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陶行知毛泽东1书呆子论的系谱（第3页）
我们以为这个“洋八股”论，不论毛泽东是否提到了陶行知的名字，把它看作是陶行知给予毛泽东教育思想影响上的一个内容，可以说是没有什么不妥当的吧。
（三）“伪知识阶级”和“半知识人”
由陶行知的“读死书”所演变而来的“书呆子”形成了诸如“老八股”“洋八股”这样的“伪知识阶级”。这个“伪知识阶级”在毛泽东那里被称为“半知识分子”（《整顿党风学风文风》）。无论哪一方都是指没有经验，只有书本知识的人。陶行知以是否基于经验获取知识为立足点，来区分“真知识”和“伪知识”（《伪知识阶级》）。张仲实认为，陶行知所说的“真知识”（立足经验的知识）是指“感性的知识”，而“伪知识”（不是立足于经验，由书本获得的知识）是指“理性的知识”。再就是陶行知认为只能依赖“真知识”（感性的知识），号召“拒绝”“伪知识”（理性的知识）。这是以只承认感性（知性）否定理性的杜威的经验论为基础的产物，这也从另一个侧面显示出陶行知停留在杜威的理论框架之内的东西。
但是由于比起理论，他更重视直接的经验，所以一方面他在向着否定知识分子的方向前进的同时；另一方面他又强调向大众（特别是农民）学习，提出了“向老妈子学习”的口号。他不仅仅是在向大众学习这一点上突破了杜威的理论框架，而且就像郭沫若所指出的那样，“陶行知的人民意识的觉醒比谁都早，比谁都彻底”，他开辟的是一个新的方向。陶行知这样唱道：
好人民所好，
恶人民所恶，
教人民进步，
拜人民为师。[27]
“拜人民为师”一句，后来被用作格言式的警句（我在“**”时期教育革命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由这句话改写而成的“向人民群众学习”这样的表达方式）。陶行知所说的“伪知识阶级”在毛泽东那里被称为是“半知识分子”，毛泽东放在心上的主要是大学的学生（还有就是毕业生）[28]。为什么学生不是完全的知识分子，而只不过是“半知识分子”呢？在毛泽东看来，知识是由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两部分构成的，学生没有实际经验，学生所有的只是理性的知识，而且是从别人那里借来的知识。由此出发，他展开了知识分子改造的理论。
“有什么办法使这种仅有书本知识的人变为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呢？唯一的方法就是使他们参加到实际工作中去，变为实际工作者。使从事理论工作的人，去研究重要的实际问题。这样就可以达到目的。[29]”
这种知识分子改造的理论，成为被大规模展开的下放运动的论据。像陶行知这样，知识分子被规定为“伪知识阶级”，反知识分子的姿态也由此而生。像毛泽东那样，规定了“半知识分子”引导出了知识分子改造的理论。在这一点上很明显地可以看出，在理论把握上毛泽东显得更高明一些。但是实际上这两者之间的差异是非常之小的。首先，毛泽东和陶行知一样，较基础的理论学习，更重视实际的应用。
“我们党校的同志们，不应该把死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当成死的教条。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现在以一百点来计算成绩的话，如果说读了一万本书，无论哪一本书都读了一千遍，但根本不加以应用的话，到底能算几点呢？要我说一点都不能给。”（笑声）[30]
说起来这是就马克思主义有感而发，但要说从反对死读书，用应用来评价知识这一点来看，倒不如说这是对实用主义的命题加以“应用”的结果。从这样的观点出发，他把学生读书和厨子做饭之间作了比较，他说道：“书本不能跑，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打开书本，合上书本。这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这比起厨子做饭要容易得多。比起杀猪更是容易得多。”这是因为如果杀起猪来，猪又要跑又要挣扎着尖叫。而书呢，则既不能跑，也不能尖叫悲鸣。
较基础理论更重视应用的思想，实际上是较理性知识更重视感性知识。
“以前，我做过小学校的主任，中学校的教员，到农村去和农民在一起的时候，我所深深感到的是农民知道的事情真不少，知识丰富远在我之上，真是必须要向他们学习。”
毛泽东说的是“向农民学习”，陶行知说的是“向老妈子学习”，简直就是一个论理。到这里两人的界限实际上是消失了。然后毛泽东站在重视感性知识而非理性知识的立场上，这样讲道：“知识分子实际上是最缺少知识的。教授不如学生，学生不如农民。[31]”到这里我们又回到了本稿一开头所提到的，毛泽东提出来的“越学越混蛋”这一反论上。
最后我想要指出的是，毛泽东所指导的教育革命，从改造“半个知识分子”理念开始被逐步加以推进的，它实际上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反映。一九六四年，教育革命的前夜，毛泽东这样讲道：
“学生如果学了教科书，教科书就原封不动记下来，学了概念，概念就原封不动地记下来，其他的事情一概不知。身体不动，五谷不分。有许多学生，不懂什么是马，是牛，是鸡，是狗，是猪；也不知什么是稻，是梁，是菽，是麦，是黍还是稷。[32]”
这段话的后半部分所列举的六种家畜，六种谷物名称实际上是从陶行知那里拿来的。陶行知曾经在晓庄高举过这样的口号：
“和马牛羊鸡犬猪做朋友
对稻梁菽麦黍稷下功夫。”
毛泽东在教育革命时期提倡半劳半学的时候，在他心目中所浮现出来的关于半劳半学的印象大概就是晓庄的“挑粪校长”的形象吧？
我向来对作为教育和劳动结合的一种形态反映的半劳半学持相当积极的评价，但是在中国所出现的半劳半学和马克思在《资本论》一书中所提到的劳动和教育的结合在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究其思想源泉，与其说它是马克思主义的论点，不如说它是立足于陶行知思想的产物显得更为贴切些。关于这一点实已超出了本稿的论述范畴，愈要详细说明的话，恐怕非要另立文章重新加以论证不可。
第三节小结——批判“书呆子”论
本稿以介于杜威和毛泽东之间的陶行知及其教育思想为文章展开的主轴，围绕这一中心内容阐述了杜威的实用义主思想，经过陶行知，最终流向毛泽东的传播路径。就像在文章的一开头所叙述的那样，陶行知在解放前受到了高度地崇敬和爱戴，但是到了解放后的1951年到1952年，展开了对陶行知的批判。关于在那之后的事情经过，在这里我想简单地添加两笔略做补充。
解放后，提出了“向苏联学习”的口号。以苏联教育学（尤其是凯洛夫教育学）为依据，董纯才（后来的教育部副部长）等人对陶行知展开了批判。这场批判的特征，是把陶行知思想作为杜威思想的“翻版”，把陶行知还原成杜威之后加以批判的[33]。但是到了1957年，以张宗麟的论文为发端，出现了重新评价陶行知的动向。（自解放前起，张宗麟就一直是教育行政的中枢人物。他这样讲道：“自从发起了陶行知批判以来，连着几天我都夜不能寐。”他强调杜威和陶行知的生活方式是有区别的，并责难道：“杜威的一生完全为帝国主义服务，是美国华尔街的御用学者的头子之一。”“陶行知恰恰相反，他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勇士，一生为求中国的独立，自由，民主而奋斗，几次遭到通缉，几次流亡，终于受法西斯反动者的迫害，猝然死去。能够说，这样的陶行知是美国的杜威在中国的翻版吗？”[34]）
在那之后，从脱离杜威向着新民主主义方向前进的角度来把握陶行知思想的论文逐渐增多[35]。再后来到了“**”时期的教育革命，出现了试图从旧解放区的教育经验中间谋求教育原点的倾向的时候，曾经对解放区产生过深远影响的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事实上已经得到了恢复。过去陶行知因为苏联的教育学遭到批判，现在则轮到苏联教育学因为陶行知而受到了批判。伴随着这种认识的转移，陶行知讲过的“书呆子”论也由此扩展开来为人所知。
本稿是以杜威、陶行知、毛泽东三人的思想关联为主线，结合“书呆子”来加以考察论述的。
把“书呆子”论作为问题来提出，可以说还是有一定现实意义的吧？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书呆子”批判是教育革命时期一个主要的批判主题，在打倒“四人帮”之后，更作为“四人帮”的罪过之一被加以批判。
邓小平在教育革命之后批判学力下降，据说这是他遭到贬黜的主要原因，而打倒“四人帮”之后，事实上是不得不承认由教育革命所招致的一定程度的学力下降。造成这种学力下降的责任被归罪于“四人帮”，据说是因为他们曾这样大肆宣扬过，诸如“宁要一个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不要一个文化的精神贵族”，再如“教书倒霉，读书无用”这样的论调[36]。但是对“教书，读书”持否定态度的思考方法却是可以追溯到陶行知那里的。（他的“教书先生”批判，主张应该“用书”而不是“读书”）。
也就是说，教育革命时期被展开的“书呆子”批判也好，“死读书”批判也好，到“教书，读书无用”论等内容，都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思想，而是实用主义的，这一论断是我个人的见解。我尝试着对这一论断加以考证，即它来源于杜威的书本主义批判，到了陶行知那里形成了诸如“书呆子”论、“死读书”论、“伪知识阶级”、“洋八股”论等一连串一脉相承的论说，再到后来则是流到了毛泽东的教育思想那里。现在作为“四人帮”的教育论被加以批判的这些论点，作为毛泽东思想中间包含内容的一部分，再向上追溯到陶行知、杜威那里，我认为是必须要批判地加以克服。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绝对推导不出诸如“书呆子”论、“读书无用”论这样的理论的。列宁曾经把马克思主义规定为“从人类的知识的总和中间诞生出来的”共产主义，并这样指出：为什么马克思的学说，能够抓住成千上百万的革命阶级的心脏，如果你们要提出这样的问题的话，大概只有一个答案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问题。马克思是在资本主义的根源之处积累起来的人类知识的坚固土台之上确立了自己的立场。从那里他提出了“学习，学习，再学习”的口号。
为了继承“人类知识的总和”，学校和书本当然是不可欠缺之物。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和劳动的结合”的思想，并不是从反对单纯的书本主义的观点出发，而是立足于真的理论和实际结合的观点（关于理论是指系统地学习，承认理论的指导意义），具有高度的思想意义。
毛泽东的“越学越混蛋”一句，大概必须与列宁的“学习，学习，再学习”一句做一个对调吧。
（郦雅斌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