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青年们（第2页）
后来那女孩子的哥哥要回乡了，理由是家里既不寄款来，且回去筹措，坚定的非走不可。但要走，先须有旅费，这责任又落在先生身上了。可是那位“哥哥”走不多时，又有远客来了，这回是那学生的哥哥。出身是木匠，来找事做。先生纵使交游广阔，接待这一类远客，怕还是初次。这如何动手？但既来了，第一是食住总是给他安排。楼下已经住了那学生和他的爱人，没法再搭床位，只好为他另在附近租间房子。饭食呢自然不再为他另开火仓，顺便在家里腾出一份，托他送去。这总该可以了的罢，可是结果还是不成。拿饭篮不体面！仿佛还须先生亲自送去似的，没有法子，又要托人代劳了。这样繁琐的人事纠缠，使得先生困恼万分。好容易托建人先生辗转请托，总算给那木匠哥哥找到了事，以为总可以吐一口气，解决了吧，结果又不成，不愿意去。那么再住下去。住下去，厌倦了，木匠哥哥要回乡了，再由先生来筹旅费。
一五、原来是“儿子”
这回剩下学生和他的爱人了，已经来了好几个月，他的爱人已能和别人稍微谈几句普通话，才从她的口中得知：那青年学生原来是来给先生做“儿子”的，她呢，不消说是媳妇儿了。他们满以为来享福。那里知道会这样。而先生竟一点也不晓得这个中原委，没好好地招待这现成的家族，弄得“怨气腾腾”“烦言啧啧”，从这看来，先生真也太不会做人了。
在看透了对先生已无可希望，不能享福之后，“儿子”告辞要回去了。一天的晚上，他来同先生磋商：要两个人回去的旅费。先生想：这里到汕头，转到×县，至多一百元就足够了罢，然而不成。他说：“我们是卖了田地出来的，现在回去，要生活，还得买田地，你得给我××元。”这个数目，先生实在做不到的，还是忍住气和他磋商罢。“我没有这许多钱，而且，你想想看，我负了债筹钱给你买田地，这可说得过去？”他可也回答的干脆：“错是不错，不过你总比我好想法，筹借的地方也比我多，你一定得给我筹××款子才可以。”说来说去，他还坚持这数目，自然咯，他是来做儿子的，儿子同老子要钱，律以“为儿孙做牛马”的义务，先生是无论如何不应拒却的。可惜先生不知道这就是儿子！而且先生实际的困迫他那能了解？老实说，自他们来后，起居服用，再加以送往迎来，整批整批的路费筹措，已经觉得非常吃力了。但先生从来脾气是有苦自家知，一声不响的，而人们却以为他已成富翁，如果这虚名也可以卖钱，或者先生会是富翁罢，然而卖虚名的就不是先生，所以到头来往往弄成不谅解，不欢而散。那“儿子”终于也不满所欲气匆匆地走了。几年以后，“儿子”突然从广州来了封信。大意说：“原来你还没有倒掉，那么，再来帮助我吧。”这使我们猛然地想到，当初他的回去，怕为的是避免被牵连了倒掉吧。
谁说先生老于“世故”，我只觉得他是“其愚不可及”。世界上竟有这样的呆子吗？可是这呆气，先生却十分珍贵着。他总是说：“我不能因为一个人做了贼，就疑心一切的人！”
一六、另一个学生
从厦门来的另一个学生——我就在这里称他是A吧——来见先生了。他说：“上海学校没有好的，打算自己研究，读点书，不在乎文凭，愿意在先生旁边住，家里也可以放心，否则我父亲不会允许的。”于是就住在附近了。另外陆续来了他的朋友——柔石——和又一位也是厦门来的学生——我就称他为B——，他们三个人住一幢房子，早晚搭饭同吃。时常见面，谈起文化界的寂寞，出版界的欠充实，A就提议大家来出点书，他说，他哥哥开教育用品之类的店，可以赊点纸，或者还可向拍卖行买些便宜货，用不着大本钱。而且他哥哥的店，也可以代卖书籍，省得另开门面，有批发的，他也可以代收帐，很靠得住。大家同意了，用朝花社名义出了种周刊，印些近代木刻画选，也出些近代小说集，颇有点基础了。选木刻，制图，选材料等，离不了先生的苦心经营。而跑腿往来于印刷局等苦差使，则往往落到柔石身上。资本是A、B、柔石、先生四人出的，但因经费不足（每人数百元），又不便叫学生们多负担，于是把我也算作一股。其中最失败的是《近代木刻选集》之类的木刻印本。纸张是A经手的，从他哥哥的店里或拍卖而来，各种纸都有，很多是粗糙的，不宜于印图。而且油墨也恶劣，往往把细的线条遮抹掉，有时墨太浓，反映出闪光，很不好看，然而还有读者。书和刊物，渐渐被人注意了，那时的A似乎别有所忙，时常往来于上海、宁波之间，有时急待他接洽什么，总老等他不来，责任几乎全落到柔石一个人身上。他很愿尽力，无奈那位A的哥哥店里的关系，柔石去接洽总弄不恰当，结果诸多棘手。卖出去的书，据说一个钱也收不回，几次的添本钱，柔石甚至一面跑印刷所，一面赶译书卖钱去充股本，有时真太来不及了，先生就转借些给他。总计起来，大约先生和我及借给柔石的，至少占股本之半。这时A对于译书事忽然不热心了，颇有十问九不理的样子。在某天，他宣布不能继续了，他哥哥的店不肯再代设法，书也多卖不出去，后来就把剩下的书由柔石托别的书店去卖，款不但收不到，还要每人筹款填亏空。先生担负了巨额的损失之后，得到朝花社遗留下来的黄色包书纸一束，从此关门大吉。先生想替青年们打下一个文学园地的基础，终成泡影，而先生也在这整整的一年中费去不少精力了。
一七、同情者
和朝花社差不多同时，还有一个××书局，主持的是C君。记得他头一次来见的时候，说明他的姊姊是在北京做社会活动遇害的，家里很困难，想印些书，请先生帮忙。为正义，为文化运动，为同情心所驱使，于是先生又有所忙了，义务地写稿，经常给刊物帮忙。C君人很精明。有一回大感叹于经费困难，不易支持之后，由他负责，向先生筹借了五百元仍然未能打开僵局，又关门了。随后C君离开了上海，这书店的股东是谁，没有一个人能够知道。
一八、忠厚待人
对于某某书店，先生和它的历史关系最为深厚。先生为它尽力，为它打定了良好基础，总不想使它受到损害。创办者原也是个青年，赖几位朋友之助，才打出这天下来。其时做新文化事业的真可说凤毛麟角，而出版的书，又很受读者欢迎，像这样有历史基础的书店，先生不愿意随便给它打击。在别人看来，先生对它仿佛有点偏私。记得在厦门、广州时，曾有另一书店托人和先生磋商，许以优待条件，要先生把在某某书店发行的全部著作移出，交给那家书店出版，先生也未为所动。其后到沪，复为它编辑两种刊物，替它另一刊物长期译稿。先生所编的刊物，一种是同人性质的，没有稿费，一切是尽义务。另一种由先生编校，每月不过由我们拿回少数校对费，其实大半还是尽义务的。其间征稿、还稿、写回信、校稿等，先生全部精神几乎用在这里了。又初到沪上，正人事纷繁，先生且病（到沪大病一场）且工作，无时或息，并无对书店有疏懒之意。且正在围剿中，许多人以为他就要没落了，聪明的人都远远地离开。又兼那时出教科书的风气甚盛，谁个书店不想赚钱？风帆一转，文学书就置之脑后了，先生以为这是大大的失着。如果它坚持早先立场，倒是一个为文化服务令人敬佩的书店。然所以转帆之故，又归因于在沪之扩大组织，变店铺为家庭，外间给以批评为“胡涂”。然“胡涂”者，不精明之反也，水清则无鱼，太精明的店，也同样难以合作。先生所以时常说，某某书店乱七八糟，真气人，许多人固然受了他胡涂之累，可是他也时常胡里胡涂地吃人家的亏（如几次封门）。比起精明的来，不无可爱之处。的确，先生仍不无有些偏爱，或甚至溺爱的，每当他封门受压迫时，先生从不肯在这时期去索一回版税。然而他自己呢，每越遇压迫袭来，则收入之路越穷。胡涂者，自然也有精明之处，亡命之徒，还能出头露面向法庭控诉吗？那是不足为虑的。
先生往常总不断指导我，说我太率直，不懂事。甚至有时发恼，质问我一个人将怎样生活？固然，在他庇护之下，我是暖室中之小草，丝毫受不到风吹雪暴。可是我一个人在北方读书时，自己也生活了十年之久，不是还好好地活下去吗？有时我因此不禁偷笑！至于他，到处陪小心扶助别人，也难免吃力不讨好，会招来莫名其妙的怨怼，或无故的绝交，这在先生，又将何以自解呢。
一九、编者态度
先生每编一种刊物，即留心发见投稿者中间可造之才，不惜奖掖备至，稍可录用，无不从宽。其后投稿较多，或觉少进境，也许会受到严厉的批评，以致为人不满。这怕就是和青年来往难得持久之故吧。先生初到沪时编《奔流》《语丝》。投来的稿子，真是缤纷万状：有写了一次即不愿复看一遍，叫先生细改的；有翻译而错误很多，不能登载，致招怨尤的；有一稿油印多份，分投各刊物的；有字甚小，模糊难辨的；自然还有不少稍加修改，即可采用的。这些，如果是那原文先生能自己对照的，多给改正。其为从英文译来，遇有疑难，亦必多方向人打听，修改妥善。或长短诗，音韵、体裁、结构、思想俱优，则必多方设法登载，凡是先生手编刊物，读者怕很少不满意的吧。
二〇、“鲁迅派”
这时有人从东京寄稿来，且时和先生通信，先生也照例复信、看稿。信与稿一多，即成立友谊。有时蝇头小字，连篇累牍地写着信，费去先生大半天功夫。可惜这些信现时我没有借到一封。我知道在那些信中可算是知无不谈，谈无不尽，天下治乱，个人生活，都历述无遗了。有时信中飞来一张当票，先生也会亲自带往北京替他取赎，再小心翼翼地给送到他的家里。孙伏园先生说过：先生给他再四打铺盖，比之于耶稣为门徒洗脚。其实不但对门徒，对未见过面的朋友，先生也一样必忠至敬地尽力服务的。后来这位朋友回到中国来了，希望先生为他向北京教育界谋点事做，这在先生当然愿意尽力的。于是写介绍信以外，并亲自面恳。事情颇有眉目了，突然，一个风声传来，说他是“鲁迅派”，不能容他插足。鲁迅居然有“派”，放这风声的北京教育界中的某权威，实在是最懂得鲁迅精神的。
自然这位东京朋友的饭碗是立刻打破了。他转来上海，从此和先生过往甚密。不幸先生因加入“自由大同盟”“左联”等而遭遇了严重的压迫。那位东京朋友，虽然也是其中的一分子，但拂去衣上的尘沙，依然是翩翩年少，将“危险”的责任一推到别人的身上，自己也就从“为鲁迅带坏的圈中”爬了出去，飞黄腾达起来了。
二一、谜
还有一位年青的人，时常在刊物中出现，也时常到寓所来请教翻译的文字，谈得投机了，也就一同吃饭。他曾为了爱人的病需要物质援助而又不要给爱人知道。先生满足了这希望，且恪守了约言。忽然，有一天他的另一位至友来向先生借款，且举前事为例。其时先生正因迫压，预备出走避难，困于经济，苦无以应。这使这位“诗人的至友”不免怨言，而诗人从此也绝迹不来了。而后来几经碰面，也不招呼，这可见绝交的决绝了。
传说，早先拳师，授术弟子，必留一套自用，以免自己被弟子袭击。这青年自和先生交往已久，仿佛颇偷了些先生的拳经，决绝以后，他竟应用起来，朝向先生脸上打来。例如先生早预备翻译一本什么书，被他晓得，他就赶速译出付印，以为如此可断先生生路。但先生看这种做法，不免有些好笑，仍照预定译出。先生本常说过：“中国之大，一种书有三四个译本也不要紧。要紧的是译得要忠实，不欺骗读者。”所以那诗人虽然对先生用了拳经，但终究经不起读者眼睛的鉴别。没落与兴起，是决难徼幸的。自从先生死后，那诗人忽然又在追悼文中备致哀忱，忘交谊于生日，洒清泪于死后，人间何世，我实在不能理解这矛盾的现象。
二二、通缉来源的滑稽
先生是负了密令通缉的罪名，带到坟墓里去的。说来自然滑稽，但也痛心。首先呈请通缉的，是××省党部。而主其事者则为×××。先生是生长在那一省份的，这一来，则是他自己的故乡最先把他斥逐了。为了这一纸文书，使先生从此自弃于故乡，也使故乡负斥逐先生之恶名。先生何罪？曰：“通缉堕落文人鲁迅。”“堕落”而已。堕落有罪，则市井之徒皆得而诛。堕落文人而有罪，则文网之禁过苛。至于先生是否为堕落文人，稍有常识者，怕只有嗤之以鼻吧！此其所以为滑稽也。
但这事不是没有缘故的，正和先生编刊物有关，当先生初到上海主编《语丝》的时候，有署名××的一位青年，投文指责他们学校的黑幕，意在促使反省。凡有志于改革的，先生总尽力援助，所以把它刊登在《语丝》上了。这一反响真不算小，原来某校毕业生，革命以后多成显贵，×××就是其中之一。挟私嫌于心，诛天下人以称快，本是“老爷们”的拿手好戏，何况一个鲁迅。“自由大同盟”的事一起，借故追因，呈请通缉，通缉而又批准，那是非常自然的了。先生遭此厄运，气愤填胸，发为文辞，自亦激越。然被压迫者的呼声，正是国家民族的心声，先生岂徒为一己的私愤？
二三、意见相左
这位不识的投稿青年，嗣后也时送稿来，先生或见或不见，随后终于到德国留学了。他天赋极高，旧学甚博，能作古诗、短评，能翻译，钦慕尼采，颇效其风度。留学时，常和先生通信，请益人事得失。先生也常托他买木刻书籍。同时也搜罗些中国画本寄去，托他转送德国朋友。兴之所至，这位青年仿佛也学起木刻来了。然而结果似无所成。回国以后，他带来些大书箱，寄存在我们寓所里。他有一次，为找积木送给海婴，偶然开箱则先生托他转给德国朋友的中国画本，赫然尚存行箧。据说，那些画太好了，不忍送出去；不怕携带困难，终于给带回来了。而先生特意到书坊寻选，辛苦寄出，冀于彼邦人士有足观摩，此意遂归虚耗。先生于叹息之余，终不明白那青年用意所在。
他在上海行踪甚秘，住处也无人知道。时或一来寓所，但有事时总是我们没有法去寻的。也因为这样的青年朋友不少，所以并不怪异。那时，《申报·自由谈》已加改革，由黎烈文先生担任编辑，先生时常为它写些短稿。他也时常寄稿给先生，托先生介绍。有时就给送到《自由谈》去。但条件很奇特：不能将原稿寄出发表。据问他什么缘故，却说他仿佛觉得处处有人在监视他，稍一不慎，即有丧身之虞。这么一来，先生只好设法给他抄录副稿寄去。起头先生是嘱我抄的，抄好之后，先生附一函寄给编者，有云：“有一友人，无派而不属于任何翼，能作短评，颇似尼采，今为绍介三则，倘能用，当能续作，但必仍由我转也。”（一九三四，一月二十四夜，给黎烈文先生信。）后来这位青年研究佛理起来，每见先生，也多道及。先生初亦淡然置之。其后因为他对先生颇有所讽劝，以为先生如能参禅悟道，即可少争闲气，于是意见渐渐相左了。先生岂不知佛经，但他并不愿出家。在最危难的国度里，以佛学麻醉自己的灵魂，希图置身世外，痛痒不关，这岂先生所能忍？不但出家，即出国也未被先生所许，他不能恝置这古老的祖国，他要同被压迫的同胞一同生活，一同奋斗。那位青年虽未必逃禅，但已经参禅了，而且先生观察他既久，知之更谂，颇觉其无一当意，而自处复老气横秋，殊少青年凌厉之态。先生觉得这样的人，是未可亲近了。来时也常婉辞不见。但仍一面替他介绍文章。一九三四年三月四日夜，给黎烈文先生信云：“‘此公’稿二篇呈上，颇有佛气，但《自由谈》本不拘一格，或无妨乎？”可是我们自己工作有时很忙，如果我没有功夫，那么先生也得替他抄好寄去。但这对他还是不满意。有一次，他竟要求每篇换一个抄写者。我们是躲起来，不大交际的，那里来这许多抄写者。这命令实在难于办到，而且连我也未必有功夫专门为他抄写文章。先生很懂得人情，偶然叫我做些事，也斟酌情形才开口。见到我忙了，他也会来帮我一手，所以他自己更不大肯差遣人。如今我们都要腾出功夫来做抄写工作，而且做了还不合意，这有什么法子呢？先生的精神就是这样多方面被磨掉的。后来他的稿子越来越多，让它积压太久又不大好，没有法子，请《自由谈》编者设法了：“‘此公’脾气颇不平常，不许我以原稿径寄，其实又有什么关系，而今则需人抄录，既费力，又费时，忙时殊以为苦。不知馆中有人抄写否？倘有，则以抄本付排，而以原稿还我，我又可以还‘此公’。此后即不必我抄，但以原稿寄出，稍可省事矣。如何？便中希示及。”
二四、为社会造材
那么先生为什么这样不辞劳苦，愿为他“抄录”呢？这因为凡有可造之才，不忍其埋没；且其人颇深世故，能言人所未言；孑然介立，还不失其纯洁。若或稍加移易，积极为人，即社会的栋梁，故不惜辛勤设法，并非特有所私。但因其文时多不平之语，或间略带讽刺，人又疑是先生所执笔。在同年四月间，先生有给《自由谈》黎烈文先生函云：“‘此公’盖甚雄于文，今日送来短评十篇，今先寄二分之一，余当续寄；但颇善虑，必欲我索回原稿，故希先生于排印后，陆续见还，俾我得以交代为幸。”“其实，‘此公’文体，与我殊不同，思想亦不一致，而杨公又疑是拙作，闻在《时事新报》（？）上讲冷话，自以为善嗅，而又不确，此其所以为吧儿狗欤。”文章发表愈多，研究好奇的也多，如果真是先生一个人，诚然“思想亦不一致”。但先生并不做统制思想的工作，自己尽管有所不同，而他人另有所见，也未便埋没，故仍予介绍文稿。此种苦衷，就是作者恐怕也甚不了解的吧。编辑者也终于弄不明白，好像还来打听，先生回信告诉：“‘此公’是先生之同乡，年未‘而立’，看文章，虽若世故颇深，实则多从书本或推想而得，于实际上之各种困难，亲历者不多。对于投稿之偶有删改，已曾加以解释，想不至有所误解也。”
二五、最后一面
文稿尽在为他介绍，但他来访的次数渐渐减少了，因为先生不大和他多所谈论。即有所谈，也觉到微妙地相左。如此陪客，确也很苦。况且后来先生身体多病，又没有许多时候接见。这时我的处境就很为难，客来总得先由我招待，接见与否，则禀承先生之意。如果不打算见，我是很难为之说辞的，因为我晓得他的脾气，强见会不欢而散。最后一次，“此公”来了，我告以先生生病不见客，他一句不说就走了。一刹那买一束鲜花直冲到楼上，令我来不及拦阻，他终于进来了。先生似理不理地躺在藤躺椅上，这时我真无地自容，对先生，对来客，没有能够打开这僵局。谁知这又是最后一次的相见呢。他敬爱先生，先生是晓得的。见面时无话可谈，原是思想的距离太远。先生于他，已力穷无可解劝，这是先生方面的苦处。这苦处，明知说了出来未必有效，就只好哑默无声，绝不敷衍。这是先生的坦率。然如真能了解先生，豁然贯通，无所执迷，则先生亦必能和他友好如故。先生死后，停在殡仪馆的小房间里的大清早，我遇到他，他悲怆万分。他告诉我先生给他的许多信，可以集成厚厚的一本，希望将来能够印出来。现在，这位青年的友人，也不知走到那里去了。他保存着的书信，不知有没有遗失在烽火之中。我们祷祝他的前途！并希望他善体先生通信中的拳拳至意。
先生无论对任何人，绝不出难题目给他做。他清楚某方面的长处，同时也明白某部分的短处。譬如某某社，先生和青年一同努力，一同计划出书，甚至有时设法代筹印刷费，诚或有之。然彼此之间，仍保存相当限度，不能以此而叫先生强人所难也。某某社的成立，主持的几位，大都是同乡而又同学，他们友谊甚深，其中只有一位是不同省份的。先生在那社里，也是异省人，他们当然没有话说，但不能因先生而对一切人随便，这是某某社一向脾气，先生是了解的。所以那时另外有几个人要求先生对某某社如何如何，先生也不能作左右袒，只好听其自然。结果另一部分青年不满，向先生进攻了。
二七、原稿
某某社之认真不苟，每个人多洁身自好（除却有一个做官的不算），这一切是先生所信服的。至于虽勤谨而气魄甚小，不能有大作为，则为先生所惜。他们的认真，举一例便可知道。先生平常原稿寄出，即多不过问底稿之如何保存。此次先生逝世，该社李君把他积存的《小约翰》《朝花夕拾》等六七种原稿，毫不污损地装订起来见赠。我们想想，这三数位青年，一面在求学，一面在做译著、校对、出书等繁忙工作，仍留心保存先生手迹，一点一滴地抄出副稿付印。以视别人，把先生原稿随便丢弃，终于落到包油条的境遇，对于一代文化宗匠之敬爱与歧视，在这里可以窥测了。自然，我们不能希望人人把先生当孔夫子一样地敬重，他也一样地拿稿费换米饭，书店对于作家的平等待遇，本不足怪。可是某某社的苦心，则更是难能可感了。
二八、一位朋友
和某某社保持相当友谊，曾在北平旁听过先生讲书的青年F，后来在闸北和先生住在同里，而对门即见，每天夜饭后，他在晒台一看——如果先生处没有客人，他就过来谈天。他为人颇硬气，主见甚深，很活动，也很用功，研究社会科学，时向先生质疑问难，甚为相得。后来在左联等处，他也时露头角。对先生感情很好，但对解决社会进步的热忱更深。自奉很刻苦，早晚奔走，辄不辞劳。曾有一时住在我们比邻，他大约每天下午十时才能回家，时常见他的太太手抱小孩在门外伫候，饿久了，小孩手拿干面包充饥。他不管家里人的心焦，非到相当时间不回。回来饭后已十一时了。敲门声响，他来了。一来就忙得很，《萌芽》《十字街头》《前哨》等刊物的封面，内容固然要和先生商讨，要先生帮忙。甚至题目也常是出好指定，非做不可的。有时接受了，有时则加以拒绝。走出了，往往在晨二三时。然后先生再打起精神，做豫约好的工作，直到东方发亮，还不能休息。这工作多超过先生个人能力以上，接近的人进忠告了。先生说：“有什么法子呢？人手又少，无可推委。至于他，人很质直，是浙东人的老脾气，没有法子。他对我的态度，站在政治立场上，他是对的。”先生是这样谦虚，接待一个赋有正义感的青年。这青年有过多的热血，有勇猛的锐气，几乎样样事都想来一下，行不通了，立刻改变，重新再做，从来好像没见他灰心过。有时听听他们谈话，觉得真有趣。F说：“先生，你可以这样这样地做。”先生说：“不行，这样我办不到。”F又说：“先生，你可以做那样。”先生说：“似乎也不大好。”F说：“先生，你就试试看吧。”先生说：“姑且试试也可以。”于是韧的比赛，F目的达到了。对庄严工作努力的人们，为了整个未来的光明，连自己的生命也置之度外的，先生除了尽其力所能及之外，还有什么需要坚持？这时候见到的先生，在青年跟前，不是以导师出现，正像一位很要好，意气极相投的挚友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