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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她
给自己起了一个好听的朝鲜名字，叫做：金路。
每当月亮升起来的时候，队长便坐在茅屋的门槛上吹箫。箫是他自己用竹管做的，没有刷漆，白晃晃的，像一截甘蔗。箫管上的洞剜得不太光滑，月光倾洒在箫上的时候，就有几个毛茸茸的小月亮，在她眼前悠来**去。队长说，他以前有一支全世界最好的箫，取材于中国的湘妃竹，赭红的箫管上有深棕色的泪斑。每当月圆之夜，把箫搁在屋檐下，房子四周就有悠扬的乐声飞起，绕着树梢旋转，连归窝的鸟都扑腾起翅膀。可惜，那支箫连同房子一块让日本人烧了……
队长每次总是没完没了地吹着一首朝鲜民歌《阿里郎》。乐声呜呜穿过树影，听起来很凄凉。
她喜欢听队长吹箫。月色蒙蒙，低沉的乐声像云朵一样弥漫在她的发际；撩起她无法对人言说的心事。她低声应和着：“阿里郎……阿里郎……”泪水夺眶而出。月升高了，月不能再为箫伴奏了，箫声渐渐消失，她的心亦如洗过一般，忽然就敞亮起来。
在义勇队那一段短暂的日子，是她流浪生涯中最快乐的时光。
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一些流亡中国的朝鲜爱国志士，组成了这个叫做“朝鲜义勇队”的抗日组织，暂归属国民党三战区统领。队长李苏民，是原朝鲜革命志士，毕业于黄埔军校，当年曾是周恩来的学生。义勇队的同伴们，大多数是在当地党组织遭到破坏后，暂时脱离了组织关系的散兵游勇，流落四方，后又慢慢聚合起来。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追捕，利用朝鲜义勇队的合法性，改换了朝鲜名字，隐藏于义勇队，自发抗日救国。我妈妈因接不上组织关系，也暂且栖身于此。反正是抗日，在哪儿抗日还不是一样？同那么些正直进步又能歌善舞的大哥哥大姐姐们一起宣传抗日，整日排戏唱歌，学日语、学朝鲜话，差不多就像是个女兵了。她认为自己很幸运，也就安心在义勇队实践她的革命诺言。我曾怀疑，她是否因此而几乎“乐不思党”了。
他们都管她叫金路小妹。几十年后重逢时，他们还这么叫她。
金路小妹在朝鲜义勇队里如鱼得水，是个淘气又惹人喜爱的姑娘。没事的时候，她常常倒背着手，学着某某人拿腔作调的台词；或是把一些小玻璃瓶子藏在某个人的被窝里，让他睡觉的时候吓一大跳。在县城的书店里发现了一本好书，没钱买，据说她还策划过把那本书偷到手的阴谋。结果书没偷到，却让队长训了一顿。我常常觉得奇怪，她实在一点儿也不像教科书上写的那种共产党员，像她那样性格的人，作为共产党，真有一点莫名其妙。裴嫣当时怎么会想起来发展她的呢？
后来金路小妹又开始热衷于写诗。给队里一个大眼睛的男孩写，也给自己写。她和他一起到山上去采野果吃，那男孩说松涛的声音像黑管、竹叶声像琴瑟，而远方隆隆的炮声，是配器的和弦。那个稚气十足的男孩有一天很激动地告诉她一个秘密，说抗战胜利以后，他一定要到列宁格勒去上音乐学院。几个月以后那男孩走了，她为他哭得死去活来，还写了一首长诗为他送行。我猜那些诗里肯定有关于爱情的内容，她一向喜欢在革命的同时，毫无目标地随意抛洒着她的少女情怀。然而她却从未经历过哪怕一次正式的恋爱，直到她遇见我父亲。
那么贾起到底算不算呢？在下一阶段的故事里，贾起将是一个因她而死的人。死得很壮烈。一直到贾起死了以后，她才想起来，当初在义勇队的时候，她其实从未认真注意过那个粗壮敦厚的青年。
一九四二年秋，日本鬼子攻打浙赣线，义勇队被调往玉山前线，去向日军中的朝鲜人喊话，并同日军战俘交谈，晓以情理，瓦解军心。李队长帮她们几个年轻的女生在草鞋上缠好布条、绑好水壶。队伍出发，穿过沿途空****的村庄，公路上，大批的国民党军队正和老百姓一起往后方撤退，而他们，义勇队的壮士，却人人怀揣着一腔热血，时刻准备开赴前线战场。
那时她已完全和家里失去了联系。时局混乱，邮路不通，义勇队缺少活动经费，他们常常身无分文。从玉山走到上饶，又从上饶翻越武夷山余脉，一步步走到福建南平。脚底的血泡磨成了硬痂，硬痂又变成老茧。她不知道队伍究竟要走到哪里去——好像目标已不存在，步行本身就是目的。冬天来临，她们单衣单裤、行囊空空，走在寒风中，上下身子不停地抖动，成了每日的舞蹈。午夜实在冷得睡不着，只好把幕布拿出来盖在身上。有时谁弄到了一点钱，化一分钱买杯热豆浆，一张张嘴凑上去，转着圈儿喝了；假如再一人分上三粒花生米，这一天便歌声此起彼伏。我的妈妈兴致勃勃地品尝着抗日的艰苦滋味，从那一口薄淡的豆浆里，舔出她从未领略过的革命的甘甜。她走过冬天荒芜的田野，走过巍峨的崇山峻岭，她相信她只要坚定地走下去，前面即是阳光明媚的春天。
然而这徒劳的步行也终于不能够继续进行。那场激烈的争论爆发在一个夜晚。当她听清楚李队长作出的决定时，她傻傻地愣在那里。
李队长很坚决地说，立即解散义勇队，绝不受国民党的控制！
大家都哭丧着脸。一片长久的沉默。
她终于弄明白，原来国民党三战区长官司令部突然命令朝鲜义勇队即日起全部调往上饶集训。这等于欲将义勇队控制在国民党的掌心之中。义勇队何去何从？
这是一九四三年年初，国共两党抗日的阵线已逐渐分明。集训除了将严格甄别义勇队每一个成员的身份、来历以外，还将正式把义勇队收编为国民党建制，实际上就是要迫使义勇队全体加入国民党。而义勇队的成员大多是共产党的追随者，岂能归到国民党旗下。但若拒绝服从，义勇队更无法继续生存。他们似乎再没有别的选择了，只有就此分手，各人分别去设法投奔抗日的队伍。
义勇队散伙在即，眼看大家都将天各一方。在那几天的纷乱中，我妈妈忽然发了慌。
她一个人能到哪里去呢？时局动**，她同杨君早就失去了联系，去找裴嫣也似乎凶多吉少；回洛舍老家呢？若回到那个宁静如水的小镇，她那些抗日和革命的理想，必定全成了泡影。
她独自坐在门槛上，嘤嘤地哭了起来。
就这么哭了好久。有个人在她肩上轻轻拍了一下。
金路小妹，你咋啦？那人问。是山东口音。
她在泪眼迷糊中抬起头，就看见了那个面孔黧黑的贾起。在当时的义勇队里，他化名叫金志强。
贾起蹲在她面前，手里拿着不知从哪弄来的一根烟，闷闷地抽着。
我没有地方去了。她说。我到哪儿去抗日呀？说着，她便放声大哭。哭得惊天动地。
贾起不说话。她便接着哭。又哭了好一会，嗓子干了，一睁眼，发现贾起还在她身边蹲着。
贾起慢吞吞地说，看来抗战一时还不会结束，这是一场持久战。真要抗日，只有拿起枪杆子。他停了停，又说，我有个哥哥在东北抗日联军，去年他还托人带来过口信，说抗联这几年损失惨重，但他那支队伍还在坚持同小日本打游击。我早就想去找他了。你要是真没地方去……
金路小妹一下子蹦起来，顾不得擦干眼泪，扑哧一声笑了，连连捶着他的脊背，一时话都讲不清楚了。她想也不想，说一个好，又说一个太好了，最后才问一声：是真的？你真的肯带我去？伸出手来呀，我和你拉钩！
我妈妈在抗战后期的一次命运的转折，就在这拉钩的瞬间，被她自己英勇而草率地决定了。后来的几天里，她开始同贾起频频商量策划北上的路线。义勇队的大哥哥大姐姐们陆陆续续地走了，昔日热热闹闹的民房一下子冷冷清清。她和贾起也准备上路了，就在贾起为她捆扎行李的时候，望着他那双厚实的大手，她忽然记起，这双手以前曾许多次为她捆扎过行李；上山过河，很多次扶拽过她；那手硬朗朗好有劲。她还记起，原来她和贾起还曾经在一起合演过一个戏，叫做《夜之歌》。剧中她送贾起，也就是她的情人哥哥，出关去打游击，但是要经过城门口警察这道关卡，于是这个剧中的小妹妹就假装成一个卖唱的，唱了《走西口》这首歌，同他一起混出关去。
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难留……
可是现在，她竟然真的要同他一起，出关去打游击了。那该有多么浪漫多么伟大呵。她激动得一夜夜睡不着觉。在她尚不满二十岁的颠沛流离的生涯中，在深夜的黑暗和孤寂里，几年来一直折磨着她的苦恼，只不过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我究竟是不是共产党？是？不是？而现在，一切很快就会真相大白了。她如果真的从此走上了抗日前线，她即使现在还不是共产党，也会很快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了。
那是一九四三年的六月，她和贾起一同离开了朝鲜义勇队。他们只有很少的一点钱，所以她提议必须先回洛舍老家一趟，置备这次长途跋涉的盘缠。而去洛舍，就必须经过浙西游击区。
很久以后，我妈妈记起来，当她提出途经浙西时，贾起确实显得很犹豫。他好像说过，要不要你自己一个人回洛舍呢？我在另外一个约定的地方等你。我妈妈不高兴。她说那假如约不上，失散了怎么办？再说，这一路，兵荒马乱的，你不陪我，我一个人怎么敢走？
贾起问：去洛舍，还有没有别的路线呢？
她说：那就要绕很多路。我们的钱不够，也没有时间了。
贾起沉吟了一会儿，就说了声好吧。他的眉宇紧紧锁成一团。
当时她竟没有再多想一想，贾起为什么对途经浙西有些为难。如果她能知道真相，浙西之行的悲剧就不会发生，这使她在后来很多年中追悔莫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