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圈独家文学手册（第2页）

在鲁迅的描述中，中国近代危机的本质是精神危机，表现为两个层面：一是普通民众挣扎于最基本的生存，难见“内曜”；二是知识阶层沉溺于一己之私利，不见“心声”。

那么，如何摆脱此种精神危机？与严复诉诸所谓“民德”“民智”“民力”不同，鲁迅“请询其本”，诉诸更为基本的“己”，通过将“民”还原到“己”，寻找活力的本源。

严复、梁启超试图给“民”提供活力，那么，如何激活更为基础的“己”呢？“己”是每个人生而具有的，只不过被物欲与僵化的观念所遮蔽，需要被召唤与重新激活，能召唤与激活“己”的又是什么呢？

可以看到，五篇论文执着寻找的就是能激活“己”的存在。《人之历史》追溯进化学说发展的历史，追问人类“超越群动”背后的“进化之能”；《科学史教篇》追溯西方科学发展的历史，彰显“科学”背后超越“实利”的“神思”、“理想”、“热力”、“道德”与“圣觉”；《文化偏至论》揭示19世纪西方“物质”与“众数”文明背后的精神动因，揭橥20世纪末之“神思新宗”，提出“尊个性”和“张精神”的“立人”主张；《摩罗诗力说》将“心声”与“神思”对接，追问“文学”之“用”，寻求异域“新声”，张扬“摩罗诗力”；未完成的《破恶声论》批判“恶声”，激活“内曜”，呼唤“白心”。

梳理五篇论文的内在逻辑，我们可以找到以下线索：

“进化”之“能”—“科学”背后的“神思”“理想”“热力”“道德”“圣觉”—“精神”与“个人”—“诗”（文学）

“诗”（文学）成为最后的落脚点。

在鲁迅起而发言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西方传统价值都在衰微之中，各自系统内自发的价值怀疑与重估正在发生，当青年鲁迅放眼四顾的时候，实际上很难找到现成的资源。中西方现有的宗教与道德说教业已僵化，而近代知识话语是一种确定性和规范化的话语，无法承担激活被质化的“心”的使命。

“诗”（文学），终于在这样的期待视野中出现，作为一种话语，“诗”（文学）与其他确定性、肯定性与规范性的话语不同，它是不确定性的、否定性的，因而也是具有超越性的，能直达“人生诚理”[9]，揭示被遮蔽的存在，沟通痛感，激活人心，召唤主体，因而具有“撄人心”的独特力量。

因而，从《人之历史》开始的对进化之“能”的寻找，到《摩罗诗力说》，终于转为对“心声”、“新声”和“摩罗诗力”的呼唤。《摩罗诗力说》对“文学”的“不用之用”的讨论虽未展开，但隐含着对文学独特功能的强调。鲁迅首先将文学与“史乘”“工商”“格言”“卒业之券”这些知识性、应用性话语相比较，展现文学的“无用”性，在承认其“无用”的基础上，再进一步追问文学之“用”，也就是通过否定知识与应用层面的有用性，来确立文学的“不用之用”。[10]“不用之用”暗含了这样的指向：只有在前面那些“用”都失效之后，后面那个“用”才显现出来，只有当你发现前面那些“用”“无用”之后，才会发现文学之“用”。

鲁迅明确地将文学的“不用之用”指向“涵养吾人之神思”[11]，“神思”，与人的想象力同在，它不可方物，不与确定化、规范化的知识类同，它不是果，而是因，是知识之源，是人类创造性和超越性的源泉。诉诸“神思”的“立人”，不是现有的知识性话语和僵化的道德话语所能承担的。至此，五篇论文对“能”与“精神”的追索，与“心声”“新声”“诗力”终于打通，“精神”与“文学”的深刻联系在此发生。

这是对文明本质的追问，也是对文学本质的追问。

《域外小说集》的翻译也含有周氏兄弟的文学想象。他们不满晚清流行的向国外进口故事的小说翻译倾向，引进东北欧弱小民族的短篇小说，就是看重其中的精神力量，一是这些小说展现了被压迫民族的反抗精神，二是这些小说大多是精神深异之作，展示了深刻的人性力量。为了不影响小说精神的传达，周氏兄弟采取“直译”的方法。鲁迅不无自豪地宣告：“异域文术新宗，始入华土。”[12]

青年鲁迅发言之时，中西方同陷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一个解构而不是建构的时代，文学话语固然不具有建构的优势，但在转型的历史关头，它能通过回归和还原生命与现实，打破被物欲掩盖的平和，颠覆僵化的界定，展现想象的空间，释放生命的活力，激起“上征”的意向，化身为再造文明的行动。

在鲁迅的描述中，“诗”是活力之源，人人心中都具有“诗”，只不过被物欲遮蔽，只要有真正“撄人心”的“诗人”出现，发出本真的“心声”，就能激发民众被遮蔽的“诗心”。鲁迅寄望于少数“心声”洋溢的“诗人”的出现，痛感中国“诗人绝迹”[13]、“众语俱沦”[14]、“心声内曜，两不可期”[15]，因而“别求新声于异邦”[16]，列举异域“摩罗诗人”拜伦、雪莱、普希金、裴多菲等，展现其“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17]的“诗力”。

值得注意的是，鲁迅指出“摩罗诗人”的共性：“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18]。他深情描述他们“所遇常抗，所向必动”[19]的文学人生，“摩罗诗人”不是纯文学意义的诗人，而是“精神界之战士”[20]，其文学价值不仅在于诗，更在于诗人的行动。

在《摩罗诗力说》结尾，青年鲁迅宣告：“第二维新之声，亦将再举”[21]，“吾人所待，则有介绍新文化之士人”[22]，提出以新文化为指向的“第二维新”。

“第二维新”的呼唤，实际上远接十年后五四运动的风雷。青年鲁迅留日期间“弃医从文”，抓住了“精神”与“文学”这两个变革契机，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未免超前，因而遭遇“寂寞”，十年后，五四运动兴起，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成为历史的选择，中断十年的“精神”与“诗”的孤寂思路才得以对接。鲁迅十年后中途汇入五四运动，卓然成家，看似偶然，其实有着历史的必然。近代救亡与文学的复杂因缘，在这样的长时段历史逻辑中才能看清。在这样的历史逻辑中，我们可以说，世纪初鲁迅个人志业的选择，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起点。

救亡—“兴国”—“立人”—“己”（精神主体）—“心声”—“诗”（文学），这是20世纪初鲁迅的文学自觉，是鲁迅终生文学行动的起点。

三、危机洞察与小说中国

鲁迅苦心孤诣地写出的五篇论文发表后，没有得到任何反响，精心筹划的《域外小说集》也少有人问津。青年鲁迅遭遇寂寞提前回国，个人挫折加上对现实的失望，积累而成长达十年左右的沉默。在“金心异”的劝说与“激将”下，鲁迅答应为《新青年》写小说，于是有了他的第一篇白话现代小说《狂人日记》，从此“一发而不可收”。1922年底，鲁迅将小说集为《呐喊》，并写了一篇《自序》。

《自序》想说的是为什么要写小说。在《自序》中，鲁迅第一次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对于1912年至1918年寄居S会馆（绍兴会馆）的六年经历用墨颇多。

在他的记述中，S会馆独居的岁月神秘而恐怖，院子里的槐树曾吊死过一个女人，自己青灯黄卷以“钞古碑”消磨时光，“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23]。这是一个在内心中几乎结束生命的中年人，绝望逐渐加深，成为十年沉默中的最深点。

当周树人在S会馆沉默的时候，《新青年》掀起的新文化运动已经在不远处的北大展开，老同学钱玄同已成为《新青年》的编辑之一，钱氏来S会馆拉稿，遂发生著名的有关“铁屋子”的对话。

其实“铁屋子”的比喻已拒绝得非常清楚，既然“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24]，为何要叫醒已经熟睡的人们？但钱玄同一句“无甚高论”的抬杠，却让鲁迅改变了主意。通过将“希望”放在行动之后，确立了“希望”的“可有”，不是先有“希望”才能行动，而是先有行动，才有“希望”的可能性。

鲁迅选择重新开口，内因还是主要因素，他一直试图反抗绝望，为希望留下地盘，同时，十年沉默中对中国现实与历史的洞察与研究，使他更深刻地意识到中国近代危机的本质，强烈的危机意识迫使他必须再一次开启文学行动。

《狂人日记》的发表标志着鲁迅打破十年沉默，重新开启文学行动，开始了中年鲁迅的小说时代。1918年至1922年创作了《呐喊》，1924年至1926年又创作了第二个小说集《彷徨》。《呐喊》《彷徨》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山之作，奠定了鲁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地位。

鲁迅之所以写小说，本来不是一个问题，但在“鲁迅文学”的意义上，则成为一个问题，我们要问的是：十年后重启文学行动，中年鲁迅为什么要选择现代小说的文体？

在《呐喊·自序》中，鲁迅明确告诉我们：

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25]

“呐喊”并非出于自我表达的需要，而是为“文学革命”者助威；不再像十年前那样“慷慨激昂”，而是采取边缘姿态，重新开口，但不再**自身。

小说的文体特点，可能是鲁迅中期选择小说的一个原因。小说是虚构，呈现的是叙事，文本中出现的是叙事者和故事中的人物，真实的作者一般不会现身。一般来说，小说叙事形成这样一个叙事层级：真实作者—隐含作者—叙事者—故事人物，真实作者之前构成多个屏障，可以让作者躲在幕后；在中国小说传统中，小说不登大雅之堂，小说作者大都不署真名，而以笔名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