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第3页）
他回答说是《民族日报》。
她当即就哎呀一声，喜出望外地从高凳上跳下来，连手都不知往哪里放了。
请问先生尊姓大名？
他笑一笑，掏出一张名片。上面有张恺之三个字。
我妈妈的目光长久地注视着那张名片，一种掩饰不住的惊喜之情，一下子缩短了他和她的距离。这个年轻人的名字，她经常在《民族日报》的副刊上见到。她确实对他的一些短文留有印象，文笔犀利锐敏，富于哲理与**。更重要的是，那些文章都表达了他对现实的不满，同她的许多想法一拍即合。
我未来的父亲，一出场便不同凡响。命运给他的契机，使他在我妈妈情绪最苦闷最低落的时候，如一道闪电，掠过黑暗的夜空。
两个人都异常兴奋。在彼此默默的注视中，情感和思想的潜流正在相互碰撞，发出最初的共鸣。她忍不住告诉他说，几年前，我还曾经在《民族日报》上写过稿子呢。他微笑着点点头说他知道。你怎么会知道呢？她很奇怪。他指着那介绍信说，你看，这个人，是我们报馆的编辑，他是从洛舍去的，他还当过你的小学老师呐。你从天目山被保释出狱，他还是你父亲物色的保人之一……
这么说，这位恺之先生，早就对她的情况，了如指掌了？
他们就谈那些互相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谈那些喜欢的和不喜欢的文章。他讲着一种带浓重的粤语口音的国语，抑扬顿挫的很有节奏感，尾音常常突然休止，有一种温婉的韵味，使她觉得那声音十分动人。
阴沉的小镇像是忽然飞来了一袭彩虹，为她带来了久旱的甘霖。她那曾已死寂的心在悄悄复苏。彼此间都有一种相见恨晚之感。我的妈妈很久都没有这样高兴了。她为他到镇上的菜馆叫了午饭，又带他去看自己的书房。他们谈文学谈人生谈现实，话语句句投机。她还捧出以前写的一些童话作品的草稿，向他征求意见。到那天傍晚她父亲回家的时候，他们已像是熟识的老朋友了。
三天以后他离开洛舍时，给她留下了一篇新写成的短篇小说，题目叫《秋天的阳光》。这篇小说后来在战乱中不知所终，我仅能从题目，猜想其中他所记录的他们之间最初的恋情了。
她依依不舍地送他到船码头。他的计划和报社的任务，是走遍杭嘉湖敌后游击区，写一组揭露血淋淋的黑暗现实的报道。他们约定，等他完成了工作后，回程中再来找她，然后两个人一起去皖南屯溪。那里有一所法政学院，也许可找到进步的关系。那一天，洛舍漾刮起了好大的风，往日温柔的河港里，掀起了灰黑色的浪花，小船在波浪中一起一伏地颠簸，消失在大运河的尽头。
朱小玲开始度日如年。一天天盼望着年轻的记者从敌后翩然归来。为了打发时间，她主动向父亲提出到镇小学去教书。我的外公狐疑地看着这个女儿忽然间像是换了一个人，重新又活蹦乱跳的了，不得其解。小学校里又飞出了嘹亮的抗日歌曲。很多年以后，我的外婆对我说，从那个记者来过以后，你妈整天挺着胸脯在街上走来走去。
年轻的记者却迟迟没有回来。
她每天都借故到邮电所去。但是，就连信，也没有一封。
她重又陷入了几年前等待裴嫣的那种折磨之中。先是为他设想出种种不能按期返回的意外情况，然后又悲伤地想象着可能发生的不测。她不断地试图安慰自己，又不断地原谅着他。深秋的晚风一片片吹尽了河岸上的桑树叶，莲塘放干了水，任初冬的阳光晾晒，等着腊月里起藕。家家堂前的竹竿上，挂起了一串串粽子和腌好的咸鱼咸肉。爆竹响了，灯笼亮了，除夕来了又去了。乡下的种田人，又到街上来买耕田的犁耙了。那个恺之先生，却仍然音讯全无。
她的心里忽明忽暗。一会儿觉得他似乎马上就要奇迹般地出现在她面前，一会儿又觉得他再也不会回来。她一会儿光明一会儿暗淡，一会儿莫名其妙地激动不安一会儿又垂头丧气迷惘绝望。她想自己也许真的是爱上他了？爱上一个人，难道就意味着她将像裴嫣一样，陷入万劫不复的迷宫？
天气一日日暖了，从河面上吹来了温煦的春风。石桥那边的田垄里，越过了冬季的小麦一片葱绿，蚕豆秧开出了一串串紫色的小花。暖风撩拨着她的脸庞，她的心一阵**又一阵酥痒。从天目山回到洛舍，她已在父亲的庇护下，混混沌沌地过了一年零六个月。假如那位记者已像贾起一样牺牲，她莫非就在这小镇上糊里糊涂地过一辈子么？
一个久已潜藏在她心的深处的愿望，刹那间就像竹林里的春笋一般蹿出来。就连沉睡在她体内的我，也差点被我未来的妈妈，这个胆大妄为的想法吓了一跳。但我知道那是她必然的选择。是命运的差遣——隔着运河浩渺的水波，隔着天目山的重重峻岭，她的耳边仍然能够听到抗日的隆隆炮声，望见外面的世界如火如荼的浴血战争。如梦一般消失了的贾起和裴嫣，一死一生，像两个不同方向的坐标，将她左右夹击，曾使她进退两难。而那位来自远方的生气勃勃的记者，恰如一双从河对岸伸过来的大手，在她脚边扔下了一块过河的石头。
运河女神用小船把她送到朱家来的当初，就赋予了她不安分的本性。如今，这种本性重又在三月雾气濛濛的细雨中复萌了。
在一个遍地油菜花绽开、天上地下一片辉煌灿烂的日子，我的二十二岁的妈妈，背着她简单的行装，又一次离开了老家洛舍。
这一次，她去了当时迁至皖南屯溪的上海法政学院。她曾和那个记者约定要一同去屯溪的。既然他失了约，她一个人，也要去！
一直使我迷惑不解的是，我那位仁慈的外公，怎么会在信珠姑娘外出求学遭受了如此重创的情况下，再一次应允她出去读书抗日，并为她筹集盘缠慷慨解囊——以便让她再一次两手空空地回来？为此，我对那位风流开明却不幸早逝的外公，抱着永久的敬重和怀念。
我妈妈胸腔里涌动着沸腾的热血。生命和青春，像满山遍野盛开的杜鹃和藤萝花，英姿勃发，轰轰烈烈。
当她终于辗转到达屯溪法政学院，并在暗中寻找通往新四军的渠道时，一九四五年八月，传来了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的消息。
伟大而艰巨的八年抗战，终于胜利了。
她听到这个喜讯时，正在河边洗衣服。她和她的同学们发了疯似的互相泼水庆祝。欢喜的泪水与河水一起流淌。没有酒，她捧起一掬河水，洒在青青的草地上。她对着四周的群山说，这是为了贾起。
贾起是为了抗日牺牲的。但她真的决定要亲自去投身抗战的时候，抗战却结束了。她哭着，是为了自己。
局势变化很快。抗战的废墟满目疮痍，而内战已迫在眉睫。学校的课堂里，老师们关于国民党劫（接）收“五子登科”、官僚资本祸国殃民的讲演，激起了同学们莫大的义愤。历史已走到了一个新的门槛，国共两党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她将何去何从？
那位年轻的记者像一阵风，路过了她的家乡。风走了，但云还会重新聚合。云层里饱含了水分，就会有倾盆大雨。
她记起天目山里那块奇特的巨石“仙人跳”。她想自己曾经是加入过共产党的。那是她最初的革命理想。她别无选择。只可惜，芸芸众生、鱼龙混杂，她孤身一人，上哪儿去寻找那革命的载体呢？
一九四六年年初，她随同法政学院迁回上海。
去上海，是她一生的重大转折。她绝没有想到，在那个城市，她竟然会同那位年轻的记者张恺之意外重逢，并且真情依旧，从而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
冥冥之中，我在妈妈的体内沉默不语。我一直在耐心地等待，等待那个将最终赋予我人世生命的那个男人。我希望我的诞生应是一次真诚的爱情结晶。
我相信情缘。我想这一定是他们命中有缘。
这一天，我妈妈在去学校的途中，在街上买了一份《大公报》。她买那张报纸的原因完全是因为可怜那个瘦弱的报童。她一边走一边看，看着看着，她忽然就撞到一个过路人的身上去了，那个人骂了一句什么，她抬起头，对他莫名其妙地笑了笑，然后就飞快地跑起来，往相反的方向。她不去上课了，她要马上去大公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