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圈独家文学手册（第4页）

在一次对话中，聊到祖母，连殳意味深长地说：

我虽然没有分得她的血液，却也许会继承她的运命。然而这也没有什么要紧，我早已预先一起哭过了……。[38]

原来连殳送葬时突然迸发的大哭，既是为祖母，也是为了自己，祖母之死，敲响了连殳的丧钟，自此正式启动自己的死亡程序。小说展示连殳给“我”的最后一封信，揭示了复杂的死亡逻辑。如果说《在酒楼上》是写一个人绝望时的最后状态，《孤独者》写的就是绝望后的崩溃过程，在这个意义上，两篇小说堪称姊妹篇。

值得注意的是，两篇小说的结尾都安排了悲剧的目击者“我”与悲剧主人公分开的相似情节：“我”与纬甫在大雪中向相反的方向分别，“我”也像摆脱梦魇般地从连殳的死亡氛围中奋力拔出，分明显出写作者试图离开悲剧自我的意向。和《孤独者》写于同时期的《伤逝》写的是涓生与子君的爱情悲剧，两人冲破重重阻碍走到一起，最后的结局却是子君的死，据许广平回忆，写小说时鲁迅刚刚决定与她携手一生，鲁迅的现实人生与《伤逝》的悲剧也拉开了距离。

第二次绝望的状态就是矛盾缠身、积重难返的状态，如果要继续行动下去，势必要彻底清理这些矛盾。《野草》其实就是鲁迅清理自身矛盾的手术台，鲁迅将长期缠绕的矛盾一一打开，试图一窥矛盾背后的存在。《野草》每一篇都涉及矛盾，并将其推向终极悖论，形成生与死的难题。

《野草》展现了这样的内在追问逻辑：从《影的告别》到《过客》的一组文章可视为《野草》追问的第一个部分，从《影的告别》始，以走向死亡的方式打开矛盾，到《过客》，终于化身为在荒野中向“坟”踉跄而去的“过客”。并问出一个新的问题：

老丈，走过那坟地之后呢？[39]

从《死火》到《死后》的七篇，皆以“我梦见”开头，向死的意向又遭遇生的挑战，展开殊死搏战，直抵死亡的追问却最终发现，矛盾之后的“自我”并不存在——“本味”永无由知！像噩梦惊醒般，《颓败线的颤动》中，所有矛盾汇集整合并于“老女人”的绝望中发散。《死后》之后，艰难的自我追寻过程终于凝结为绝望的抗战的“这样的战士”、“真的猛士”、被爱人呵护的“腊叶”和具有顽强生命力的“野蓟”上，重新回到生存的主题。

一年多后，鲁迅为《野草》写下《题辞》，像一个久病初愈的人，发出新生的呼喊：

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

…………

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40]

生死的辩证意味着经过生命的追问，参透了生的真谛。通过走向死亡，鲁迅终于穿越绝望，获得新生。

五、杂文的自觉：文学行动的最后抉择

20世纪20年代中期，鲁迅在内向型《彷徨》和《野草》写作的同时，一种新的外向型写作已悄然开始。随着卷入女师大事件，鲁迅的杂文越来越多，于是出现了两个不同文本中的鲁迅，一是《彷徨》《野草》中自我挣扎与疗伤的鲁迅，二是《华盖集》中挺身而出、所向披靡的鲁迅。《野草》的追问与女师大事件构成了相互促进的关系，《野草》中自我问题的清理促进了重新步入现实的步伐，反过来女师大事件也促进了《野草》追问的进程。如果说《彷徨》——尤其是《野草》的追问意味着鲁迅尝试通过对旧我的清算走出了第二次绝望，那么，论战的杂文说明，一个以杂文为武器的行动者鲁迅，已经产生。

鲁迅放弃小说转向杂文，常引起人们的惋惜和非议，在杂文集的序言或后记中，他也偶尔略作回应，强调“然而要做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恐怕也还要做这样的东西”[44]，“但编集是还想编集的”[45]，“他以为非这样写不可，他就这样写，因为他只知道这样的写起来，于大家有益”[46]，并自觉与所谓“创作”“文学概论”“文学史”等拉开距离，称“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47]，“我们试去查一通美国的‘文学概论’或中国什么大学的讲义，的确，总不能发见一种叫作Tsa-wen的东西。这真要使有志于成为伟大的文学家的青年，见杂文而心灰意懒：原来这并不是爬进高尚的文学楼台去的梯子”[48]。可见其转向杂文，背后有着不想明言的定见。

鲁迅后期转向杂文，基于杂文的自觉，与《野草》的追问相关，《野草》追问的终点，其实就是杂文自觉的起点。《野草·题辞》宣告第二次绝望的克服，同时也是宣告杂文时代的来临：

生命的泥委弃在地面上，不生乔木，只生野草，这是我的罪过。

野草，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各各夺取它的生存。当生存时，还是将遭践踏，将遭删刈，直至于死亡而朽腐。

…………

我以这一丛野草，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49]

通过《野草》的冲决，鲁迅完成对自我与时代的双重发现。原来苦苦求索的矛盾背后的不矛盾自我，并不存在，自我就在矛盾之中，自我所在的时代，也正在生死转型之中，“在我自己，觉得中国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但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50]。自我与时代都处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51]，于是重回矛盾丛生的现实，在这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的大时代自我做证。

行动，成为最后的指向。《野草》中的《希望》一文，对缠绕自身核心矛盾——希望与绝望——进行集中处理，围绕“希望”层层设置障碍，又不断层层突围，作为最终的解决，最后落实在“绝望之为虚妄，正如希望相同”这句充满哲思的话中。

这是最后的立场，既没有站在“绝望”一边，也没有站到“希望”一边，而是在“虚妄”之上。这一虚妄，不再是“希望”之为“虚妄”的“虚妄”（否定“希望”），也不是“绝望之为虚妄”的“虚妄”（否定“绝望”），而是既否定了“希望”也否定了“绝望”的“虚妄”，这是对前面整个的“希望—虚妄—绝望”循环矛盾的全盘否定。否定之后，最终什么留了下来？不是“希望”，也不是“绝望”，而是行动！这样的行动，不再需要任何前提，它本身就是一切的前提。首先要有行动，才会有“希望”！

第二次绝望后确立的行动，与打破十年沉默时确认的行动不同，后者是建立在“希望”的“可有”的前提上，这“希望”是属于他人的，行动也是为了他人，因而自我不必和盘托出。这一次行动是冲决绝望后最终的自我确认，经过自我的清理，以前“为他人”和“为个人”的内在矛盾，得到解决；个人与时代紧张的关系，也开始和解。自我无须像“小说中国”那样隐藏于虚构之后，而是以真实的身份直接出击，投入与时代的互动中。小说创作的逐渐减少背后，是虚构耐心的消失，大时代中的现实比虚构更为精彩，[52]现实完全可以取代虚构，成为文学发生的直接场所。

最终确认的文学行动就是杂文。从某种意义上说，杂文就是鲁迅最终确认的“野草”，这是“生命的泥”委弃于现代中国“大地”的产物。它毫不显赫，“根本不深，花叶不美”[53]；它并非永恒，“还是将遭践踏，将遭删刈，直至于死亡而朽腐”[54]。但它顽强地执着于生存，“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各各夺取它的生存”[55]。鲁迅明确意识到这一选择的代价，不无愧意地说“这是我的罪过”[56]，然而，这是穿透死亡与确证生存后的选择，是作为“行动”的鲁迅文学的最后抉择。

不同于作为“小摆设”的小品文，杂文是“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57]。“小品文的生存”“仗着挣扎和战斗”[58]，而且“以后的路，本来明明是更分明的挣扎和战斗，因为这原是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思想革命’的”[59]。

其实“杂文”也不是现在的新货色，是“古已有之”的，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如果编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于是成了“杂”。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况且现在是多么切迫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60]

明确指出“杂文”的命名，不是现代文学意义上的文体类别，而是来自传统的文章编年法，是一年内各类文章的汇集。编年意义上的“杂文”，不在于“揣摩文章”——文学艺术，而在于“明白时势”，“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每一篇“杂文”，都是“攻守”当下、“感应”现实的“神经”和“手足”，作为整体的编年“杂文”，则展现为人生的历史和行动的轨迹，杂文写作是自我与时代一道成长的行动，是让每个有意义的当下成为“现代史”的行动。以杂文为武器，鲁迅最充分地发挥了文学参与历史和介入现实的功能，展现了个人存在与中国20世纪历史的复杂纠缠。鲁迅杂文不仅成为其本人最出色的个人传记，也是20世纪中国的一份“野史”，成为中国现代性的丰富见证。

杂文——既是最终确立的文学方式，同时也就是最终确立的存在方式，鲁迅后期生存与文学的奥秘，其实都在其中。通过杂文，鲁迅实现了青年时期所向往的“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行动意向，成为真正的文学行动者！

文学就是行动。终其一生，鲁迅以文学为促进现代精神转型的行动，经历了留日时期文学的自觉，五四时期小说的自觉以及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的杂文的自觉，还经历了两次绝望。在这复杂的文学之旅中，我们看到战士鲁迅、哲人鲁迅、小说家鲁迅、杂文家鲁迅的丰富形象，这些都归属到其现实战斗与生命挣扎相互交织的文学行动中。鲁迅的所有作品——五篇文言论文、《呐喊》、《彷徨》、《野草》、《故事新编》（晚年完成的五篇《故事新编》，与20世纪20年代中期完成的三篇已有很大的不同，打破历史与现实，自由穿越、天马行空的笔法使其更近于“杂文”式的小说）以及更多的杂文——只有放在其一生内在整体的文学行动中，才能获得整体性的合理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