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坊们（第4页）

这个时候，皮老娘就拿着一个篮子出城门，到黑神庙找她的老相好去了。那个守庙的老周是个郴州人，老单身公，人很老实。老周有时拿着黑神庙的盘子进城来打“香米”，每家都给他一杯或者半升的。他在黑神庙后园种了一园的菜。皮老娘每次去了，就像进到自己的菜园子一样，选那又嫩又好的豆角、茄子、辣椒摘他一篮子，拿回来够吃几天的。有时还用袋子提着米，用瓶子提着油回来了。

她是公开的，并不怕别人笑话她那么老了还有野老公。她的儿子也从不说她什么。她有时在黑神庙过夜，早上回来容光焕发，别人笑她说准是老周杀了鸡把她吃了，她也不难堪。只是说老周晚上带她到义山里看鬼火去了，并没有吃鸡。

说起黑神庙，连男人都有些打冷噤。那庙是建在义山里，周围尽是些坟墓，最可怕的是庙里放着一些装着死人的棺材。有的棺材都放了几年了，还没有埋，因为死者的官司还没结案。

皮老娘白天没有事，手里捏着个鞋底子去串门，一边打鞋底，一边就讲开了黑神庙的鬼故事。她说：“每天一到下午，阳气低了，鬼就出来。首先是一口狂风，把那扇后门吹开，接着就听见那些棺材的盖子喳喳地响。后来棺材盖子开了，是那些死人把盖子顶起来到处看，都是些青面獠牙的鬼，张牙舞爪地出来了……”

出来做什么她没有讲，她还说义山里一到半夜到处是鬼火，是那些野鬼出来游行，还有鬼的哭叫声。她说那都是些冤死鬼，投不得胎变不得人，又没有人给他们烧包烧屋，他们没钱用没屋子住，当然晚上出来闹了，出来找替身的咧！

皮老娘的鬼故事很吓人，我小时候又想听又害怕。有次她又来到我家门口，母亲正在筛米。她神神秘秘地附在母亲耳边讲：“昨晚上五层坡那里叫了三声，又哭着下来，到了城门洞里又喊了三声，后来又哭着出城门往河边走了。”她问母亲，你没有听见？母亲说不晓得，一天太累了，上床就睡死了。

母亲和皮老娘都是那年杀土豪劣绅的时候，被女学生把巴巴头剪了的，剪了头还有个歌呢：“巴巴头，定死罪。搭毛壳子万万岁（短头发叫搭毛壳子）！”

母亲说，剪了好得多，不然早上起来要梳半天，还要擦油。一年也要擦掉好多头油钱的。现在早上起来用梳子刮几下就完了。

赵老娘

赵老娘住潇湘街七号，她大概有六十多岁了吧，是本街的老街坊了，人人都认识她。她是一个独人，有一栋有四个房间的大房子，我自从知事起，就没有见过她的老倌和崽女。不知她的家人是否在哪场瘟疫中都死了？

她那房子的年代跟她的年龄差不多。她招了三家房客，一间房子住一家人。她自己只住一间房。堂屋很大，堂屋进去是个大天井，天井旁边是灶屋。天井后面是个大厕所，厕所卖粪卖尿的钱都归她赵老娘。

她收三间房子的房租。自己还在门口摆了一个小摊子，卖些什么花生、香烟、五香梗子糖，还有她自己做的伏姜。

她每次进货时都买一条没有牌子的低价香烟，卖给那些抽不起盒烟的人，一根、两根的她都卖。她那摊子上摆了一块一尺见方的木板子，上面用细麻线绑了一些什么“老刀牌”“美丽牌”的香烟纸盒子。那些都是当时名牌烟，她从来也没有进过的，不知她为什么要是这么做？

我们小时候最喜欢买她的伏姜吃。一个铜板一盖子，那盖子是用香烟盒子剪成的，像个小酱碟子一样。其实只装了三四片伏姜。

伏天里总看见她买几斤姜，在天井里洗了，切成小片，拌好盐，放在簸箕里晒得两三个太阳就要得了。因为伏天太阳最厉害，所以叫伏姜。

赵老娘每天早上起来，只吃点开水泡饭，一根酸豆角，或者豆豉辣椒酱。吃完了饭，洗了那只碗，就架势摆她的小摊子了。一个交叉的木头架子，四块有边的板子，她要很吃力地才能把摊子摆好。然后再从房间里搬出一袋花生，一条没有牌子的低等香烟，还有伏姜、五香梗子糖，都摆放在摊子上。

其实这点事要别人是毫不费力的，但赵老娘不行，她只有一只眼睛，那一只眼睛不知什么事故使它凹了进去，成了一个洞，没有一点光。看起来还很吓人的。

她有很多好衣服，冬天的皮袄是缎子面子的，棉袄、夹袄也是料子的；夏天有蚕丝衣裤、香云纱衣裤。但这些好衣服她从来不“打粗”穿。要出去做什么事了，在大街上走或者出客时，才摆一下阔。平常日子都收在箱子里面。只有伏天的时候，她怕虫打，才搬出来晾晒一下，她还要守着看着，生怕别人偷，又怕别人弄脏了她的。她的好衣服很少下水洗的，说会洗坏，只能晒一下，不起虫就不要紧。

赵老娘其实有些钱。她常帮别人“打会”（一种借钱生息的方式）。有时一些生意人想进一批货，一时钱又不够，就向她借几十元钱。她是要大加一的利息才肯借的。她想这些人是借她的钱去赚大钱，她只是赚一点利息钱。

要是一个穷得没饭吃的人，向她借一点的钱买米，她是绝对不肯借的。她晓得这样的人不会还的，借把他就是把钱丢到水里去了。你就是杀了他也是空的。

赵跛婆

赵跛婆住在赵老娘对面房间里，二十几岁，人长得白白净净、富富态态的，她就是走起路来难看，她的右脚总是用脚尖踮起来走，屁股翘起很高，走一步屁股就翘一下。她要是站着不动，那真是个美人。

赵跛婆早上起得很晚，每天总是九点钟了才起床，起来洗脸、刷牙、梳头。她那个头梳得可好了，她的头发很长，她把它们梳清了后，就用手扭一下，再把它们盘在后脑壳上，做成一个螺蛳一样的髻子，再用一些黑色的叉针，把头发叉紧，不用网袋，显得又自然又好看。

她每天坐在家里没事就抽调丝烟，用一台白色的铜烟壶。吸起来咯啰咯啰地响，点烟是用那种比筷子还细的纸媒子，要撮紧嘴，用舌头“突”地猛吹一口气才能吹燃。

赵跛婆对赵老娘很好，有时晚上收摊子时，她还帮她的忙。赵老娘称她做“家门”，因为都姓赵。

赵跛婆是内河街一个开豆豉批发店的老板包养的情人。那老板有五十多岁了，是个衡阳人。店里请了两个工人做豆豉，还有一个跑生意的。他每晚都到赵跛婆这里来睡，清早就回店里去了。

赵跛婆的伙食开得很好的，她自己会吃也会做，经常买一只黄鸡婆来杀了，用砂锅在炉子上炖。晚上豆豉铺的老板也来吃，他们相对着喝酒吃鸡。赵跛婆说买鸡要买那种黄鸡乌肉绿耳朵的鸡婆，还很难买到。只是要碰巧才买得到一只，它是补阴的。

王麻子和糖铺

糖铺子开在北门正街，算是一家大糖铺子。到我们家来买米有蛮远，差不多二里路了。但他们愿意多走几步。一来是老主顾了，二来我家糙米便宜些，三是不用交现款。我父亲会写簿子。北门有个米店叫肖顺和的，也是自己推谷的糙米。但肖顺和是个文盲，他不会记账。天天拿现金去买，好麻烦。

王麻子天天到我家背米。我那时只有五六岁，喊他王叔叔。他很喜欢小孩子，有时他给我一粒波波糖，放在我嘴里。我就更喜欢他了，起劲地喊：“叔叔！王叔叔！”

他喜欢开玩笑，逗我说：“你家梁上怎么耗子在吃猫呀？”等我仰起脑壳去看时，他把我的帽子抓去了，放在他的胳肢窝里了。我说你拿了我的帽子了，他说是猫叼走的。我就哼哼地假哭，问他要帽子。他故意不给我。我气了，就骂他：“麻子麻！炒芝麻。你一碗，我一碗，胀死麻子我不管！”

他说：“好，你调皮。那我的糖给哪个吃呀？”我就赶快改口喊他叔叔。他从胳肢窝里把帽子拿出来，戴在我的“马桶盖”脑壳上，大笑起来，说我是好吃婆，今天没带糖来。

王麻子三十多岁。糖铺的黄老板也是三十几岁。黄老板是一把做糖的好手。婆娘也做得，我经常看见她做波波糖。把一大块酱色糖，切成块块，再搓成长条。跟一条条长蛇一样。她拿一根麻线，一头咬在嘴里，一头捏在右手里。左手拿住那条蛇一样的糖，用麻线一绞一坨，一绞一坨，飞快的。做出的糖像算盘珠子一样大小，一刻刻工夫就装了大半簸箕了。

王麻子除了帮黄老板做糖，还要喂猪。因为糖铺子有糖渣，那是喂猪的好饲料。喂猪最伤手，他的手到了冬天就开裂。一双手和手梗子下面那一截，都开好深的裂，露出里面的红肉。黄老板给他买了很多蚌壳油擦，也擦不好。他来我家，就故意把那双锯子一样的手在我的脸上擦，擦得我脸上又痒又痛。我不喜欢他了，又要叫他麻子了。他只笑一笑。

他跟我母亲打讲，说这是他今年背最后一次米了。他要回接力桥的乡下去过年了。正月十五过了元宵节再来。我母亲问他家里有几个崽女？他说四个尽是伢崽。大的才十岁，小的两岁还在吃奶。没得办法，乡下那点点田养不活，才出来赚点钱买几担谷子，扯点布回去。母亲说：“你命好，那么多的崽，养大了就好了。有了人才有世界。到老了，儿子们来养你的老。”

女的说：“你还怪我！我月月都是按日子来得红红的，你每次都是还没架势就完了。晓得是哪个没得生？”

王麻子觉得这事都怪不得他们两个人：“这是命中注定的。发了财，就没有崽生。我没有钱财，可那老婆挨都挨不得。回去打个转就怀上一个。我有时怕回去，太多了怎么养得活？”

“我有时想跟他们讲，帮他们生一个，抱来养着就是。但也不敢说。怕他们怀疑我是贪他们的财咧！”

黄老板的糖铺子里，都是些米做的糖，粗货，比较便宜。乡下人过年节，都爱到这里来买糖回去。

波波糖，一个铜板三粒。买三个铜板十粒。一粒含在嘴里，含得半天还没融化，哄小孩子最好了。五香梗子糖又高级一点，甜中带一股五香味，包成一封封的，有十根一封的和二十根一封的。三百到五百钱一封。送礼算是客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