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第3页）
《幼小的灵魂》，竟是她一生中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作品。
“文革”中这本书和其他一些东西被偷偷送去我舅舅家保存。当我在十几年后再一次读到它时，它已被换上了黑色的硬壳封面，像一个年代久远的笔记本。在书的后部，还留有一沓空白纸页，并有一篇著名书法家姜东舒老先生为此写下的“装订后记”。他写道：
“这本小书交到我手里时，已是一个残本了。装订线已烂了，书页飞得乱了顺序，而且少了最后的一篇——《谋生》。而这一篇，据说正是作者最得意的一篇。”
“这是作者仅存的一个本子，我怕再行失散，就自作主张地请朋友重新装订起来。在装订前我还设想，万一能够发现一个完整的本子，可以把散失的一篇补抄进去，所以就留了一部分空白纸页。”
以下洋洋七页文字，姜老先生以其扬名四海的小楷，一笔笔书写了对妈妈作品的评价。这位姜伯伯是我父母解放初期在报社工作时的好友。一九五七年他被打成右派，很多年中他们彼此相濡以沫以度艰难岁月。姜先生闲暇专攻书法，一九七九年复出后以其精美的小楷绝技闻名江南。他在书尾处最后注明：
1977年2月9日上午。大雪，去余杭不成，闷极写此。
10日呵冻陆续抄完。老舒附记。
那篇《谋生》却从此悄然隐去，再也没有找到。但妈妈说，那篇《谋生》实际上是被她自己撕去的。解放后妈妈多次被隔离审查，考虑到《谋生》这个故事写的是一个乡下孩子，为了生活，被特务利用去做了坏事。爸爸担心有人会怀疑与方震小学有关，到时有口难辩，不如撕去了事。
当我再一次翻阅这本小书时，犹如面对一个伤残的人生，瘢痕累累，难以修复。却从书尾那一页页空空的白纸中，浮生出一种对于“夭折”的别解。——在我妈妈的后半生中，就连亲近这“幼小”、表现和记述她的“灵魂”，也成为一种奢侈和无望酌梦想。她再也没有写作。只能把她溢满心扉的天真和烂漫，在那凄苦的年月里，作为儿童节的礼物，转赠于我。
一九四九年底一个漆黑的深夜，我妈妈在睡梦中突然被楼下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她好像听见是张恺之在喊她的名字，急忙披衣下楼。刚一打开门，就被我未来的父亲紧紧搂住，抱得她气都喘不过来。她说你怎么了出了什么事？张恺之只是一个劲地亲吻她，从额头一直吻到脖颈，最后连十个手指都一一吮过，却只是沉默不语，那神情庄严肃穆，好像是一次生死诀别。
你为什么这么晚来？出了什么事？她挣脱了他，狐疑地问。
是……是有一点事……我，我准备离开上海……他吞吞吐吐地说。
为什么？有人要抓你吗？她懂得如果不是有了危险，他是不会离开上海的。
还没有这么严重。他说。
那是为什么呢？
这个晚上，张恺之在迫不得已之下，对我妈妈实言相告：不久以前，南京来的内部消息，近期国民党查禁的书刊目录中，有他编的短篇小说丛刊第一辑《人性的恢复》；很快，卢坤也告诉他，出版这本丛刊的假地址——东长治路401号已被搜查。他向组织作了汇报，组织命他立即离开上海。今天，他收到了杭州来信，杭州的《当代晚报》邀请他去那里工作。组织上已经批准了……
我未来的爸爸，一口气说了这么多，使我妈妈感到吃惊，却又似在意料之中。组织？还有什么别的组织呢？她其实早就猜想过多次了——她也许早该猜到他是一个共产党员。假如他不是共产党，怎么会在“方小”附设的民众夜校兼课时，给青年工人讲述解放区的土地法大纲呢？他编的《人性的恢复》丛刊，就是以当时无处敢于发表的姚雪垠的小说《人性的恢复》作为书名的。这篇小说写一个国民党特务，监视知识分子，后来良心发现，终于弃暗投明；还有丰村的小说《一个军法官的经历》，也是直截了当地揭示了国民党打内战，不得民心，必然失败……
这个夜晚，虽然张恺之的解释含糊其辞，刹那间她还是什么都明白了。
那我怎么办呢？她心里忽然一阵空落落地发慌。
你留在“方小”。“方小”一定要坚持下去。我已经向组织上提出，我到杭州后，就设法去解放区。组织上同意我暂时不转关系。我的上级领导说他可能过几个月就去解放区，他会带我一道走的。等我落下脚来，我自会来安排你……
他的眉宇渐渐舒展，又一次把她紧紧拥在怀里，同她深深吻别。
我妈妈多么想说一句：让我同你一起走吧！但她说不出来。她想到自己不是共产党员。这个瞬间她忽然明白加入共产党毕竟还是很重要的，但为时已晚。
冬夜湿冷，寒气袭人。从“方小”窄小的窗户望出去，微弱的路灯像遥远的星星，淹没于广袤的宇宙。她久久依偎在他的怀里，心里怅然却又甜蜜。现在，不管怎么样，她已经知道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了。他告诉了自己，他是共产党，他才是她真正的爱人。贾起当年没有告诉她，她无法救他；贾起也没有成为她真正的爱人。而从今天开始，无论是坐牢，是牺牲，生生死死，她都会同他在一起。永远永远。
一九四八年春，我妈妈同张恺之在杭州正式结婚。这是因为我爸爸当时已做好了去解放区的准备。结了婚，等上海组织的通知一到即可启程。到了解放区后，再设法把妈妈接去。他们以为离革命的最后胜利还有一段艰苦的旅程，他们没想到，实际上全国解放已迫在眉睫。
我未来的爸爸受聘为杭州《当代晚报》总编辑，这一年他二十五岁。他每个月都悄悄去上海，同地下组织保持联系。终于有一次，那位穿西装的化名为老李的人对他说，组织上已经决定，他的情况非常适宜在杭州坚持地下斗争，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社会关系，开展工作。去解放区的事，暂时就不要再提了。于是从那以后一直到1949年杭州正式解放，张恺之利用《当代晚报》总编辑的身份作掩护，为迎接杭州地区革命的最后胜利，可谓鞠躬尽瘁。
然而很久以来早已销声匿迹的裴嫣，便注定要在这个历史性的转折关头，突然又一次出现。我早已说过裴嫣是一个对我妈妈一生有重大影响的人。她在革命成功前的最后一分钟里，终于把所有的事情都搞得乱七八糟。
当然她不是故意的。
事情实际上又是由我妈妈引起。她和我爸爸度蜜月时，因为我爸爸等待去解放区迟早要走，分手在即，两人便上莫干山游玩。玩时不知怎么就想起了裴嫣。裴嫣的丈夫姜弘任，当时已成为莫干山所在地的武康县县长。我妈妈与裴嫣分手多年，既然她也结了婚，就该让裴嫣也高兴高兴。他们两人一起去拜访了裴嫣。裴嫣喜出望外，同她丈夫姜弘任，专门陪着他们到山上玩了两天。期间我爸爸试探过姜弘任对时局的看法，但他的回答含糊其辞。
过了几个月，姜弘任突然专程来杭州找我爸爸，说他已被省府免去武康县县长之职，派为文成县县长。他来杭州时，恰好我妈妈正从上海来杭州度假。他说，文成县是浙南括苍山土共最活跃的地方，让他去文成反共，他不愿意。如果朱小玲能跟他一起去文成的话，在文成帮他同共产党接上关系，他就索性率部在文成起义，投奔共产党了……我爸爸出于警惕，说我们没有投奔共产党的关系。姜弘任说，那你们给我介绍上海的朋友吧，我多少可以做些有用的事情。我爸爸知道他同上海社会局的人有很深的关系，对打入敌人内部有利。就同意给他介绍一个上海的朋友。此人就是“方小”的林泉。但我爸爸毕竟已有多年地下工作的经验，为了不暴露“方小”，他告诉了姜弘任一个茶楼的地址，让他去找孙某。也许命运就是这么奇怪，那一天，姜弘任来到茶楼找孙某，孙某不在，姜便说是通过孙某找林泉的。孙某的弟弟说，你既是找林泉，何不直接到“方小”去找呢。——至此，我们的故事就留下了一个麻烦的伏笔，为一九五一年开始的全国镇反运动提供了触目惊心的内容。
其实，姜弘任到了上海后，确实为地下党做了一些工作。特别是他担任了上海市军民合作指导委员会的秘书长，能搞到上海外围驻军的兵力、兵种分布图，这些情报对上海战役十分有用。可惜这一切事实，都在几十年刀光剑影的阶级斗争中，被弄得面目全非。
解放战争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黑暗中最后一段日子里的最后一个故事，在革命胜利以后，也许都将成为莫须有的罪名。
曙色正在一日日显露。太阳正从东方升起。天很快就要亮了。我和我幸福的妈妈一同迎接着那个胜利的日子。恰好是共和国诞生的那个月，我在爱情的巅峰被创造成一个新生命的胚胎。
我即将来临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