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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对我来说算什么？我在这里就像缺水的鱼一样。我走在拥挤的街道上，被人群推搡着，就像穿行在一座死城里。我觉得我不能死在巴黎，我想死在自己的同胞中间。也不知道是什么隐秘的天性，在我人生的终点又把我拉回来这里。”
菲利普知道克朗肖有一个同居的女人，也知道他还有两个脏得发黑的孩子，但是克朗肖从来没跟他提起过他们，他也不喜欢谈论这个话题。菲利普很好奇他们怎么样了。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说你快要死了。”他说。
“两年前的冬天我得了肺炎，当时他们说我能活下来简直是个奇迹。我好像特别容易得这种病，只要再复发一次我就没命了。”
“哦，瞎说!你哪里病得那么严重!只要小心预防就可以了。你为什么不戒酒呢？”
“因为我选择不戒。如果一个人愿意为自己的行为承担一切后果，那他想做什么都无所谓。我就是愿意承担一切后果。你口口声声让我戒酒，可这已经是我现在唯一的乐趣了。要是没了酒，你觉得生活对我来说还有意义吗？你知道我喝苦艾酒的时候有多幸福吗？不喝酒我就心痒痒，喝的时候我每一滴都会好好品味，喝完之后我感觉我的灵魂畅游在难以言喻的幸福中。你觉得这很恶心，因为你是个清教徒，你心里鄙视所有的感官享受，然而感官享受是最强烈最细腻的。老天爷赐给我敏锐的感官，我也没有浪费它们，我这辈子都在全心全意地享受感官之乐。现在我要付出代价了，我也准备好付出代价了。”
菲利普凝视了他一会儿。
“你不害怕吗？”
克朗肖有一会儿没有说话，好像在仔细思考他的答案。
“有时候会，一个人的时候。”他看着菲利普，“你以为这就是对我的惩罚吗？你错了。我并不害怕我的恐惧。基督教教导人向死而生，这是蠢话。要想真正地活着，唯一的办法就是忘记自己终有一死。死亡并不重要，对死亡的恐惧也绝不会影响智者的任何一个行动。我知道我临死的时候会呼吸衰竭，为了一口气拼命挣扎，我也知道我到时候会怕得要命。我知道我会不由自主地追悔过去，悔恨我不该过那种让我落得如此下场的生活，但是我拒绝这种后悔，我不接受这种后悔。我现在虚弱衰老，贫病交加，命不久矣，我的灵魂还是紧紧握在我手中，我什么也不后悔。”
“你还记得你送我的那张波斯地毯吗？”菲利普问。
克朗肖缓缓露出了以前那种熟悉的笑容。
“你当时问我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说那块地毯会给你答案。怎么样，你现在找到答案了吗？”
“没有，”菲利普笑了笑，“你就不能直接告诉我吗？”
“不不不，我不能告诉你。除非你自己找到答案，否则答案也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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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朗肖在准备出版诗集。他的朋友们已经催了他好几年了，但他这人实在是太懒了，让他去搞那些出版的手续简直比登天还难。每次别人极力劝说的时候，他就说对诗歌的热爱已经从英国的土地上消亡了。想想看，多年的思想结晶和笔耕不辍才换来薄薄一本诗集，评论家草草写几句轻蔑的评语，到处都是堆积如山的同类作品，一年到头就卖出去二三十本，剩下的全都变成了纸浆，值得吗？他早就耗尽了成名的欲望。所谓名气跟世间万物一样，都只是一场幻梦。不过这回有个朋友主动帮他挑起了出版的担子。这人是个文化人，名叫伦纳德·厄普约翰，菲利普跟克朗肖在拉丁区的咖啡馆见过他一两次。他在英国是个名气响当当的评论家，被公认为法国现代文学在英国的代理人。他曾在法国旅居多年，他接触的那些文学精英把《法国信使》办成了当时最有活力的文学刊物。他只是把这些人的观点用英语复述一遍，就在英国赢得了具有独创性的名声。菲利普读过他的一些文章。他的风格是通过亦步亦趋地模仿托马斯·布朗爵士[319]建立起来的。他好用精雕细琢的平衡句以及废词和绮丽的词语，这让他的文章看起来很有个性。他诱使克朗肖把他写的那些诗全都给他，发现足够出一本厚薄适中的诗集了。他跟克朗肖保证他会动用他在出版社当中的影响力。克朗肖最近很缺钱。自从生病，他发现要想好好坐下来工作比以前更难了，挣的那几个子儿只勉强够他买酒喝。没过多久厄普约翰就给他写了封信，说这家那家出版社都觉得他的诗很好，但是不值得出版，克朗肖这才开始对这件事上心了。他写信告诉厄普约翰他急需这笔稿费，并且催促他大力寻找出版商。眼看着就要撒手人寰了，他想在身后留下一本出版的作品，而且他潜意识里觉得自己确实写出了一些伟大的诗歌。他觉得他会像一颗文坛新星一样横空出世。这些美丽的珍宝他默默珍藏了一辈子，现在就要告别人世了，这些东西对他来说也没有用处了，他要不屑一顾地把它们丢给世人——这种行为确实有几分潇洒。
而他之所以决定来英国，就是因为厄普约翰说有个出版社同意帮他出版。厄普约翰甚至还奇迹般地说服了对方先预付十镑的版税。
“听好了，这只是预付版税，”克朗肖对菲利普说，“弥尔顿总共也才拿了十镑而已[320]。”
厄普约翰保证会为他的诗写一篇署名的评论文章，还会动员他那些写书评的朋友大力捧场。克朗肖装作一副置身事外的样子，但其实一看就知道他心里高兴得不得了——他觉得他会在文坛上引起轰动。
有一天，菲利普跟克朗肖约好在那家快要倒闭的餐馆吃饭，到了那里却迟迟不见克朗肖，他可是顿顿饭都在这里吃的。菲利普跟店里的人一打听，才发现他已经三天没来过了。他随便吃了点儿东西就往克朗肖第一次寄信给他的地址走去，费了好一番工夫才找到海德街。街上到处是密密麻麻、破破烂烂的房子，很多房子的窗户都已经破了，用撕成条的法语报纸乱糊一气；房门也已经很多年没有刷过漆了；底楼有很多破旧的小铺子，像是洗衣店、修鞋摊、文具店之类的。孩子们穿着破烂衣服在马路上玩耍，一架旧手摇风琴机械地奏着一支低俗的小曲。菲利普敲了敲克朗肖住的那栋楼的大门（楼底有一家卖廉价甜食的铺子），一个系着一条脏围裙的法国老太太把门打开了。菲利普问她克朗肖在不在家。
“哦，是的，顶楼上住了个英国人，背阴那间。我也不知道他在不在，你想找他的话就上去看看吧。”
楼道里只有一盏煤气灯照亮，房子里有股令人作呕的臭味。菲利普上楼时，有个女人从一楼的一个房间里走出来，一脸狐疑地打量着他，但她一句话也没有说。顶楼有三扇门，菲利普敲了其中一扇，没有回应，又敲了一遍，还是没有回应。他拧了拧门把手，发现上了锁。他换了一扇门敲了敲，还是没有回应，他又拧了一下把手，门开了。屋子里黑黢黢的。
“谁啊？”
他听出来这是克朗肖的声音。
“凯利。我可以进来吗？”
克朗肖没有回答，他径直走了进去。屋里的窗户关着，一股臭气扑面而来。只有街上的弧光灯漏进来一点儿光线。屋子很逼仄，两张床首尾相连摆在一起，一个洗漱台外加一把椅子，就把房间挤得满满当当，要往里走几乎没地下脚。克朗肖躺在靠窗那张**一动不动，只是低声笑了笑。
“把蜡烛点上呗。”他说。
菲利普划着一根火柴，发现床边的地板上有一个烛台。他点燃蜡烛，把烛台放到洗漱台上。克朗肖一动不动地仰面躺着，他穿着一身睡袍，看上去非常古怪，秃了的头顶露在外面，看着有些尴尬。他面色土黄，像个死人似的。
“我的天哪，老兄，你看上去病得很严重。这里有人照顾你吗？”
“乔治每天早上上班前会拿瓶牛奶给我。”
“乔治是谁？”
“我叫他乔治是因为他的名字叫阿道夫，他跟我一起住在这间富丽堂皇的公寓里。”
菲利普这才注意到另外那张床被人睡过，被褥什么都还乱七八糟的，枕头已经被枕得发黑了。
“你是说这房间是你跟别人合租的？”
“合租怎么了？在苏活区租房很花钱的。乔治是个招待，每天早上八点出门，打烊的时候才回来，一点儿都不会碍着我。而且我们俩晚上都睡不好，听他讲他的人生故事，正好帮我打发晚上的时间。他是瑞士人，我一直都挺喜欢招待的，他们看待生活的眼光很有意思。”
“你在**躺了多久了？”
“三天。”
“你是说你这三天什么东西也没吃，就只喝了一瓶牛奶？你为什么不写信给我呢？想到你一整天躺在这里，连个照顾的人都没有，我就觉得好难受。”
克朗肖呵呵笑了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