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政业绩（第2页）

上官仪，字游韶，陕州陕县（今河南三门峡市）人。曾祖回，任后周襄城太守。祖父失名，履历不详。父弘，隋比部郎中、江都总监。虽然家世并不显赫，但也算得上个小门士族。隋炀帝大业末年，父弘为陈棱所杀，仪乃私度为僧，“游情释典，尤精《三论》。”“寝工文词，涉贯坟典”。诗歌清秀，“好以绮错婉媚为本”，人称“上官体”。贞观初，以进士及第，任弘文馆学士，颇为唐太宗所重。高宗即位后，迁秘书少监，进西台侍郎。

龙朔二年（662）十月，同东西台三品，位至宰相，“颇恃才任势。”当宰相一年多工夫，就形成了“独持国政”的局面。这是武则天所不能容忍的，她要对上官仪加以限制。

上官仪为了维护既得利益，进而真正达到独持朝纲的目的，便指使同党王伏胜捏造罪名，激怒高宗，并见缝插针，亲手导演了一出废皇后的滑稽剧。然，正当他指手划脚，得意忘形的时候，一副沉重的镣铐禁锢了他的身躯，直到死在狱中。

上官仪是被指控为与燕王忠谋反而丧生的。燕王忠自显庆元年失去皇太子地位以后，怀恨在心，结纳宾客，图谋不轨，遣使入京，窥探消息，又怕事泄被杀，常穿妇人之衣以防奸细。因而也未能逃脱死亡的厄运。上官仪被杀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人再敢对武氏参政公开表示异议。

不徇私情，大“义”灭亲。

参预朝政之前，武则天曾“制《外戚诫》献诸朝”。参预朝政后，武则天对自己的亲戚限制得比较严格，贬杀了哥哥武元庆、武元爽、武惟良、武怀运和侄儿贺兰敏之。元庆与武则天同父异母，官至宗正少卿。元爽是元庆的亲弟弟，官至少府少监。惟良是武则天伯父士让的儿子，官至司卫少卿。怀运是惟良的弟弟，官至淄州刺史。

关于元庆、元爽、惟良、怀运之死，史书上是这样记载的：武士獲死，元庆等对继母杨氏及其女武则天淡漠失礼。武则天当上皇后以后，杨氏被封为荣国夫人，地位日益尊崇。

有一天，杨氏设宴置酒，与亲戚会饮。想想过去，看看现在，用挖苦的口气对惟良说：“颇忆畴昔之事乎?今日之荣贵复何如?”惟良答道：“惟良等幸以功臣子弟，早登宦籍，揣分量才，不求贵达，岂意以皇后之故，曲荷朝恩，夙夜忧惧，不为荣也。”

杨氏听后，很不高兴。于是武则天就上疏，请出惟良等为远州刺史。高宗下诏以惟良检校始州（今四川剑阁县）刺史、元庆为龙州（今广西龙州县北）刺史、元爽为濠州（今安徽凤阳县东）刺史。元庆至州，不久即忧惧病死。乾封元年，惟良、怀运至京师，献食，“后密置毒醯中，使侄女魏国夫人（韩国夫人之女）食之”，遂暴卒，“因归罪于惟良、怀运”，诛之，改其姓为蝮氏。元爽等缘坐配流岭外而死。

从这些记载看来，武则天贬杀武元庆等，似乎完全是感情用事，报当年之旧恨。事实上，恐怕也与当时武则天抑制外戚的主导思想不无关系。武则天“通文史”，对历史上外戚专权之祸，是很清楚的。此时的武则天，一心辅佐高宗治理朝政，尚无当女皇的欲望，这与后来登基之初利用外戚抑制皇室不同。

因此，她对外戚采取抑制政策是可以理解的。武元庆病死龙州，不完全是武则天的责任。武惟良等人被杀，若《通鉴》记载属实，好像有点冤屈。至于贺兰敏之被贬死，完全是罪有应得。

贺兰敏之是武则天姐姐韩国夫人的儿子，长得潇洒英俊，一表人才。武元庆等人死后，武则天觉得贺兰敏之还差不多，就上奏高宗，以贺兰氏为武士饕之嗣，改姓为武，袭爵周国公，官至弘文馆学士，左散骑常侍。本来，武则天对贺兰敏之抱有很大希望，“令鸠集学士李嗣真、吴兢之徒，于兰台刊正经史并著撰传记。”

但是，贺兰敏之不知恩德，恃宠骄纵，屡犯国法。对此，武则天甚为不满。后来，他越来越变得不像话了。

司卫少卿杨思俭的女儿姿色出众，唐高宗和武则天亲自选择，以为太子李弘之妃。快要成婚的时候，被贺兰敏之强奸了。

当时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还小，去外婆荣国夫人家玩耍，宫女侍行，“又尝为敏之所逼”。

咸亨元年（670）八月，荣国夫人死，武则天悲痛欲绝，为之举行隆重葬礼，破格于咸阳县洪渎原堆土为陵。为了使母亲在阴间过得很快活，武则天出内库大瑞锦及钱数十万，“令敏之造佛像追福”。贺兰敏之又贪污挪用，并在荣国丧服之内，“私释衰绖，著吉服，奏妓乐”。

由此可见，贺兰敏之已完全变成了一个流氓、无赖、贪官污吏。他竟敢在武则天的女儿身上动手动脚，对武则天的母亲又是如此不孝，武则天当然非常气愤。咸亨二年六月，武则天表陈贺兰敏之前后罪恶，请加贬逐。高宗准奏，将敏之流雷州（今广东海康）。敏之自感途穷，在前往雷州的半道上以马僵自缢而死，结束了他丑恶的一生。

武元庆等人的死亡，使外戚势力大为削弱。人们由此看到：武则天之参预朝政，是为了“天下”，而不是为其亲戚。因此，不少人从内心打消了抵触情绪。

重用学士，著书立说。

武则天参政十几年后，感到自己一个人的能力有限，便通过高宗召集了一批文学之士，让他们著书立说，帮助她处理朝政。《新唐书》卷二O一《文艺上·元万顷传》载：“武后讽帝召诸儒论撰禁中，万顷与周王府户曹参军范履冰、苗神客、太子舍人周思茂、右史胡楚宾与选，凡撰《列女传》、《臣轨》、《百僚新戒》、《乐书》九（当为凡）千余篇。至朝廷疑议表疏密使参处，以分宰相权，故时谓‘北门学士’。”显然，“北门学士”与弘文馆学士或翰林学士不同，不是职官名称，而是当时人对这批文学之士的称呼。

据《旧唐书·经籍志》等记载，《臣轨》、《百僚新戒》是后来的作品。此时所撰除《古今内范》一百卷、《青宫纪要》、《少阳政范》各三十卷、《维城典训》、《凤楼新诫》、《孝子传》、《孝女转》各二十卷外，还有《紫枢要录》十卷、《列女传》一百卷、《字海》一百卷、《玄览》一百卷、《乐书要录》十卷、《保傅乳母传》一卷。这些书绝犬部分已经失传，但顾名思议，可知这些书大都是为太子和诸王写的。当然，也有为“天下”写的，如《孝子传》、《孝女传》、《列女传》等等。至于《字海》、《玄览》、《乐书要录》更是通用的工具书。

著书立说是北门学士的重要任务之一。其另一重要任务是“参决朝政”。关于北门学士参决朝政的原因，史书上说是为了“分宰相之权”。可见，唐高宗、武则天对当时的一些宰相并不放心。实际上，北门学士是武则天和唐高宗的智囊团。武则天提高了北门学士的地位；北门学士成了武则天进一步参预朝政的重要帮手。当然，北门学士都是中级官员，虽然能对时政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对相权的分割是有限的，还远远没有达到架空宰相的程度。

由于高宗体弱多病，皇太子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而武则天处事皆符合高宗旨意，因此从显庆五年（660）十月开始，武则天参预朝政历经二十三载，直到弘道元年（683）高宗病死。

显庆六年到弘道元年之间，唐高宗亲理朝政的事实屡见于史籍：

龙朔元年（661）五月，高宗命左骁卫大将军、凉国公契蕊何力为辽东道大总管，左武卫大将军、邢国公苏定方为平壤道大总管，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乐安县公任雅相为次江道大总管，以伐高丽。

二年（662），有一次左相许圉师的儿子奉辇直长许自然游猎，犯人田，田主怒，自然以鸣镝射之。圉师杖自然一百而不向高宗报告。高宗知道后说：“圉师为串相，侵陵百姓匿而不言，岂非作威作福!”圉师免官。

三年（663）二月，高宗下诏说：“在京系囚应流死者，每日将二十人过”，并亲自临问，多所原宥，不尽者令皇太子录。

麟德二年（665）四月，高宗“讲武邙山之阳，御城北楼观之”。乾封元年（666）正月，高宗赴泰山封禅，封于泰山，禅于社首。二年正月，高宗以去冬至于是月无雨雪，“避正殿，减膳，亲录囚徒”。

咸亨二年（671）六月，因天旱，高宗“亲录囚徒”。

三年（672）四月，吐蕃遣其大臣仲琮入贡，高宗问及吐蕃风俗，并谴责吐蕃吞灭吐谷浑、败薛仁贵、侵逼凉州之事。

元二年（675）四月，高宗“以旱避正殿，减膳，撤乐，诏百官言事”。

调露元年（679）十一月，高宗“临轩试应岳牧举人”。

这些事实说明，在武则天参预朝政后，唐高宗仍然掌管某些重要的军政事务，并不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完全成了武则天的傀儡。

但是，如前所述，显庆五年以后，唐高宗新病旧疾，时常发作，而且病情愈来愈重。这种情况，加上其他因素，武则天参预朝政的程度必然会逐步加深，其政治地位势必会随之增高。事实也是如此。

自上官仪被杀之后，武则天的权势有所增长。“自是卜每视事，则后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与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这是《资治通鉴》卷二○一的评述。《新唐书》卷七十六《则天顺圣皇后武氏传》说：“群臣朝，四方奏章，皆曰‘二圣’。每视朝，殿中垂帘，帝与后偶坐，生杀赏罚惟所命。”虽然二书有视朝方法的不同，并夸大了武氏的权力，与上述事实不符。但都说明，武则天的政治地位进一步尊崇。

上元元年（674）八月十五日，唐高宗称天皇，武则天称天后，地位又升了一级。上元二年（675）三月，唐高宗旧病复发，风眩不支，准备逊位于武则天，由于宰相郝处俊等人反对而中辍其事。《大唐新语》卷二载：

高宗将下诏，逊位于则天，摄知国政，召宰相议之。（郝）处俊对曰：“礼经云：天子理阳道，后理阴德。然则帝之与后，犹日之与月，阴之与阳，各有所主，不相夺也。若失其序，上则谪见于天，下则祸成于人。昔魏又帝著令，崩后尚不许皇后临朝，奈何遂欲自禅位于天后?况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正合谨守宗庙，传之子孙，不可持国与人，有私于后。惟陛下详审。”中书侍郎李义琰进曰：“处俊所引经典，其言至忠。惟圣虑无疑，则苍生幸甚。”高宗乃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