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第4页）

在马路的拐角那儿，她微微喘着气，站住定了定神。她又打开那张报纸看了一眼，在副刊版的左上角，清清楚楚地印着那个标题：

雪之谷（散文）　张恺之

那个失去音讯近两年的记者先生，差不多在她快要把他忘了的时候，就这样，冷不丁冒了出来。

她急急地读完了那两千多字的文章，她听见了他忧郁和激愤的声音。这个《雪之谷》的作者张恺之，就是那个在她最苦闷最迷惘的时候，告诉她再不能那么麻木不仁地生活下去的进步记者；就是那个在短短几天里以他的热情和才华，打动了她的心，然后又在水乡的船头朝她频频挥手依依惜别的年轻人。他仍然活着，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用他的笔诉说着他对人民苦难的同情。

可是，他为什么再也没有去找她呢？

她娇小的身影急匆匆穿过熙熙攘攘的大街。她恳切的请求总算感动了《大公报》的编辑，他们给了她一个张恺之先生的地址：四川北路崇业里11号。

她轻轻走上那吱吱作响的窄小楼梯时，心都快要跳出来了。

楼梯中央那间昏暗的亭子间，门虚掩着。从狭长的门缝里，她看见一个曾经熟悉的身影，正伏在桌上奋笔疾书。

他们的见面既热烈又忧伤。这几百个日日夜夜，让她愁肠百结、思虑万千的寻觅和等待，原来竟只出于一个几句话便可弄明白的原因。——他在游击区经过几个月的徒步旅行，写出了长篇通讯《杭嘉湖敌后纪行》之后，由于紧张和疲劳，在一个小镇上突然病倒。缺衣少药旅资又尽，急性盲肠炎转为腹膜炎。好不容易弄到一张假良民证，才送进敌伪据点硖石镇的一家教会医院，差一点就没救了。病情好转后，他给她写了信，希望她能来看他，却没收到回信。那以后，他急着回报社去交差，经过德清县城关镇时，碰到一位写诗的朋友。从这个洛舍来的人口中，他得知朱小玲在半个月前已到山里去了。他以为她进山是为了到报社去找他，便直接回到了昌化。令他失望的是，他左等右等、左盼右盼，朱小玲始终没有来过。不久后，他便随同《民族日报》从昌化迁去淳安。在淳安乡下待了几个月，“八一四”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就传来了。

那后来呢？她急急地问。

抗战胜利后，《民族日报》迁回杭州出版，可惜不久就停办了。那是一九四五年九月，我离开杭州之前，还特地去了一趟洛舍。只见到你母亲，我说我是来看信珠的，但她对我很冷淡，说你去丹阳了，我问她你什么时候回来，她说不一定。我觉出自己好像有点不受欢迎，她又不肯多说什么，就只好走了。张恺之怏怏地说。

她长长地松了口气。原来是这样。原来这个张恺之，也是一直在想着她呀。她告诉他说，抗战胜利后，她是回过一次洛舍的，正好父亲要去丹阳料理祖田，让她陪去，她就跟着父亲在丹阳住了两个月。等学校开了学，才来到上海。如果不是这次偶然在《大公报》上看到他的文章，她和他说不定还要继续离散下去哩……她感叹说。

后来我又写过两封信给你，总是没有回信，我真的已经不抱希望了。我想，说不定，你已经出嫁了，在哪儿当老板娘了呢！

你真是写过信么？她的眼神暗淡下去。

那一刻她明白，是她的母亲，替她“收藏”了他所有的信件。如同过去她读过或是演过的那些小说和戏里的情节一样，只是让她当了一回真的主角。这样老一套的故事，怎么凑巧就发生在她身上了？

我相信她没有冤枉我的外婆。几乎从一开始，我的外婆就对我未来的父亲，抱着一种固执的偏见。外婆从来都没有喜欢过这个耍笔杆子的进步记者。她将其视为无产无业、不可依靠的异乡人，同她的女儿一样地想入非非、好高骛远。她有这么一个难以**的女儿实在已经够受，女儿再嫁一个更加**澎湃更为不顾身家性命的男人，可怎么受得了？没过几年以后，外婆的担忧果然不幸而言中。所以我对亲爱的外婆那时的行为非常理解。而奇怪的是，当解放后我父亲不幸落难以后，我外婆却“见义勇为”，发扬了“共产主义精神”，一直接济和照料我们一家，对我父亲始终没有一句怨言。

话题回到眼前的亭子间，两个人都显出了窘迫。

他说他家里很穷，父亲在吴淞路一家水果行做事，要养活母亲和四个弟妹。抗战胜利后，他回到了上海。但一直失业。家里房子很小，没有他住的地方，他只好借住在这个同乡家里。但为了自己的政治信念，他又坚决不愿意投靠反动的社会关系，这样就无法找到固定的工作，只好当晚报的专栏撰稿人，靠卖稿维持生活。每月还要从有限的稿酬中，拿出一部分给父母补贴家用，同时还挤出时间，在中国新闻专科学校的研究科念书。

他抬起头，环顾着低矮的天花板，叹了口气：十里洋场的大上海，有多少穷人连立锥之地都没有啊。

一汪热泪霎时涌上了她的眼眶。她嗫嚅着说：假如再不遇到你，我恐怕也只好回洛舍小学去教书了……我现在法政学院读书，也是借住在我一个同乡大姐家里，她男人是警察局的会计主任，花天酒地的，还常常把一个小老婆带到家里来住，真让人恶心。她整天伤心落泪，很可怜的。我不想再住在她家了，可到外面租房子，又得向家里要钱。我实在不愿意再用家里的钱了，我想去做事，想工作。本来出来读书，就是为了做点有用的事。可是内战已经爆发，我还能做些什么呢？

她把一头黑发深深地埋在胳膊里，掩住了湿润的眼睛。

他轻轻地捉住了她的手。她微微震颤了一下，却没有挪开。

这几年我已经看透了国民党的腐败。他很坚决地说。我是决心要跟共产党走的。只有共产党能救中国。你看，这就是我前不久发表在《文汇报》上的散文《背道》。他从床铺底下找出一叠剪报递给她。——背道，顾名即知为背道而驰之意。与谁背道？当然是与阻碍中国实现民主和进步的反动势力背道。我就是要同国民党背道而驰。很清楚，这就是我的政治态度。今天，你如果并没有改变你当初进步的立场，你就留下来，留在上海，和我一起度过这黎明前最后一段黑暗的日子，我们一起想办法参加革命，再也不分离。

我父亲这一席慷慨激昂的宣言，在那个低矮的亭子间里，发出嗡嗡的回响。下午的阳光从狭窄的窗户中斜射进来，使得他宽阔的额头如灯塔般闪闪发亮。我父亲一直具有强烈的煽动才能，我想我的妈妈就是在那一刻被他深深震撼。很多年以后，“文革”中的某一个下午，她在隔离审查漆黑的牛棚里，贪婪地把脸朝向窗缝里射来的一线微弱的光束，她眼前便浮现出亭子间里那个闪烁着智慧与**之光的额头，它仍像一座海上的灯塔，令她永远迷恋。

他们之间的默契既已达成，剩下的就是怎么办的问题了。

起初，他听说大新公司工会办的职工子弟学校，需要一名教师。大新公司工会表面是黄色的，实际上完全控制在进步分子手中。他便去找了他的同乡、小学同学卢坤，请他介绍她到那儿去工作。卢坤早在1944年就已是中共地下党员，曾在“劝工大楼”爱用国货运动“梁仁达惨案”中出头露面。但卢坤奔走的结果是，人家已经找到了教员。

她在失望中，恰好收到法政学院一个同学从南京的来信。那人在南京办了一个民间的通讯社，邀她去当记者。这个机会对于她自然难得。她对他说，既然在上海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看来他们还是只好再分开一段时间，让她一个人到南京去闯一闯。她看出他很沮丧。但她去意已定，他说服不了她。

很多年中，她的梦里总有一个追赶火车的情景。从一节车厢跳上另一节车厢。从一列火车跳上另一列火车。然后火车往她来时相反的方向开去，她挤过人群，拼命寻找着他，他在她的前面走，她眼看就要接近他了，一晃又没了影……

这是我妈妈一生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情节——关于火车。这个细节她讲过多次，以至于使我长大后坐火车，在每次火车快开车的时候，总以为马上就会发生点什么事情。然而这个类似我们早已熟悉的那些小说中，曾经多次出现过的细节，对于她却绝对真实——她已登上了去南京的火车，然后又在开车前的最后一分钟，被张恺之拽下了车厢。这关键的一拽，从此告别了她自被捕以后长达三年之久的迷惘，重新回到了一个进步的集体之中。

当张恺之心急火燎、满头大汗地从长长的列车这一头，一直找到最后一节车厢，终于在开车前那一刻，不由分说地抓起她的手，连拉带扯地同她一起跳下车门时，几乎是双脚刚刚落地，火车发出长长一声鸣笛，从他们身后缓缓启动。

他两手紧紧地箍着她的肩，使劲地摇晃，她感觉到迎面扑来他极度兴奋的阵阵热气。然后他抓起她的行李就往车站外面走。一边走一边用急速的口气，一连串说出了以下的话：

我给你找到工作了找到工作了，这是一个最好的工作。你就要到一个小学校去教书了，那是一个特别的小学，真的，你什么也别问什么也别问，你去了就知道了，走走走我们马上走快点走吧！

那是一个叫做“方震小学”的地方。她走了进去，发现那里洒满阳光。她蓬蓬勃勃地燃烧起来。在她的生命中，那是一次无法再度重复的燃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