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陶行知毛泽东1书呆子论的系谱（第2页）
为什么毛泽东接纳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可以说两者的教育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并不仅仅如此。我们还必须将当时一般存在着的对陶行知深深的敬慕，甚至是尊崇之意放到我们的考量范围之中。陶行知由于受到国民党的迫害遽然逝世，在那之后立即赶赴而来的周恩来和他的夫人邓颖超，“紧紧偎依着死者，眼泪涕泗满面，并发誓说‘陶先生遗留下来的事业，我们一定要继承下去实现它’”。这一幕在赤津益造所著的《陶行知先生》一文中有所记载。
当时的延安，在林伯渠、徐特立的号召下，举行了两千人参加的“陶行知先生追悼会”，陆定一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宣读了以下的追悼词：“陶行知的理论和教育实践只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唤起人民自己解放自己。他主张人民为自己办的教育才是理想的教育。他为了这个主张，孜孜不倦，干了一生。看到陶先生这种艰苦卓绝的精神，难道还有谁不为之感动呢？[12]”另外，毛泽东和朱德也联名给陶行知的遗属发去了唁电[13]，电文是“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千古”，以兹纪念[14]。
第二节从“书呆子”论来看杜威·陶行知·毛泽东
（一）“书呆子”论
毛泽东屡屡强调理论和实践统一的重要性。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看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紧跟着他又向前跨进一步，显示出对多读书一事的不信任。在这一点上，我想将它作为问题点来加以探讨。
“书本绝对不可以读得太多。马克思主义的书本是必须要读的，但也不要读得过多。如果读上十来本就足够了。如果读得太多，就会走到反面去，变成了‘书呆子’，变成了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15]
这是他在1964年发表的见解。在那之后的革命过程中间，批判“书呆子”的理论又被许多人反复提到。但在毛泽东那里，“书呆子”论成为否定长期学习的论据。“越学越混蛋。一直以来我对长时间学习文件是持反对意见的。……说到底学生胜过助手，助手胜过教授。教授读书读过了头。”[16]
“必须改革医学教育。像那样读那么多的书是完全没有必要的。……长时间地学习，越学越混蛋。[17]”
“学习，越学越混蛋”这样的说法，应当可算作是唱反调式的表述吧？但我们必须要留意的是这个表述实际上成为“学制上必须缩短修业年限”（五七指示），这个教育革命时期教育主张的论据。
接下来，我们来探讨一下作为“书呆子”论的来源，陶行知的思考方法。所谓“书呆子”，在日文里一般被翻译成“书虫”或者是“离不开书本，头脑迟缓的人”。“书呆子”的这个词条没有被收录在《汉语词典》和《汉语辞典》里。像“书**”（沉溺于读书一事），“书厨”（书箱子，转过来看一副博学的派头，但并不能派上什么实际用场。）等类似的叫法倒是能在词典里找到，但“书呆子”确是一般从未听说过的说法。这实际上是许多为陶行知所创造的新词中间的一个。
1920年，他还在使用“书架子”这个词。他最初使用“书呆子”这个用语是在1927年。无论哪一个用语，都是用来嘲笑那些埋头书本呆头呆脑，毫无实用性的学生和知识分子。至于说为什么会生出这样的说法，有一些不太相同的意见来说明这个问题。陶行知讲过他还在用“书架子”的时候，“书架子”最初脱胎于“教书先生”一语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形成的。依据陶行知的观点，教师可以分成三种人。一是教授书本的老师；二是教授学生的老师；三是教授学生学习方法的老师。比起第一种老师，第二种老师将目光放在学生身上而不是盯着书本不放，在这一点上，第二种老师是强于第一种老师的。但是他又指出最好的老师是教给学生学习的方法，让学生自己教育自己。之后，他对第一种老师提出了以下的批判。
“第一种先生还是可以教书的先生，用的是让孩子们死读课本，强记的方法，把那些活泼的孩子变成了书架子、纸篓子。老师就好像变成了书架子，纸篓子的制造家。学校呢，也就变成了书架子、纸篓子的制造工场。[18]”
1927年陶行知设立了有名的晓庄师范，他将自己的志趣寄予以下的诗句之中：
揭开革命旗，
飘扬劳山侧，
风雨啸起处，
书生失魂魄。
（注：劳山是晓庄的别名）
在这首诗里，他满腔的革命情怀和想要歼灭书呆子的气概可以说是一览无余。
另外，在晓庄师范的图书馆里书写着“书呆子请勿来馆”的条幅。在图书馆开馆的时候，陶行知做了如下的讲话：
“今天的学生不能够再变成书呆子。旧时代的学生，埋头书本死读书。新时代的学生，必须留意那些活着的书本。什么是活着的书本？就是活知识的宝库——花草，树木，鸟兽，山水，所有这些活着的书本。生产，实验，建设，建立起好的社会，这是新时代学生的任务。我们谢绝读死书的学生来馆。”[19]
过去陶行知讲过“书呆子”是从“教书先生”那里脱胎而来的人物称呼，在这里，我想要说明的是，“书呆子”是从“读死书”那里派生而来的。紧接着，读死书单单是阅读书本，与从活的书本（自然，社会）那里学习所谓活着的学习（即做=行为，劳动）之间作了对比。由此诞生了他的名句：“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他不仅仅否定的是读死书，而且向前更进一步，发展到了否定读书本身的境地。
“我们必须明确，书本这种东西只是一种用具，和锄头、铁锨一样应该为人所用。我们认为与其说读书，倒不如说用书。[20]”从“书呆子”“读死书”再到否定“读书”本身的想法，就像我们后来所看到的那样，在教育革命上面被广泛地加以展开。
不仅如此，更进一步究其源头的话，陶行知的“书呆子”论则可以说是从他的老师杜威的书本中心主义批判那里继承而来的。杜威在中国的教育演讲《教育哲学》之中，特别激烈地批判了旧教育的书本主义。他指出这种教育有三大弊害：
①形成所谓读书人这样的特权阶级。
②教育的内容“偏向于保守，古训以及文字方面”，在那里，“学科变成纸上假设的存在，并不是真实的东西。”
③学校和社会的断绝。“把那些在社会上已经变成是过去的东西放在学校里教授”，“这样的学校，可以说是每天在人为地制造白痴。”[21]
从这样对书本主义的批判出发，“书呆子”论也好，“纸篓子”制造论也好，直至最后导向“越学越混蛋”这样的思考路线，可以说是必然的发展结果。就像以上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从直接关系的角度来看，毛泽东的反对书本主义“书呆子”论是从陶行知那里得到的。但是更进一步加以追究的话，可以这样认为这个理论是以杜威理论为基础的。
（二）“洋八股”论
陶行知的“书呆子”论是从“死读书”那里生发而来的。理论上它是从杜威那里借用而来的，但是具体地集中在“书呆子”一点上加以思考和展开，则是陶行知密切结合中国现实的结果。旧科举制度下被培养造就的知识人即是这种观实的一种表现。这些人几乎耗费了全部的精力去熟记那不过是死书的四书五经，熟习毫无实用意义的、烦琐的八股文章做法。陶行知称他们为“老八股”，除此之外，陶行知举出的另外一种“书呆子”就是“洋八股”。1905年废除了科举制度，同时根据“奏定学堂章程”开始了西洋式的学校教育。形式上可以说有了变化，但在陶行知看来，精神上旧科举的影响还依旧残存。他将这种形式上新精神上旧的教育现实称为“洋八股”。
“（科举的）资格名称被废止，说到学士，硕士，博士这些称呼究竟到底是怎样一回事，一般来说社会根本不了解。就是获得了这些资格的人们，还是喜欢将之翻译成一直以来的旧名称。学士就是秀才，硕士就是举人，博士就是翰林，第一名的博士自然就是状元。穿着洋服的八股，实际上就是洋八股。[22]”后来，毛泽东也屡屡把“洋八股”作为书本主义的特殊形态来加以例举，表明了反对的态度。
“必须停止‘洋八股’，空洞的，抽象的念经还是停止的为好，应该中止教条主义。与此相反，必须形成新的，活泼的，中国一般大众喜欢的中国的做法，中国的风气[23]。”作为“洋八股”的一种特殊形态，毛泽东创造了“党八股”这一概念。呼吁清算“党八股”，所谓“党八股”是指把马克思主义当教条，用空洞的口号无限制地铺张陈列来吓唬他人的一种做法。也就是说，这是书本主义式的，教条主义式的弊害在马克思主义上的反映。“党八股也就是一种洋八股。这洋八股鲁迅早就开始反对过的。我们为什么又叫它作党八股呢？是因为它除了洋气之外，还有一点土气。也算一个创造吧：谁说我们一点创造也没有呢？这就是一个！（大笑）[24]”
这个“党八股”的用语，恐怕是毛泽东的“创造”吧？毛泽东看到了“党八股”既有洋气的一面，也有土气的一面。所谓“土气”的地方可以看作是自科举以来养成的中国式的书本主义作风。
另外，毛泽东在说到“洋八股”时，将它与鲁迅联系到一起。鲁迅的的确确曾经批判过新旧式的八股，但说到使用“洋八股”这个用语，恐怕还是应该和陶行知放到一起显得更为妥当吧？究其原因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加以考察，①毛泽东在“注解”之中列举了鲁迅的《伪自由书》一文中提到的“透底”，但那是在1933年完成的文章。而陶行知在《伪知识阶级》一文中论述“洋八股”时，却是在这之前的1927年。②鲁迅在“透底”及其附录之中，只讲到了新旧八股，没有用到“洋八股”这个词[25]。而陶行知却是把作为伪知识阶级的“老八股”和“洋八股”放在一起提出了批判。由此可以说使用“洋八股”一词的人不是鲁迅，而是陶行知。
尽管毛泽东没有提到陶行知的名字，但陶行知的“洋八股”论在延安受到人们关注的事实，则可以从林伯渠的《向陶行知先生学习》，宁越的《悼陶师》的诗那里得到确认和证实。（像宁越的“莫怕书呆笑教条和八股……”所表述的那样，陶行知的书呆子批判，教条主义批判和八股批判被看作是同义语来加以对待的。）[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