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圈独家文学手册（第3页）

对于采取边缘姿态的鲁迅，小说正好可以隐藏自身，《狂人日记》第一次启用“鲁迅”的笔名，小说发表后只有好友许寿裳怀疑与周树人相关，故特来信相问。

鲁迅中期选择小说文体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则与现代小说的性质相关。留日期间，鲁迅已经深入接触现代小说，发现现代小说与精神世界的联系，与弟弟一道翻译《域外小说集》，通过直译的方式传达小说的精神世界。从18世纪开始，现代小说加强了与现实世界的联系。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致力于对现实历史的全方位再现。到20世纪，小说转向内心，展现内在的真实，加强了精神深度，现代主义小说注重从主体的角度构造整体的世界图景。当鲁迅接受现代小说的时候，同时面对的是19世纪现实主义和20世纪现代主义两个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现实性和史诗性，与现代主义小说的主体性和精神性相结合，构成了现代小说具有整合性与寓言性的特点。

许寿裳来信询问《狂人日记》用意，鲁迅回答：“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种发现，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26]小说借用“狂人”之口，揭示几千年封建文化“吃人”的隐秘，小说采取了极为精巧的象征结构，“狂人”如其说是人物形象，不如说是“呐喊”的道具，小说蕴含两个价值世界：一是世界正常，狂人不正常；二是狂人正常，世界不正常。在第一个世界的立场上，小说就是一个迫害狂病人的日记；进入第二个世界的立场，读者才能发现“吃人”的深刻寓意。鲁迅的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就以极大的整合性和寓言性揭示出封建文化的“吃人”密码。

以《狂人日记》为主导，《孔乙己》《药》《明天》《故乡》《阿Q正传》《祝福》等具体展示了弱者被“吃”的“无事的悲剧”，揭示文化与社会的深层弊端，以引起疗救的注意。

鲁迅在向外国读者介绍《阿Q正传》时说：“我虽然已经试做，但终于自己还不能很有把握，我是否真能够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27]可见这也是一篇具有极强整合性和寓言性的小说，它具有现实主义的典型意向，但典型论阐释难以应对它丰富的思想性和精神性，冯雪峰突破性地尝试用“思想典型”与“精神典型”来阐释阿Q典型，张旭东则称之为“在鲁迅乃至所有新文学作品里面，《阿Q正传》是唯一一部达到或接近高峰现代派作品所心向往之的那种‘纪念碑式的’‘自足的象征宇宙般的’‘源头性的’‘涵盖一切、解释一切’的高度，以至于能以其形象的独一无二性同历史对峙、以自身形式的力量确立某种形而上的‘世界图景’的作品”[28]，都是看到了《阿Q正传》强大的整合性和寓言性。

小说共九章，第一章“序”历来不是解读的重点，其实“序”中隐藏整个小说的解读密码。

“序”在诙谐的笔墨中调侃给阿Q作“传”之难，难在传主没有名姓，籍贯不明，最难的是为这样一个人作传找不到“传”的名目。

中国是史传传统最为深厚的国家，历朝历代都注重史传，个人也注重青史留名，但历来传主，都是有权势之人，底层百姓是无法进入史传系统的。鲁迅有意在“序”中排列出如列传、自传、内传、外传、别传、家传、小传等名目，但都于阿Q不合，传主阿Q找不到传名，也就意味着阿Q不能被史传所代表的中国封建文化命名系统或价值系统所接受，换言之，在中国封建文化系统中，并没有阿Q存在的意义。

阿Q是有强烈精神需求的人，为满足精神的胜利，他无师自通地以封建道德要求自己和他人，而不知在封建价值系统中根本没有他的位置，如果意识到这一点，阿Q悲剧最深点就展示出来：其悲剧，不仅在于物质的贫困，更在于精神的贫困，他至死都没有明白自身存在的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叙事者说道：

但从我的文章着想，因为文体卑下，是“引车卖浆者流”所用的话，所以不敢僭称，便从不入三教九流的小说家所谓“闲话休题言归正传”这一句套话里，取出“正传”两个字来，作为名目，即使与古人所撰《书法正传》的“正传”字面上很相混，也顾不得了。[29]

如果说《阿Q正传》是为“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作传，那么，找不到传名是否意味着，面对复杂的现代中国，传统的史传传统已经失效？在“闲话休提，言归正传”这一小说习惯用语中才找到适合阿Q的传名，又是否意味着，面对复杂的现代中国，现代小说开始取代传统史传成为写照时代的最有效手段？“序”如同寓言，宣告史传传统的式微和现代小说时代的来临。

中期的小说书写隐藏了周树人，却推出了小说家“鲁迅”，鲁迅以“现代小说”的形式来写照“现代中国”，《狂人日记》《阿Q正传》《药》等无疑都是“小说中国”的尝试，将危机洞察放入精巧的小说结构中，忧愤深广而言近旨远，成为现代中国的寓言。

四、《野草》与《彷徨》：反抗绝望的生命行动

“希望”的“可有”暂时压制了“希望”的“绝无”，开启了中期的小说行动。“希望”的“绝无”是属于自己的，“可有”则是为了他人，在某种程度上，《呐喊》的写作是为他人的。《呐喊·自序》言道：

……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30]

为他人的“希望”成为《呐喊》的一道明线。

但压下去的绝望并没有消除，如草蛇灰线般潜存于小说中，构成《呐喊》的伏线。危机感与绝望并在，《狂人日记》有“救救孩子”的峻急，单四嫂子的绝望有写作主体的投射，在调侃中展开的阿Q悲剧也透露不祥之音。

《阿Q正传》后，《呐喊》的写作速度明显加快，1922年6月创作了《端午节》和《白光》，10月完成《兔和猫》、《鸭的喜剧》和《社戏》，11月作最后一篇《不周山》，一年之内完成剩下的6篇，且大多取材于身边生活，没有此前对主题的精心设计，最后一篇取材于神话传说，属于后来的“故事新编”。写作者似乎失去虚构的耐心，想尽快结束《呐喊》的创作。

其实在“呐喊”进行到一半时，鲁迅已进入“彷徨”，被压下去的绝望又开始抬头。1920年，北大《新青年》团体解散，鲁迅虽不是《新青年》的编辑，但对他的影响很大，我们知道，鲁迅是在《新青年》的邀请下，基于“希望”的“可有”开始第二次文学行动的，《新青年》的解体又是一次毁灭性打击，他在后来才描述了当时的境况：“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31]，这是文学行动的第二次挫折。

1922年12月9日深夜，鲁迅作《呐喊·自序》，这篇名文介绍《呐喊》写作的由来，回顾了第一次文学计划挫折后的“无聊”、“寂寞”和“痛苦”。值得注意的是，此时鲁迅已处在第二次行动的挫折中，对彼时“无聊”、“寂寞”和“痛苦”的描述，叠加了此时的感受。

1923年对鲁迅来说是一个特别之年。如果说归国后的十年沉默是鲁迅的第一次沉默，那么1923年则是鲁迅的第二次沉默。该年所能见到的作品，是收录《鲁迅全集》中的四篇短文[32]，并撰《明以来小说年表》（据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年谱》，手稿现存），此外还有致周建人、许寿裳、蔡元培、孙伏园、胡适等几位熟人的信（1981年版《鲁迅全集》收录致许寿裳、蔡元培、孙伏园的四封信）。5月之前还翻译了爱罗先珂的三篇作品[33]。该年鲁迅还整理编校《中国小说史略》准备交北京大学第一院新潮社出版，该书是在北大印刷所铅印本《中国小说史大略》基础上修订而成，改动不大，花费精力不多[34]。

值得注意的是，该年发生了对于鲁迅人生具有转折意义的两件事。7月19日，弟弟亲手递交他绝交信，曾经誓言永不分离的周氏兄弟突然失和。[35]7月23日，鲁迅接受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聘书。兄弟失和让鲁迅与前期的家庭生活告一段落，接受聘书涉及后来的女师大事件及许广平，拉开了此后新的人生大幕。

兄弟失和打破了鲁迅平时的生活节奏，在“后邀欲问之，不至”[36]后，鲁迅开始紧锣密鼓地移家计划，8月2日携妇迁居租屋砖塔胡同六十一号，此后频繁外出找房，至10月30日买定阜成门内三条胡同二十一号，两个多月外出看屋二十多次，之后办理过户手续和装修，中间因劳累过度肺病复发。

周氏兄弟失和的原因，至今吸引着人们的猜测，无论何种原因，可以肯定的是对二人都影响至大，尤其是在鲁迅的心路历程中，兄弟失和堪称精神事件。

所谓希望，就是有人生意义的寄托，作为一个中国人，鲁迅存在的意义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伦理亲情的寄托；二是个人事业的寄托。在第一个方面，家道中落、婚姻失败，再加上健康隐患使他的寄托所剩无几；在第二个方面，留日时期确立文学救亡的志业，后遭遇挫折，沉默十年后重启文学行动，《新青年》的解体又使他面临第二次的打击。

兄弟失和正值《新青年》解体后，弟弟对于鲁迅，既是亲人，也是“五四”后身边最后的战友，对正处在第二次文学行动挫折中的鲁迅来说，兄弟失和雪上加霜，几乎葬送了最后的人生意义的寄托。兄弟失和后，鲁迅几乎陷入人生最低点。如果说S会馆的沉默是鲁迅的第一次绝望，那么，1923年的沉默标志着第二次绝望。

这一次沉默没有太长，第二年年初鲁迅就打破沉默写了《彷徨》，9月又开始《野草》的写作，需要问的是，他是怎么走出来的，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

竹内好说，鲁迅在作品中“所描写的自己可以说是过去的自己，而不是现在的自己”，[37]打破沉默的秘密，就在后来的《彷徨》与《野草》中，《彷徨》与《野草》是绝望中心灵的记录，也是梳理自身、冲决绝望的尝试。

虽然《彷徨》中的一些小说有《呐喊》主题的延续，但两个小说集已有很大不同，《彷徨》更大程度上是为自己写的，转向自我的困境，以虚构形式对自我人生未来最坏的可能性进行了预测，并尝试走出困境的出路。

《在酒楼上》被鲁迅的弟弟称为“最富鲁迅气氛”的小说。“我”与吕纬甫是年青时候的朋友，后来都离乡去北方谋生，二十年后二人回乡邂逅，曾是“敏捷精悍”的激进青年纬甫已成为一个颓唐潦倒的中年人。纬甫这次回乡，是为两件“小事”，且都来自母亲的命令，一是为五岁夭折的小弟弟迁坟，二是顺带给邻家姑娘带朵剪绒花，结果弟弟的骨质已踪影全无，爱美的顺姑已不在人世，两件“无聊”小事的没有办成，倍添人生失意后的伤感与寂寞。这可能是吕纬甫的最后一次还乡，虽然来自母亲的命令，但投入了自己全部的情感。换言之，如果没有母亲的指令，连这次最后的行动也可能不存在了。至此，一个问题也就提出：如果这个“母亲”不存在了，纬甫的结局会怎样？

答案就在一年零八个月后写的《孤独者》中。小说一开始，魏连殳在世上最后一个亲人——非血缘关系的祖母——去世了，作为孝子的连殳回家送葬，“我”才得以有机会一窥“新党”魏连殳的风采。小说以祖母的死亡开始，以连殳的死亡结束，“我”与连殳的几次相见，见证了他走向死亡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