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陶行知毛泽东1书呆子论的系谱（第1页）
杜威·陶行知·毛泽东[1]——书呆子论的系谱
毛泽东在晚年推动教育革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他在教育问题上的发言逐渐增多。在这些发言中他再三叮嘱“不能读书读过了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确对书本主义持反对态度，主张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但至于说像读书读多了会“害人”[2]，“你们学来学去，越学越有可能变成书呆子”[3]这样的发言，恐怕在马列主义著作中间是找不到的，好像可以说是与一直以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截然相反的，一种很有意思的论调吧？
另外，毛泽东把埋头书本不能自拔的人称为“书呆子”（书虫，或者是沉溺于书本头脑迟钝的人）。在我看来这种想法不是从马列主义那里，而是从中国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那里继承而来的。如果更进一步加以追究的话，这个想法实际上最初是从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那里生发而来的。
首先我要声明一点，即我个人绝不是主张毛泽东的教育思想就是实用主义理论。可以说它基本上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我只是想要指出在毛泽东的教育思想中间有一部分内容，可以看作是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这里是指以陶行知为媒介，被陶行知施以一定修正后的内容）的流入物。关于前者（毛泽东教育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侧面），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有许多研究从不同立场出发对其有所涉及[4]。但是关于后者（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实用主义侧面），则还没有展开充分的研究。一直以来，不时有人提出毛泽东是否曾经受到过实用主义的影响这一命题，但具体到究竟经过了怎样的路径这一问题上，可以说基本上还没有得到一个清楚的解释。本稿认为探求这个路径可以从杜威→陶行知→毛泽东这个思想流动的路线中寻求答案。本稿的主题只是限定在教育思想上，限定在陶行知，毛泽东的所谓“书呆子”以及与之相关的论述上。另外，鉴于目前还没有人将这个思想流动的路线作为研究的课题，本稿也并不准备将它作为一个正式的问题提出来加以论证，而只是希望通过一个尝试性的素描式阐述为今后的研究提出一个新的出发点。
第一节杜威·陶行知·毛泽东
（一）杜威和陶行知
当我将杜威，陶行知，毛泽东三人并排写在稿纸上的时候，大概有人会产生一种十分奇妙的感觉吧？特别是对于杜威，会产生一种错觉，好像一个已经被埋葬的亡灵又重新复苏一般。一定会有人产生这种错觉，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1954年到1955年，在中国曾经开展过激烈的实用主义批判和杜威批判运动，可以说杜威在当时等于是被埋葬掉了的。
首先关于杜威批判，基本上是以列宁的“唯物论和经验批判论”以及威尔斯的“实用主义”两种理论为依据，分别加以展开的。一个是说杜威的教育思想是生物学的教育思想，即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机械地搬到人类教育上，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看作生物上个体与物种的关系[5]。另外一个则是说杜威的经验论是主观的观念论[6]。不管哪一种说法，都是把教育思想还原到作为其基础的哲学的层次上来加以批判。
不过叫我来看，杜威的教育思想还是以其他种种形式残存下来。先举一个例子来说吧。毛泽东在发动教育革命的时候，首先批判道“现在的试验的方法，是袭击敌人的方法，趁其不备吃掉对方的方法”。并以此为由头采纳了毛泽东提出的，所谓预先提出问题来研究，然后在学生中间开展讨论寻求解答的新方法。看上去这是根据毛泽东自己的思想提出的。
但是杜威的著作《将来的学校》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被翻译介绍到中国，成为当时教育界的畅销书。在这本书中，配有“OPEION”的插图，毛泽东所提出的新方法，在那里有一个大致上的说明。我的感想是杜威的哲学思想在哲学上的确是受到了批判，但在教育学上则似乎是没有受到同样程度的批判。
当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对于杜威的态度可以说是不同的。尽管在共和国成立之后杜威受到了严厉地批判，但在那之前，国民党控制的地区就不必说了，就是在解放区，杜威也是曾经受到过高度评价。瑞金苏维埃时代的教育委员（相当于日本的文部大臣），被视为是教育界长老的徐特立，就曾经讲过：“杜威不是革命家，但他是一个优秀的教育家[7]”（这和战前持马克思主义观的，著名教育学者杨贤江的看法是一致的）。总的来说，对于杜威人们在态度上是持积极和肯定看法的。
不过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以朝鲜战争和抗美援朝运动为政治背景，开展了对杜威教育学说的严厉地批判。1951年到1952年发动了批判陶行知，批判陈鹤琴运动，在那之后的1954年到1955年紧接而来的是更大规模的胡适思想批判，对于杜威的批判也由此被展开，被扩大。这是清算实用主义的教育学和哲学，试图确立新民主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教育所带来的直接后果[8]。
但需要指出的是在陶行知身上，既有继承杜威教育学的一面，同时他还超越了杜威的学说，具有向着新民主主义过渡的，作为一种过渡桥梁的重要侧面。这是我们必须加以留意的地方。在这里，我们先简单地就其经历及教育活动来加以介绍。
陶行知（1891—1946年），出生在安徽省的歙县（叫人吃惊的是他与胡适是同乡）。1914年于南京金陵大学毕业之后，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学习教育学（同一时期同在杜威门下的还有胡适）。1916年回国之后立即成为南京高等师范（后来的东南大学）的教授，讲授教育学。1919年杜威访问中国的时候，他与胡适一起与杜威随行，担任翻译。不过在那之后，他走上了一条与胡适截然不同的道路。不同于历任国民党政府要职的胡适，陶行知辞去了大学的教职，如同“在野”两字字面上所反映的那样，他作为“在野”的教育学者献身于农村教育活动。
1927年晓庄师范学校在南京郊外落成。在那里，教师也好，学生也好，一起一边从事农业劳动，一边从事教育活动和学习活动（陶被称为“挑粪校长”）。正是在这个时候，陶行知形成了他的三大口号，“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反映出他超越杜威见解的地方。
1930年因为国民党政府的弹压，晓庄师范被迫关闭，陶行知逃亡日本。第二年他返回上海，设立了以集团形式边劳动边学习的“工学团”（山海工学团等）。另外还提倡“小先生制”（让小学校的学生来担当家庭或其生活地区的教师），谋求普及教育的道路。这些活动都是基于陶行知独自的设想和创造。
在那之后（1935年开始），面对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陶行知的政治姿态有所强化。从一直以来无政治的教育论出发，向着倡导抗日救国的教育，民族解放的教育的方向发展。那时，他与中国共产党在立场上变得非常得接近。1945年他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的结成。1945年7月由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民主同盟的指导者李公朴、闻一多相继遭到暗杀。陶行知也即将成为恐怖黑手所要触及的下一个目标。同年7月25日他因脑溢血在上海突然逝世，享年五十五岁。
（二）从陶行知到毛泽东
陶行知的经历，显示出他从杜威出发，然后超越杜威，最后向着中国共产党接近的发展过程。更进一步，从教育思想来看，到底在怎样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陶行知是作为从杜威到毛泽东的过渡桥梁？再有就是，如果说毛泽东的确是接受了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关于这一点接下来我想要诉诸于更加明确的解释来加以说明），关于接受的理由我想先来做一个概观式的论述。
1。反对书本主义
杜威是把旧教育当作是书本中心主义来加以批判的。这一点为陶行知所继承，形成了反对“死读书”“书呆子”“伪知识”这一系列的论点。他把单单从书本上拿到的知识称为“伪知识”，把凭借“伪知识”来安身立命的知识分子称作是“伪知识阶级”来加以告发。
毛泽东是一贯反对书本主义的。在这方面，可以说他接受了陶行知的许多用语和论点。也就是说，陶行知从杜威那里继承而来的反对书本主义的论点，流到了毛泽东那里。
2。脱离杜威
陶行知的确是从杜威的教育思想出发的。比如说，他的“行是知之始”“教学做合一”（教授、学习和行动的合而为一）等主张，实际上是以杜威的主张“learningbydoing（在做中学）”为原点生发而来的[9]。
但是到了1927年，他在设立有名的晓庄师范的时候，他提出了冲破杜威理论框架的见解。杜威主张在学校内部改革，以把教室变成实验室、工作室为目标，高举“学校即社会”的口号。对此陶行知提出了批判，认为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一种被制约在学校的内部改革之上的做法，他认为农村的自然和社会应当被当作学校，即主张把整个农村转换成学校。在这一点上，他把杜威的口号做了180°的大转弯，提出了“社会即学校”的口号。以这个思想为根据，他在农村组织起了边劳动边学习的“工学团”。在那里，他以教育和劳动的结合为目标，取得了大跨步的前进。他的“社会即学校”以及“工学团”的思想，不仅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旧解放区扩展开来，而且还流进了毛泽东的教育思想里。
3。向着新民主主义的接近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陶行知强烈地认识到民族危机，主张抗日救国的国难教育。
“国难教育，就是必须教给每一个人去挽救自己民族的生命。”（《为了大众的国难教育方案》）
有人指出从那时起他所采取的革命姿态是受到了共产党思想的影响[10]。（本稿主要讨论的是从陶行知到毛泽东的影响。至于说反过来讲，陶行知受到过毛泽东的影响，这非要另起文章重新加以研究不可。在这里，我只旨在点到以下的主张为止。）
晚年（1946年）陶行知对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开始加以区别，并转向支持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毛泽东先生所执笔的《新民主主义论》和《中国民主同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纲领》，全部都是关于实现真正的民主主义路线的方针政策。”
这表明陶行知是抵达了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思想的。
陶行知的弟子，同时也是他的战友同志的戴白韬，在《回忆陶行知先生》（1947年）一文中这样讲道：
“我们可以这样说。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思想，是毛泽东和陶行知共同创造而成的。这也是关于为什么陶行知的教育学能够在解放区所到之处受到欢迎的真实理由的一个说明。”[11]
4。对陶行知的敬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