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政业绩（第3页）

虽然如此，武则天的地位乃在上升：仪凤三年（678）正月辛酉初四，“百官及蛮夷酋长朝天后于光顺门”。

总之，武则天参预朝政期间，并没有独揽朝纲，唐高宗始终是最高行政首脑，健康时常常临朝决事。不过，随着唐高宗病情的加重，武则天的权力和政治地位确有不断增长的趋势。

在参预朝政期间，武则天究竟干了些什么?从史书的记载来看，除上述杀上官仪、“大义”灭亲、重用学士外，主要还有：

以身作则，克尽妇职。

武则天参预朝政以后，并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妻子。努力使自己与唐高宗保持一致。唐高宗要“劝课农桑”，她就多次“先蚕于北邙”，以示重视；唐高宗要“返朴还淳”，她就“常著七破间裙”，“务尊节俭。”尽量关心唐高宗的身体。除了勤理朝政、减轻高宗的负担外，还经常伴高宗外出。如龙朔二年（662）三月，随高宗告别洛阳，经潼关等地西返京师长安。

永隆元年（680）二月，陪高宗游嵩山。弘道元年（683）十月，伴高宗幸奉天宫，亲自侍疾。

注意对皇太子等人的教育。武则天经高宗批准，召集文学之士撰《古今内范》、《青宫纪要》、《少阳政范》、《维城典训》、《凤楼新诫》、《孝子传》等书以赐子女。

大凡一个皇后应该做的事，她都做了。仅此而言，武则天不失为一位贤妻良母。这对唐高宗乃至当时社会都是不无裨益的。

上书言事，出谋划策。上书言事，是武则天参预朝政的一种形式。大抵高宗病重时，她代为理政；病情缓和时，与之“偶坐”参决；健康恢复或外出时，则上书言事。如龙朔元年（661）四月，唐高宗欲亲率大军出击高丽，武则天以为不妥，“抗表进谏”。上元元年（674）十二月，上表，建言十二事：

劝农桑，薄赋徭；给复三秦地；

息兵，以道德化天下；南北中尚禁浮巧；省功费力役；广言路；杜谗口；

王公以降皆习《老子》;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

上元前勋官以给告身者无追覆；京官八品以上益麋入；百官任事久、才高位下者得进阶申滞。

开耀元年（681）二月，“表请赦杞王上金、鄱阳王素节之罪。”其中特别是“建言十二事”，内容广泛，影响较大。“建言十二事”是武则天针对当时的社会实际提出的十二条政改方案。第一、二条是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措施。

乾封元年以后，朝野官员多被“封禅”的盛况冲昏头脑，不注意农业生产，剥削额有所加重，加之自然灾害的影响，经济形势出现逆转，关中三辅情况尤为严重。

因此，武则天提出劝课农桑、轻徭薄赋，给复三辅地的主张。

第三条涉及军事战略。乾封前后，唐王朝东征高丽，南讨叛蛮，西御吐蕃，四方用兵，连年不休，虽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武则天建言息兵，而以德化天下。

第四至五条，提倡励行节约，勤俭办事。

第六、七条主张广泛听取不同意见，杜绝谗言，以集中统治阶级的集体智慧。

第八、九条旨在尊奉李唐先祖、提高妇女地位。第十条以下则是要增强各级官吏的凝聚力。

史载这些建议多被唐高宗采纳，施行之后，颇益于时。祭地祀天，从驾封禅。

武则天参政后，政通人和“比岁丰稔”。到麟德二年（665），“米斗至五钱，麦、豆不列于市。”公卿大臣数请封禅，以感谢“天地神祗”。武则天表示赞同，唐高宗便着手准备封禅大典。

所谓“封禅”，就是在泰山顶上筑坛祭天，在泰山脚下设场祀地，报答“天地”的恩赐，请求“神祗”的保佑。司马迁在《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中说：“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可知封禅之典古已有之。考诸史籍，秦皇、汉武，皆有封禅之事。

唐初，“兖州刺史薛胄，以天下太平，登封告禅，帝王盛烈，遂遣博士登泰山观古迹，撰封禅图及仪上之。高祖谦让不许”。贞观五年（631）、六年，朝集使等又请封禅，太宗以天下凋残等为理由，没有接受。其后群臣复有所请，太宗乃召集儒士，议封禅之礼，几次谁备，但终未起行。

唐高宗在做了充分的准备之后，于麟德二年（665）十月二十八日离开东都，向泰山进发。“从驾文武仪仗，数百里不绝。列营置幕，弥亘原野。

东自高丽（朝鲜半岛北部），西至波斯、乌长（伊朗、巴基斯坦一带），诸国朝会者，各帅其属扈从，穹庐毳幕，牛羊驼马，填咽道路。”队伍浩浩****，“议者以为古来帝王封禅，未有若斯之盛者也。”

皇后武则天的仪仗在这支队伍中显得特别耀眼，她神气十足，想充当重要角色。十二月，车驾至泰山脚下，“及有司进奏仪注，封祀以高祖、太宗同配，禅社首以太穆皇后、文德皇后同配，皆以公卿充亚献、终献之礼。”于是武则天上表主张改革礼仪，不可仍尊旧轨。认为社首祭地，公卿大臣行事不妥，应当由她率六宫命妇进行。高宗觉得有理，就同意了她的要求，禅社首以武则天为亚献，越国太妃燕氏为终献。

乾封元年（666）正月，高宗率众在泰山举行隆重的大典，初一，祀吴天上帝于泰山南。初二，高宗登泰山，封玉牒，上帝册藏以玉匮，配帝册藏以金匮，“皆缠以金绳，封以金泥，印以玉玺，藏以石碱。”初三，降禅于社首，祭皇地祗。高宗初献毕，执事者皆趋下，宦者执帷，武则天升坛亚献，“帷帝皆以锦绣为之”。礼毕，唐高宗饮宴群臣，对这次活动作了概括总结。他兴高采烈，用夸耀的口气说：“升中大礼，不行来数千载。近代帝王，虽称封禅，其间事有不同：或为求仙克種，或以巡游望拜，皆非尊崇祖业。朕丕承宝历，十有七年，终日孜孜，夙夜无息。属国家无事，天下太平，华夷又安，远近辑睦，所以躬亲展礼，褒赞先勋。情在归功，固非为己。遂得上应天心，下允人望。”

“封禅”完全是一种封建迷信活动，除了造成物质上的巨大浪费外，似乎不会有别的作用。但在当时，如此宏大、庄严的典礼，提高了唐王朝的威望，在客观上进一步维系了人心，加强了各族之间的联系。因而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应当指出，以上这些，并非武则天参政业绩的全貌。在武则天辅政期间，唐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还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

在政治方面，首先是官制的变化。

官职增减。显庆元年（656），置骠骑大将军，秩从一品。龙朔二年（662）正月十五日，太府寺更置少卿一员，分两京检校。二月七日，废尚书令。总章二年（669）二月十二日，同三品始入衔；置司列、司戎少常伯各两员。永淳元年（682）七月，置州别驾；外司四品以下知政事者始以“平章事”为名。

官名改易。龙朔二年（662）二月，改门下省为东台，中书省为西台，尚书省为中台；侍中为左相，中书令为右相，仆射为匡政，左、右丞为肃机，尚书为太常伯，侍郎为少常伯；其余二十四司，御史台、九寺、七监、十六卫，并以义训更名。咸亨元年（670）十二月，高宗又下诏，将龙朔二年所改官名大部分依旧，“其东宫十率府，各宜依旧率府。其左司议郎去左字。其左右金吾、左右威卫，依新改。”

官加泛阶。乾封元年（666）正月五日，“文武官三品已上赐爵一等，四品已下加一阶”，打破了以劳考叙进的局面。

确定服饰。龙朔二年（662）九月，令八品、九品衣碧。上元元年（674）八月，敕文武官三品以上服紫，金玉带；四品服深绯，金带；五品服浅绯，金带；六品服深绿，七品服浅绿，并银带；八品服深青，九品服浅青，并榆石带。

制定铨注之法。针对当时“承平既久，选人益多”的状况，总章二年（669）司列少常伯裴行俭与员外郎张仁棉没长名姓历榜，引铨注法，定州县升降、官资高下，遂为定制：“取人以身、言、书、判，计资量劳而拟官。始集而试，观其书、判（看是否楷法遒美，文理优长）;已试而铨，察其身、言（看是否体貌丰伟、言辞辩正）;已铨而注，询其便例；已注而唱，集众告之。然后类以为甲，先简仆射，乃上门下，给事中读，侍郎省，侍中审之，不当者驳下。既审，然后上闻，主者受旨奉行。各给以符，谓之告身。兵部武选亦然。课试之法，以骑射及翘关（翘关，长丈七尺，径二寸半，凡十举后，手持关距，出处无过一尺为中第）、负米（负米五斛，行二十步，为中第）。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试文三篇，谓之宏词；试判三条，谓之拔萃；入等者得不限而授。其黔中、岭南、闽中州县官，不由吏部，委都督选择土人补授。凡居官以年考，六品以下，四考为满。”仪凤元年八月，高宗又下令：“桂、广、交、黔等都督府，比来注拟土人，简择未精，自今每四年遣五品已上清正官充使，仍令御史同往注拟。”时人谓之“南选”。以上情况表明，当时选拔官吏的制度和办法比较健全和严密。

其次，在周边地区增置州县，使许多少数民族首领成了都督、刺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