××，当年在丽水时，由杨君介绍认识的。后来妈妈在于潜被捕，审讯时特务一口咬定她是共产党，逼问她的组织关系。她一口否认了。特务审不出什么名堂，就逼她讲这几年都到过什么地方，认识些什么人。妈妈知道，任何一个人名都不是可以随便“交待”的。想来想去，在丽水时认识的人中，只有这位××，当时是一家杂志的编辑，此人是位名记者，同当时的国民党上层也有交往。她是个名人，有一定的保护色彩，说认识这个××，大概不会有什么不妥，对彼此都没有危险。但妈妈万万没想到，后来这位××因此遇到了一些麻烦。××自然从此心存疑窦，怀疑我妈妈在狱中的清白。所以当镇反运动一开始，她出于高度的革命警惕，向报社组织作了汇报。这种革命警惕性和革命觉悟，在当时那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已成为一种时代精神，被人们尽心恪守。（就是这位××女士，虽然三十年代就入了党，但由于一直在白区工作，历史上疑点重重，在后来几十年中，被反复审查、饱受委屈直至“文革”结束。）
我妈妈看完纸条，黯然发了一会儿愣，然后把那张纸条撕碎，用抽水马桶的水冲走了。
那个晚上，我妈妈一夜无眠。她斜靠在木头的床栏上，望着走廊微弱的灯光下，墙上那些花花绿绿的标语，心中茫然无措。她仍然不明白，这场声势浩大的镇反运动，同自己到底有什么关系？她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还将可能会发生什么。她试图回眸已经逝去二十七岁青春年华，那一件件**澎湃的往事，突然变得疑虑重重、布满陷阱。曾经飘扬在她头顶的朝霞彩云，已化作一片黑沉沉的雷区。在四周浓密的阴云里，她感到了一种彻骨的寒气。她的**酸胀难忍，乳汁在内衣上结起了一层硬壳擦伤了**，奶水一流出便盐渍般地疼。她想着她的女儿，那个小小的婴儿，此时一定在睡梦中寻找着妈妈，说不定饿得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这样一想，她也忍不住呜呜地哭出声来。怕被人听见，抓过枕头捂住了自己的嘴巴。这样醒醒哭哭，直到窗外的天空蒙蒙发亮。
突然就听见走廊里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有人嚷嚷说不好了，快救人啊。她浑身发抖，光着脚就往外跑。一块床板已被人抬到房外的空地上，锁链般的血迹从走廊里一路洒来。借着晨曦的微光，她看清床板上躺着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脸上鲜血淋漓。有人悄悄说，此人是原省公路稽查处处长，听说有军统身份。他用刮胡子的刀片割开了自己的喉管，企图自杀。
他被人抬着，送去附近的部队医院抢救。但他还是死了。听说他是在半路上，狠心将手伸进自己的喉咙，活活把喉管拉断而死的。
他死后，卫兵在他的床头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有六个字，写着：“士可杀不可辱”。
以后的许多天里，这个死去的人，就成为直属班抗拒运动的典型。那些天，周围几乎所有的人，面孔都冷冰冰毫无表情，像一尊尊石膏像。即使同一宿舍的人，互相也不讲话。就从这一天开始，我妈妈鼓胀多日的**突然干涸，再也流不出一滴乳汁。
我妈妈目睹了那个男人的死，她思念孩子和丈夫的心情，暂时被一种强烈的恐惧所代替了。除了集体学习的时间以外，她闭门不出，每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按照直属班的要求，开始写自己的交待材料。从一岁写到二十七岁、从出生写到参加革命；一页页的横格纸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钢笔字。她记不清过了多少天，每天都写得头晕目眩，一闭眼就是一群群蝌蚪游来游去。她的中指上磨出了一个个硬硬的茧子，手腕已麻木不仁。她觉得自己短短二十七年的生命，已经完完全全被掏空了，被她手里的笔，一笔一画地割成了一堆碎片。
一只壁虎一动不动地趴在天花板上。
一只苍蝇嗡嗡飞过，没头没脑地撞着玻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