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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许
多年中，我妈妈一直对我说；如果她没有在方震小学工作的那两年，她这辈子，简直就没活出个什么滋味来。
爱情和事业，在那两年里，轰轰烈烈地一起向她涌来。
方震小学，实际上是当时中共地下组织的一个活动站。
我妈妈随着张恺之穿过闸北公兴路那一带的棚户区。上海人管这种屋顶像船篷篷一样的贫民窟，叫“滚地龙”。里面所谓的墙壁，是用竹片、破油毡和黄泥糊成，潮湿的泥地面高低不平。这些“房子”里住的都是拉黄包车、弹棉花、捡垃圾、扛麻袋，靠力气过活的江北人，一天的工钱买全家人一天的粮食，所以大多数孩子都不识字，稍大一点的，就到街上去卖报或是给人擦皮鞋。昨天刚下过一场大雨，屋里几个半大的孩子，正在忙着用盆往外舀水。有一只碗漂在水上，那几个孩子不知为什么就互相打了起来……
“方小”，就是为这些穷苦的孩子们办的。他严肃地对她说。
他们拐过一条肮脏的弄堂，再走过一片一个杂乱哄吵的小菜场，然后在两间低矮的楼房前停下了脚步。他对她说到了到了，这就是方震小学。
方震小学真是一所小得不能再小的小学校了。两层的简易楼，楼下两间做教室，楼上做办公和男女教师的宿舍。几十张高高低低的课桌，五六个年轻教师，就是学校的全部。一个白白净净、高个儿的年轻姑娘，向她走来，紧紧握住了她的手。她说她是方小的校长，就叫她哲宣好了。我妈妈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哲宣。
我叫朱小玲。我妈妈对她的同事们自我介绍说。那个在她填写入党申请书上使用过的名字，在那瞬间脱口而出，从此开始正式生效。她似乎生来是喜欢贫穷和简朴的，那一双双亲切的目光使她想起了朝鲜义勇队的日子，简陋的小学校使她有一种回归之感。
她每天都欢欢喜喜去做每一件琐碎的事情。先是走遍了这一带贫民区，一个一个去动员那些邋里邋遢的孩子们来上学，学校只收一点象征性的学费。课余时间，他们挨家挨户到孩子们的家里去访问，用自己很少的一点钱，买几支铅笔或是糖果，分给孩子们。冬天来临，他们又到繁华的上海街头，为孩子们募集棉衣。在方震小学的两年中，大家始终不拿工资，学校管饭，每月发给三元零用钱，还发些草纸肥皂什么的，这种有点像共产主义的气氛最让她入迷。她穿着蓝布旧旗袍，穿着洛舍的妈妈做的布鞋，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土里土气地走来走去，心里充满了骄傲。
直到现在她还记得，她的班上有个大眼睛的男孩，名叫牟永正。他爸爸早几年在给轮船卸货时，从跳板上跌下来摔死了。他的几个弟妹就靠他妈妈捡垃圾养活。后来他一连好多天不来上课，她去家访才知道他妈妈得了肺病，咳出浓浓的血，连**的被单都染上了黑色的血迹。于是她连夜去找一个朋友，那人认识红十字会医院的人。他们设法把他妈妈送进了红十字会医院，因为这是全市唯一一家免费的医院。那几天晚上她兴奋得睡不着觉，觉得自己的生命开始有了价值，理想有了寄托。我每时每刻都能听见她强劲的心跳，那颗心鲜艳而稚嫩，血红血红，整个装的都是那即将来临的新世界。
她的学生们都管她叫小玲老师。小玲老师像个大姐姐，又像朋友。小玲老师的那个班级，上课时总是坐得满满的。
小玲老师喜欢教大家唱歌。男老师女老师都来唱。方震小学的屋顶上，从早到晚，歌声此起彼落。
星期天，她和同事们常常一起到公园去。他们讨论时事分析战局，互相传递着有关解放区的消息，为解放军每一个战役的胜利激动得热泪盈眶；上海的学潮风起云涌，她也走上街头，汇入反饥饿反内战的行列，几乎每天都处于高度的亢奋状态。那是四十年代整整一代进步青年的狂热，历史上的每一代人，都曾经试图用一种幻想中的新秩序，来取代旧制度。千百年来，由于眼前的社会总是不尽如人意，人们便一次次在自己的头脑中制造出另一种理想的社会。一九四七至一九四八年，正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最后的历史性大搏斗。而对于我妈妈那样从小就生活于梦想之中的人来说，现实斗争只不过是为她那种无拘无束的个性，提供了一个充分发挥的舞台。
我未来的父亲张恺之同“方小”的关系，是他的广东同乡林泉介绍的。林泉后来又介绍他认识了孙毅。他们都是中国新闻专科学校的同学。林泉出生于印尼，具有双重国籍，又是印尼《巴达维亚新报》驻沪记者。他父亲是中国银行巴达维亚分行行长，后来起义回国。当时他父亲已为他办妥了去英国剑桥大学留学的手续，但他为了争取全国解放而放弃出国。林泉和我父亲都是由孙毅介绍入党的。
但我妈妈那时已好像把重新加入共产党的事情，完全忘在脑后了。她曾经历尽辛苦去寻找裴嫣，也就是寻找那个她曾无限崇仰的党。而党实际上已出现在她面前的时候，她却稀里糊涂放弃了这个机会。她一次也没有向我爸爸表示过入党的愿望，同时却又那样热衷于为“党”做事。也许天目山那次不了了之的入党经历，深深刺伤了她；也许她觉得入党的名义并不重要，她看重的是自己纯真的心灵。从她在“方小”这个地下党的活动站，积极活动一年多，最终却仍然没有入党的这一事实，就可知我妈妈是怎样一个淡泊的人了。
“方小”的生活很清贫，但“方小”的生活充满诗意。
“方小”是青年知识分子的世界。在这个年轻人的天地里，空气中时时处处都飘**着爱情的养料。
有时我甚至很羡慕三四十年代的那些革命者——所有轰轰烈烈的革命行动都围绕着爱与死这个永恒的主题。他们总是首先从自己做起，为反封建不惜身体力行。面对残酷的敌人和严峻的环境，爱情仍在蓬蓬勃勃地生长。
我妈妈记不得“方小”更多的革命内容了。她能记住的，只是程哲宣和黄建平热恋中的那个小窗口的灯光；记住林泉的未婚妻，那个湖南姑娘岱岫，每天天一黑，就在“方小”门口的路灯下，痴痴地等着林泉来同她约会的情形；“方小”是一个爱情的摇篮，爱情的风暴恰如一天天长驱南下的大军，要把世界搅个天翻地覆。
我未来的爸爸和我妈妈，从初识到恋爱到结婚，中间长达六年。他们彼此都是失而复得，因此就格外珍惜也格外炽热。每个星期六晚上，他们都想方设法去剧院看那些进步的话剧。没有太多的钱，只能买丙票，坐在后排的位置。两只手互相长久地握着，握到酸麻了，也不松手。夏天的夜晚，他们宁愿走很远的路，到外滩的江堤去散步，在树影下久久地依偎，听着黄浦江的夜涛声声不息，直到午夜的钟声一遍遍敲响。星期天，他们会到张恺之窄小的家里去吃一顿简单粗糙的午饭，每次我妈妈总是吃得津津有味。
她第一次到武昌路张恺之家里去，走进广东小杂货铺后门，在黑暗中爬上吱吱响的木楼梯，看到阁楼上那个狭小的家，她差点吓了一跳。房间里几乎什么家具都没有，只有一张木床，靠墙放着。房子中央有一张矮桌，四五个小凳。几个弟妹依次站在屋角，愣愣地望着她。她环顾四周，不由得好奇地问他们都睡在哪儿。他的脸红了红，朝着地板抬抬下巴说，那儿！他母亲也就是她未来的婆婆走过来，用极不信任的眼光打量着她，然后咕噜咕噜地说了一大串广东话，她一句也没听懂。那会儿她想起了洛舍老家的厅堂和自己的闺房，竟然觉得有些惭愧。她想，她和他出身于不同的阶级，但她爱上了他，也就是爱上了他的那个穷苦的阶级。她就是爱天下的穷苦人并要让他们幸福，她的心从来都是属于他们的。
以后每次去他家，她总是从自己的零用钱里，为他的弟妹买些小玩具，或为她未来的婆婆捎上一块布头。然而使她纳闷的是，他的母亲对她的到来似乎置若罔闻，对于她的好意也似乎无动于衷，并且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始终对她怀有一种固执的成见。
关于张恺之的父亲张老明一家，究竟是怎样从远在广东新会的老家，迁徙到上海滩来谋生，并且如何逐渐融入上海的城市贫民阶层，还产生了一个也同样与这个家庭格格不入的热血男儿张其霭（后改为张恺之），——这又是一个曲折的故事，我将在这部书的后半部分另行讲叙。
我妈妈沉浸在她甜蜜的爱情生活中，一边恋爱一边革命。革命和恋爱都蒸蒸日上。我在她的体内一日日苏醒一日日**，满怀着焦渴和欲望，期盼着那个神圣的时刻来临。我常常听见我未来的父亲长时间呢喃的情话，听见他剧烈的心跳紧紧地贴着我妈妈的心。我被他们疾速流动的血液一次次浸泡一次次冲击，在我出生以前的几年中，我整天晕晕乎乎、如痴如醉。像一粒饱含着生机的谷种，等待着阳光和水分，我知道我很快就要喷薄欲出了。
我那多情的妈妈，长年外出念书，在自由的日子里积累了丰富的恋爱经验，然而她一向却只事耕耘，不问收获。当她真正在心底确立自己的爱人时，才发现原来她的标准不过如此简单：第一必须会讲国语。（所以像杨君那样一口宁波乡音的大哥哥，似乎不在考虑之列。）第二是人要长得秀气些，有一种布尔乔亚的气质。第三是应该会写文章，有真才实学。——我未来的爸爸幸运地撞在了她的网上，一网即被收紧。那网上没有织出关于金钱的网眼——她为自己编织出爱人的种种美好幻象，却独独忘记了关于钱财这项立身之本。但她说那不是忘记，而是憎恨，是扬弃。当她献身于他时，她便从原来的阶级中彻底分离出来，真正裂变为一个新时代的人。
运河女神当年将她送去朱家做小姐，真是白白地徒劳一场。
我手头有一张翻拍的照片，是我父亲1947年发表在上海一家报纸副刊上的一篇短文，也是历经“文革”洗劫后仅存的几幅资料之一。
那篇文章的题目是《爱情》。我从那缩微的底版小字上，还能找到他们当年爱情的痕迹——
……你的淡而美丽的眉间矜持地一扬，你的玲珑的大眼睛饱含着人类所有的纯洁与善良，但是你怀疑，你表示你还没有明白我是一个怎样的旅客。
你静静地说：“你要到哪里去？而我是从一个泛滥着罪恶而荒**、充满着饥饿和痛苦的城市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