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政业绩（第4页）

唐王朝在周边少数民族地区设置州县早在太宗贞观年间即有其事。如贞观四年降服东突厥以后，分颉利可汗之地为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云中都督府。

二十一年，“以铁勒，回纥等十三部内附，置六都督府、七州，并以其酋帅为都督刺史。”高宗永徽年间，亦曾在边地置州。如永徽元年在车鼻可汗故地置二都护府、十都督府、二十二州，各以首领为都督刺史。

但是，显庆五年以后，这种情况更为普遍。如：龙朔元年在“吐火罗（今阿富汗北部）、吠哒、周宾、波斯等十六国置都督府、州七十六、县一百一十、军府一百二十六，并隶安西都护府。”麟德元年（664），“于昆明之弄栋川置姚州都督府”，管三十二州。总章元年（668），“分高丽地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百县，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以统之，擢其酋渠为都督及刺史县令，与华人参理”甲。

咸亨三年（672），“昆明蛮十四姓二万三千户内附，置殷、敬、总三州”。总之，在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甚至附属国都普遍增置了州县或羁靡府州，与之相适应，任命许多少数民族首领为地方长官。这反映出在武则天辅佐下，高宗统治时期国力的强盛和版图的扩大。

再者，庶族的政治地位有所提高。庶族势力在隋末唐初迅速发展，但唐高祖时，十二个宰相，全是士族。太宗所任宰相，亦多为士族。高宗统治时宰相中庶族占百分之二十，超过了太宗时期。

此外，劳动者的地位也受到重视。如咸亨元年（670）关中大饥，诏年十五以下不能存活者，任人收养驱使，但“不得将为奴婢”。四年，“诏咸亨初收养为男女及驱使者，听量酬衣食之值，放还本处”。

在经济方面，均田制继续得到推行。至于城市建设较为迅速，长安外廓城，特别是大明宫含元殿的扩建和重修，更是众所周知的事。此外，禁用“恶钱”，颇为严厉。

显庆五年（660），以“恶钱”多，官府购买，以一善钱兑换五恶钱。

乾封元年（666），改铸“乾封泉宝”钱，以一当旧钱之十，这是中国“年号钱”的开始。二年，以商贾不通，米帛踊贵，复行开元通宝钱。永淳元年（682），鉴于铸多钱贱，米粟踊贵，诏“私铸者抵死，邻、保、里、坊、村正皆从坐。”遇到自然灾害时，复有赈济之举。

咸亨元年，“天下四十余州旱及霜虫，关中尤甚。诏令任往诸州逐食，仍转江南租米以赈给之。”仪凤二年（677）夏四月，“以河南、河北旱，遣使赈给。”调露元年（679）二月，“东都饥，官出糙米以救饥人”。永隆元年（680）九月，“河南、河北大水，遣使赈恤。”十一月，“洛州饥，减价官粜，以救饥人。”

在军事方面，一是募兵数量日益增多，一是与周边少数民族和邻国进行了一系列战争。

与高丽、百济、新罗的战争。高丽、百济、新罗是朝鲜半岛上的三个国家。公元7世纪初叶，高丽强大，与中原王朝关系紧张。隋炀帝曾三征高丽，唐太宗也曾出兵辽东，皆未使之降服。高宗即位之初，高丽曾遣使入贡；但自恃强大，仍有不臣之心。当时新罗与唐廷关系密切而与百济不协；高丽支持百济，“数侵新罗”。新罗王春秋向唐朝求救。

显庆五年（660），唐高宗遣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等率水陆十万大军去援救新罗。苏定方等先打败百济。高宗以其地分置熊津、马韩、东明、金连、德安五都督府，“立其酋渠为都督、刺史及县令”，留郎将刘仁愿镇守百济城，以左卫中郎将王文度为熊津都督，“抚其余众”。

不久王文度渡海身亡，百济僧人道琛和故将福信从日本国接回原王子丰，引兵围攻刘仁愿驻守的府城。高宗命“刘仁轨检校带方州刺史，便道发新罗兵以救仁愿。”龙朔元年四月，又以任雅相为狈江道行军总管，契芯何力为辽东道行军总管，苏定方为平壤道行军总管，与萧嗣业及诸胡兵凡三十五军，“水陆分道并进”。以围平壤。苏定方等人没有攻下平壤，但钳制了高丽，支援了百济战场。当时百济的道琛为福信所杀，福信专权跋扈，与其王扶余丰相互猜忌；扶余丰袭杀福信，从高丽、倭国（日本）借兵攻袭唐军。

龙朔三年双方展开白江之战，刘仁轨、孙仁师与新罗金法敏（前新罗王春秋之子）等合势，彻底打败了百、倭联军，百济悉平。

高宗令刘仁轨率军镇守，授降唐入京的百济太子扶余隆为熊津都督，遣还本国，与新罗和亲，以招集其余民众而安抚之。史载，“百济兵火之余，比屋彤残，僵尸满野。仁轨始命瘗骸骨，籍户口，理村聚，署官长，通道涂，立桥梁，补堤堰，复陂塘，课耕桑，赈贫乏，养孤老，立唐社稷，颁正朔及庙讳。百济大悦，阖境各安其业。”

这样以来，朝鲜三国之中，只剩下高丽没有臣服了。高丽陷于孤立后，亦有所恐惧。麟德二年，唐高宗和武则天将封禅于泰山，新罗、百济、耽罗、倭国遣使会祠，高丽王高藏也派来太子福男。

乾封元年，盖苏文死，诸子争权，高丽内乱。唐廷趁机出兵，十二月，以李劫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以郝处俊为副总管，统率水陆诸军，向高丽再次发起大规模进攻。李劫是当时著名的战将，“夙夜小心，忘身忧国”，曾率军打败过东突厥，消灭了薛延陀。其他总管也都具有一定的特长。如薛仁贵“勇冠三军”，庞同善“持军严整”，高侃“忠果有谋”，契芯何力“沉毅能断”。因而作战能力较强。战争进行了一年，胜败之局渐明。

就在这年九月，诸军出他道者皆与劫会，进至鸭绿栅，高丽发兵拒战，李劫等奋击，大破之，追奔二百余里，拔辱夷城，诸城遁逃及降者相继。契芯何力先引兵至平壤城下，李劫军继之，围平壤月余，高丽王藏遣泉男产帅首领九十八人，持白幡投降，李劫以礼接之。泉男建犹闭门拒守，频遣兵出战，皆败。男建以军事委僧信诚，信诚密遣人诣劫，请为内应。后五日，信诚开门，劫纵兵登城鼓噪，焚城四月（当作门）。男建自刺不死，遂擒之。高丽悉平。

十二月，唐廷举行了隆重的受降仪式，随后，以高藏政非己出，赦以为司平太常伯、员外同正。以泉男产为司宰少卿，僧信诚为银青光禄大夫，泉男生为右卫大将军。李劫以下，封赏有差。泉男建流黔中，扶余丰流岭南。分高丽五部、一百七十六城、六十九万余户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一百县，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以统之，擢其酋帅有功者为都督、刺史、县令，与华人参理。以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检校安东都护，总兵二万以镇抚之。

五年以后，高丽有些人不服薛仁贵管束，叛亡出境。新罗王金法敏予以收留，且侵占百济故地。高宗大怒，削金氏官爵，遣宰相刘仁轨率军讨伐。上元二年二月，刘仁轨大破新罗之众于七重城，法敏遣使请罪，前后相继。

高宗这才恢复了法敏官爵。以后高丽百济渐衰而新罗日强，“界内置州”，“所输物产为诸蕃之最”。

与突厥的战争。突厥曾活动于北方沙漠和草原地带。隋时分为东西二部。西突厥控制着阿尔泰山以西、里海以东的许多国家；东突厥则占据东起兴安岭，西到阿尔泰山的广袤地区。

隋末唐初，东西突厥特别是东突厥颇为强大，不断侵扰中原王朝。唐太宗为解除突厥威胁，曾进行了长期的准备，并于贞观四年消灭了东突厥，二十二年在西突厥附属国龟兹等地设置了著名的“安西四镇”。但是东突厥车鼻可汗继而兴起，西突厥亦多次抗命。

高宗即位后，继续与突厥作战。永徽元年，右骁卫郎将高侃追获车鼻可汗。高宗责其罪而赦之，拜右武卫将军，处其余众于郁督军山（今蒙古杭爱山支脉），设置狼山都督加以统辖。在原东突厥地区分置单于、瀚海二都护府。单于都护治所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西北，领狼山、云中、桑乾三都督，苏农等十四州；瀚海都护治所在今蒙古共和国哈尔和林，领瀚海、金微、新黎等七都督，仙萼、贺兰等八州。都督、刺史皆以突厥首领充任。

调露元年（679），单于都护府所辖突厥首领阿史德温傅、阿史德奉职二部复“相率反叛”，立泥孰匐为可汗，二十四州叛应，众至数十万。单于都护萧嗣业出兵讨伐，反为叛军所败。

高宗令礼部尚书裴行俭为定襄道行军大总管，总兵三十万镇压。裴行俭娴熟兵法，善出奇兵，数战皆捷，逼杀泥孰匐，赶走阿史德温傅，擒奉职而还。不久，阿史那伏念又伪称可汗，勾结阿史德温傅再谋作乱。高宗复派裴行俭率曹继叔、程务挺等讨伐。裴行俭用反间之计，使温傅与伏念互相猜忌，又用大军进逼。伏念窘急，缚温傅请罪。这样，东突厥故地又恢复了安定的秩序。

在西突厥故地，永淳元年，阿史那车薄围弓月，唐将王方庆奋力解围，大破车薄及其同党，擒其酋长三百人，亦取得了重大胜利。从而维护了唐王朝对西北边疆的管理。

与吐蕃的战争。吐蕃在青藏高原一带，原为许多分散的部落。公元七世纪前期，松赞干布实现了统一，建立了强大的奴隶制政权。贞观年间，曾有文成公主入蕃的佳话。在唐王朝的扶持下，吐蕃日渐强盛。龙朔

（661～663）以后，吐蕃与吐谷浑发生矛盾，趁唐军东征之机，大败吐谷浑，并攻陷了安西四镇。

咸亨元年（670），高宗命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左卫员外大将军阿史那道真、右卫将军郭待封为副，率十万之众向吐蕃发动进攻。郭待封原来官职与薛仁贵并列，及征吐蕃，耻居其下，不听仁贵调遣。行至大非川（今青海共和县境）被吐蕃相论钦陵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

此后，吐蕃东与凉、松、茂、霭等州相接，南至婆罗门，西至葱岭，北抵突厥，“地方万余里”，在漫长的河西地带，常常神出鬼没，侵扰不已，使唐军疲于奔命。仪凤元年，高宗命尚书左仆射刘仁轨往洮河军防御吐蕃。三年，又命中书令李敬玄兼鄯州都督，代仁轨镇守；命益州长史李孝逸，篱州都督拓王李奉等发剑南山南兵募加强防御。但李敬玄并无将才，这年秋天，双方大战于青海，唐军又被打得大败。朝廷震怒，迄无良策。

与其他少数民族的战争。龙朔元年，铁勒不服从唐朝管辖。高宗遣郑仁泰等前往讨伐。二年三月，唐兵至天山，铁勒九姓合众十余万抗拒，并选骁健者数十人挑战。左武卫将军薛仁贵单枪匹马，发三矢而杀其三人，慑服挑战者，然后纵兵奋击，“获叶护兄弟三人而还。”军中歌曰：“将军三箭定天山，战士长歌入汉关。”

界上第一部官修药典，凡五十四卷，“大行于代。”

《麟德历》是著名天文学家李淳风在隋《皇极历》的基础上修撰而成的，“时称精密”。《字海》则是一部集体修撰的文字学工具书，达一百卷之巨，在量上大大超过了《说文解字》。

如果把上述事件加以分析，并与贞观时期的情况作以比较，就会发现：显庆五年至弘道元年（660～683），统治者基本上顺应了历史潮流，推行并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太宗创立的各项制度，维护了祖国的辽阔版图。在这一段时间里，武则天始终参预着朝政，而且有时还实际上掌握着最高权柄。因此，可以说她在辅佐高宗的日子里，对唐王朝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一定的功绩。后来，武则天曾说：“朕辅先帝逾三十年，忧劳天下。”这并非自吹自擂。唐人崔融曾说：“至哉坤德，沈潜刚克。频藻必恭，纮延是则。训自闺阃，风行邦国。九庙肃祗，六宫允厘。中外和睦，遐迩清夷。家道以正，王化之基。皇曰内辅，后其谋咨。谋咨伊俊，皇用嘉止。”就连对武则天颇怀敌意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则天皇后“聪明睿哲内辅时政，厥功茂矣”。可见，“忧劳天下”，正是武则天对自己辅政时期这段历史的客观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