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青年们（第1页）
鲁迅和青年们
作者：许广平
原载1938年10月第2卷第1期《文艺阵地》。鲁迅爱护青年、奖掖青年，认为国家的一切希望全寄托在青年身上。他并不承认自己是青年的导师，却尽全力指示青年们生存的重点、生命的道路，不辞劳苦为社会造材，因而成为青年们的吸铁石。
一、我的升学
让我站在作为一个青年的立场——从这一角度，来观测鲁迅先生，是这样的：
“五四”潮流的音波，从北京延展开去，青年的思想一变，求知欲刺激每一个弱小的灵魂。那时的我，虽则初级师范已经毕业，且已担任了教职，而仍多方设法达到升学的野心。可是经济条件不容许我进那较近理想的学校，在几度考量之下，我投入了女高师。
校长是许寿裳先生，和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是同乡而又是知交，这给了我校以许多便利。北大每有学术讲演，总时常容许我校同学参加听讲。记得那时正宣传着爱因斯坦来华讲演相对论，自己虽则不是理科生，但觉得多听些总有好处，也就常常跑去听讲。这兄妹一样的学校，虽然小妹妹比起大哥哥来，实在太过弱小了，然而文科的教师，因许校长热心的计划，我那班里，几乎全是北大的教授和讲师。校舍虽不同，所受的教课，讲义却是一样的。尤其马裕藻、周树人、沈尹默、沈兼士、沈士远诸先生，都是为学生们所景仰不置的。女师大有那么多名教授，这是使同学们非常欣慰的事。
二、许多导师
那时是一九二三年，开学之始，三沈之中，惟士远先生未来授课，但入后也终于来了。鲁迅先生，则是一开学即给我们以不少教益。有一位马先生，因为并非研究文学，自然无从领教。而幼渔——即裕藻——先生，不但于授课之际“诲人不倦”，且于课余纵论一切，亲切、诚恳、坦率，真不似严师，转令人有如面慈父之感。
三、鲁迅先生
当鲁迅先生来上课的瞬间，人们震于他的声名，每个学生都怀着研究这新先生的一种好奇心。在钟声还没收住余音，同学照往常积习还没就案坐定之际，突然，一个黑影子投进教室来了。首先惹人注意的便是他那大约有两寸长的头发，粗而且硬，笔挺地竖立着，真当得“怒发冲冠”的一个“冲”字。一向以为这句话有点夸大，看到了这，也就恍然大悟了。褪色的暗绿夹袍，褪色的黑马褂，差不多打成一片。手弯上、衣身上的许多补钉，则炫着异样的新鲜色彩，好似特制的花纹。皮鞋的四周也满是补钉。人又鹘落，常从讲坛跳上跳下，因此两膝盖的大补钉，也掩盖不住了。一句话说完：一团的黑。那补钉呢，就是黑夜的星星，特别熠耀人眼。小姐们哗笑了！“怪物，有似出丧时那乞丐的头儿。”也许有人这么想。讲授功课，在迅速地进行。当那笑声还没有停止的一刹那，人们不知为什么全都肃然了。没有一个人逃课，也没有一个人在听讲之外拿出什么东西来偷偷做。钟声刚止，还来不及包围着请教，人不见了，那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许久许久，同学醒过来了，那是初春的和风，新从冰冷的世间吹拂着人们，阴森森中感到一丝丝暖气。不约而同的大家吐一口气回转过来了。一致爱护的鲁迅先生，在学生中找不出一句恶评。也曾经有过一次辞职的事，大家一个也不缺的，挤到教务处，包围他，使得他团团地转，满都是人的城墙，肉身做的堡垒。这城堡不是预备做来攻击他，正相反，是卫护他的铁壁铜墙。接受了这一批青年热诚的先生，终于重又执掌教务。
四、力的浸透
一天天地薰陶熔冶，可亲可敬地灌溉着每一株小草，许多青年想尽千方百计去接近他，希望从他那里多少得点杨枝雨露。他不自私！正义感蕴蓄在他的心中——扶助被压迫者，揭发并剥露那些卑鄙的虫豸们，正是他的任务。这一种信念的力浸透在每一个接近过他的青年底纯朴的胸怀，而我也就是其中的一个。
五、和我们站在一条战线里
环境的黑暗，教育界一部分人的卑污，使得青年们终日遑遑，四处寻找出路，如黑暗茫茫的大海中寻求灯塔一般。这终于使我冒昧地向先生通信请教了（参看《两地书》第一集）。积极地正面着人生，希望将来比现在好一点，韧的战斗，随时用质直的方法对付，凡这一切教诲，不但我一个人用得着，也是所有青年们的金玉良言吧。
遏阻民族觉醒，借外力压迫，假手于正人君子和章士钊们而给青年学子以暴力的镇压，这“黑暗的闸门”，先生独力肩住着。而又一面以文字教育那时的青年，指点应走的路，一面自己加入青年群里，集合群力开会反抗，直至黑暗的血手，制造“三一八”的大屠杀，先生于是愤劳成疾，眠食俱废了。
六、革命的爱在大众
先生病时，据他的同乡说：他房里有两把刀，一把就放在床褥下面。他很孝顺他的母亲，如果他的母亲不在，在这可悲愤的环境里，他可能会自杀。但这毕竟是一种传说，在这一时期里，先生还是积极地奋斗着，他一面当好几个学校的教师，一面在教育部当佥事。如果真是老于世故的人，那时候是早已默默无声了，但先生却公正无私的给予教育当局很多批评，这博得了许多青年的信任，来请教他的，自然多起来了。虽则往常不喜出入教师之门的我，这时也因为校务时常到他家里请教。但每次去时，总见他在寓所里仍然极其忙碌。或者给青年看稿子，或者编副刊，校对书籍，他没有一刻让自己好好休息过。有时，我也从旁学习一二，替他校对什么，或者代抄点《坟》之类的材料。可是他总是不大肯叫人替他做事，一切大小琐碎，都愿意自己动手。就是他嗜好的茶，也不劳人代泡。房间预备好一只痰盂，经常容纳他杯子里的茶滓。他把茶滓倾倒在这里之后，就在书架罐子里取些茶叶，自己再到厨房去倒开水。寂寞的家，孤独凄凉的他，未能禁制心头炽热的烈火，“革命的爱在大众”，我看到先生全心力是寄托在大众身上了。自奉的俭省，衣着食用的简朴，接待客人的坦直，都可看出先生人格的一面。在北京时几乎整天有客人来拜访他。人们总是为了接近他得些正确的指引而来的。而每一个到过他寓所的青年总也觉得欣幸而满足。一次得到指引以后总希望再有同样的幸运，再见一次这样的一位慈蔼博学的指引导师！
七、消极？
在我呢，看他那寂寞如古寺僧人的生活，听他那看透一切黑暗面但以“希望”来安慰后生的议论，总处处在诱发我关于他那同乡所说的悲观自杀的话，在某一天，我顽皮地搜索书架和床褥，果然发现两把刀。或者正确地说：是两把匕首。我实行“缴械”了，先生笑了笑也就完事。他是不肯拿青年做敌人的。在许久的另一机会里，他对我解释说：“刀是防外来不测的，那里是要自杀。”我把他的同乡的话反问他，先生大笑起来，说：“你真是个傻孩子！”
八、积极！
不过事实的压迫（参看《华盖集》等），章士钊们的代表黑暗的反动势力，正人君子的卑劣诬陷，真使先生痛愤成疾了。不眠不食之外，长时期在纵酒。经医生诊看之后，也开不出好药方，要他先禁烟、禁酒。但细察先生，似乎禁酒还可，禁烟则万万做不到。那时有一位住在他家里的同乡，和我商量一同去劝他，用了整一夜反覆申辩的功夫，总算意思转过来了，答应照医生的话，好好地把病医好。而且对朋友也的确有这表示：在一九二六年六月十七日，给李秉中先生的信就这样说：“酒也想喝的，可是不能。因为我近来忽然还想活下去了。为什么呢？说起来或者有些可笑，一是世上还有几个人希望我活下去；二是自己还要发点议论，印点关于文学的书。”这就是先生那时真实的心境。
九、团体和自我
先生确是时常在各种刊物上发议论的。他除了为《语丝》撰文之外，并编辑《国民新报》副刊，及《莽源》杂志。《语丝》是几位文学负有声名的先生们所创办的，先生在那里以泼剌的姿态，领导着一大批青年，走向与恶势力战斗的路上去，先生曾写了一篇《我和〈语丝〉的始终》，已说明了一个大概，这里无须细说。《国民新报》是代表国民党方面一部分人的意见。那时北方对于国民党是很压迫的。先生认为应予合作，就和几位朋友一同负起编副刊的职务了。那《莽原》杂志呢，本来是《莽原》周刊，为了几位爱好文学的青年的文章不能在副刊尽量发表，所以另外成立一个周刊，也附在《京报》上。其后有几位青年愿意负责独立出版，先生就帮助他们，出点翻译和创作之类的书，名曰未名社。在这一时期，先生因为实行推动文化的工作，和许多青年有交往，有时因为青年的经济窘迫，先生也常常借口是应付稿费由自己拿出钱来，解决他们一些生活。但先生自己是并非充裕的。我们知道他，当一九一九年买了北京公用库八道湾的屋之后，到一九二三年就迁出了。为了安慰母亲，也曾向许寿裳、齐宗颐两位先生各借四百元，买下了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屋。一九二五年，我们到先生寓所访谒时，他的客厅里只有一张桌子，客人来了，才临时由女仆从卧室里搬两三张凳来。直至一九二六年离北京向厦门之际，始从厦门大学的薪水中陆续筹还那买屋的借款。
一〇、不因一人做了贼就疑心一切人
以一个热情认真的人，每易在虚伪、奸诈百出的现实里碰壁。这真费了先生无数不必要费的力气。先生病了，这犹如兵士在战斗中遇着毒气弹，是猝不及防的。不过先生一面战斗，一面还给北新、未名社计划着出书，一面编副刊，给青年看文稿，并不像消极。就我所见的，就有一位作家把他的小说请先生编定，出书之后，销路很好，他立刻成了一位有名作家。于是商人投机心理，向他劝进，不久又把落选的集成一本问世。先生看见了这，摇头叹气说：“我的选择很费不少心血，把每一种的代表作都有了，其余那些，实在不能算很成功，应该再修养，不怕删削才会有成就呢！”其实在先生自己，正如告诉人们写作方法中所说的，也是不惜尽量删掉那不大要紧的东西的。其后这一位作家，还出了不少的书。有时也请先生看稿，但是先生总给他搁起来，似乎不敢做第二次的删削了。我记得还有一位作家，先生辛辛苦苦给他选定作品，校字成书之后，那位青年向人说：“他把我好的都选掉了，却留下坏的。”以后这位青年有没有把先生选掉的那好的作品出成书，有没有从选掉而出的书获得了更大的声名，我可不大清楚了。还有一位青年，先生也替他选定了一本创作，且逐一地校正了用字。在大热天，从碑帖里找出图案来做封面，由自己亲手摹写以至成书。那青年，先生一直爱护着他，看重他，且给他介绍稿子和职业，就是在编良友公司出版的那《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部中也极力夸奖他。而他呢，据说因为先生斥骂了某一位青年，也就像得罪了一切青年似的，使他不满，竟从此和先生绝交了。像这样莫名其妙，去如飘风式的绝交，先生是也无可如何，只好由他去吧！谁知积之日久，“鲁迅爱发脾气”啰，“鲁迅是青年的绊脚石”啰，真像聚蚊成雷，将一切的恶声，都袭向先生而来了。平心而论：先生有分明的是非，一面固爱才若渴，一面也疾恶如仇。在一般人总以常情窥度事理，然先生之所以为先生，岂常情所能概论？先生对于青年，尽有半途分手，或为敌人，或加构陷，但也有始终不二者。而先生有似长江大河，或留或逝，无所容于中，仍以至诚至正之忱，继续接待着一切新来者。或有劝其稍节精力：“不亦可以已乎？”而先生的答复是：“我不能因为一个人做了贼，就疑心一切的人。”这是多么坦直的态度。人家总批评他多疑，据我观察所得，由他无故和人闹的总不大有，多是根据许多事实，没有法子容忍，才表示些决绝的态度。他这种不肯随便疑人的心，这从他有感于人家矮墙上所插的碎玻璃的议论中，可见一斑。他说：“这就好比把一切过路人都当强盗看待了，是很不好的。”
一一、青年的吸铁石来了
一九二六年八月，先生往厦门大学任教职。如果不是和段章之流大斗，致列于几十位被捕者之林，和另外的原因，大约未必会离开北京的。北京已经住了十五年了，可以静下来研究学问，有好图书馆，这是先生时常所怀念的。政治的压迫，个人生活的出发，驱使着他。尤其东不久，就离去了，似乎是回到他的故乡去的，但去后信息杳然，他好像是个做社会运动的人物，先生几乎时常记念着他，且疑心他已被黑暗卷去。这真像一个谜。如今，却须我为他祝福了。如果他还在人间，那么，总应该和我们一同肩起这大时代的艰难的工作吧！另有一位厦大来的。那就是人们曾经谈起过的那位“义子”。从厦门到广州，一直追随在先生左右，在旁人看来，怕没有不当他是先生的忠实信徒的。他很能体谅先生的忙碌。除因事或领取学费等来到先生跟前稍坐一刻，其余总是不大向先生吵扰。他真是那么一个洁身自好的青年呢。
一二、故事的开始
记得我们旅居于上海后不久，一天，大雨连天，由旅馆茶役送来了一封信。正是那位学生的，他通知他已经到沪，人地生疏，急待照料，先生立刻和他的三弟冒着大雨上旅馆去。那是一家用堂皇名字招徕旅客而又颇不名符其实的旅馆。从船上移至旅馆仅有一些简单行李，可是那旅馆除开了一笔行李费之外，又横七竖八的不知开些什么帐目，半天功夫要花二十余元的开销。那学生的经济本不宽裕，先生早已晓得。如果在这种类似敲竹杠的地方多停留下来，这一切费用义不容辞将要由先生张罗。为人也是为己，先生就急忙忙把他们接到景云里的寓所来了。
一三、故事的演进
开了门，先生带来了三位远客，其一是从厦门跟到广东此刻到上海来的学生，另外还有一男一女，很年轻，都像不满二十岁。据说是兄妹。起先似乎听说那兄妹俩家里很有钱，打算来沪读书。后来又听说那妹妹是那青年的爱人，为逃避家里的父母主婚，跟他一同出走。那妹妹的胞兄呢，则看透家里重男轻女的风习，如果女儿单独出走，怕会置之不理，但儿子也一同出走，就一定要设法追寻了。所以兄妹一同出来。这计划很周到，可惜的是一天天过去，没听见家里的表示，反而把先生当作家长了，供给膳宿，津贴零用，一切由先生负担。先生住在楼上，楼下就让给他们住。每逢步下扶梯，则书声琅琅，不绝于耳。但稍一走远，则又戛然中止。久而久之，先生才悟到这书声是读给他听的，后来就怕敢出入了。继之他们又要求读书，要先生供给这三个人的学费。先生说：“我赋闲在家，给书店做点杂务，那能有这大力量呢？”这是实在情形。先生离京时还欠上一身的债，好容易把厦门大学的薪水给偿还。从厦门到广州又带了一批学生，旅费之类，也借用不少。在广州做了不到半年的工，就又失业了。原先我们预备做两年工的计划，既限于事实所迫，只得中途放弃。及至沪上，一切生活，俱未入于轨道，平添三个人的生活，已非先生力所能支了，那还说得到供给学费。后来那学生把他的文章送来，请先生介绍发表。但文章太过幼稚，实在不能送出去，没能满足他的心愿。又请托找事，但有什么事情好设法呢？先生也是失业住在家里，又不认识达官阔人，富商大贾，平时来往的，都没有这力量，就是认识三两家书店，偶然介绍点稿子，也往往要自己也有稿子陪去，才能成功，说不到找事情了。于万不得已的情形下，先生跟某书店说定，让他去做个练习生，再由先生每月拿出三十元，托书店转一转手给他，算是薪水。先生满以为如此则对书店也不为难，对这青年也可以得一学习机会。总以为这一份苦心，他是能够接受的，谁知通知他以后，他竟说：“我不去。”是嫌薪水少，还是嫌工作低微呢？我们不晓得。但他怕还不知道这是特别设法，才能如此通融办理，在上海是学徒三年义务期满出师，也不过数元一月呢。
一四、送往迎来
那时创造社诸君子正在围剿先生，先生也正在应战。一天，那学生突然来对先生说：“他们因为我住在你这里，就把我都看不起了。”这叫先生怎么办法，他们能够不住在这里，能够有法子生活，先生又何必苦苦地挽留呢，真个是“实逼处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