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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和李大钊有着久远的革命友谊。远在辛亥革命首义后，经天津法政专门学校白毓昆老师介绍，李大钊、冯玉祥一同参加了中国同盟会。
一九一二年一月，以白掀昆（白雅雨）为首，王金铭、施从云、冯玉祥、李大钊在北方发动了反清的滦州起义。为准备这次起义，李大钊曾协助白毓昆在滦州、雷庄一带进行调查联络。起义后宣布了北方革命军的成立。冯玉祥任总参谋长，白毓昆任参谋长。不久，起义军因遭到曹银统率的新军第三镇的堵击，双方在雷庄激战而失败。白毓昆在古冶被捕遇难，王金铭、施从云英勇就义。通过这次起义，李大钊与冯玉祥的革命友谊更加深厚。
不久，李大钊东渡日本留学，回国后在北大任图书馆主任，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逐渐成为我国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教授，并和陈独秀等人一起推动、创建了中国共产党。接着，又靠他的威望推进国共合作，帮助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与此同时，他和冯玉样举行南苑会谈，并明确指出：“孙先生在南方，冯检阅使在北方，如能同心协力效法苏俄，刷新政治，中国就有前途。”对此，冯玉祥高兴地说：“与君一夕谈，胜读十年书。”自此开始，冯玉祥在中国近代史上演出了有名的史剧：发动北京政变，逮捕贿选总统曹银，驱逐末代皇帝溥仪，组建国民军，访问苏联，南口大战……无一不凝聚着李大钊的心血！时下，冯玉祥在五原高举起国民革命的大旗，但从何起步，仍无主见，他几次派人潜入北京，征求李大钊的意见。由于张作霖讨赤铲共之风吹得太紧，难以和躲进苏联大使馆中的李大钊接头，当面聆听教诲。如今李大钊派人送来了密件，冯玉祥本能地会想到是“锦囊妙计”，故喜不自禁。
李大钊在五原誓师之前，即九月八日在给中共中央的政治报告中，就明确提出了国民军的作战方针应是平甘援陕，东出撞关，会师中原。当他由冯玉祥的使者口中获知：国民军的多数将领力主由五原回师东指，收复南口，夺取北京以后，遂向使者转达了中共中央九月二十日的明确决策：“国民军现时地盘，只剩得甘肃及绥远一角，非取陕西不能生存。得陕西后．可望东出撞关，沿陇海路直下河南，与北伐军联成一气，退亦可暂自保，以备将来与南方北伐军夹攻奉军。”他惟恐使者不能全面转达他的战略意图，遂写密函转致冯玉祥。大意谓：
首先，冯玉祥将军要有远大的目光，说服部属的狭隘之见，指出这次战争是为了国民革命，而不是为了报奉军之仇，立即取消由南口而北京的进军路线，其次，要教育部属有战略头脑，不要把战线拉得太长，更不要孤军奋战，必须和广州国民革命军集中兵力于一点，那就是南北夹击、消灭吴佩孚，然后再合兵一处，图谋消灭奉军张作霖；再其次，为应付前线大战，必须把甘肃、陕西建成粮草、兵源根据地。另外，要向冯玉样将军说明：我国历史上的周朝、秦室、汉唐等王室的起家之地均和陕甘有关，诸葛亮北出岐山的目的，也在于想占领汉中这个粮仓、兵源基地，而明末李自成失败的原因之一，是他未能采取建立粮仓、兵源基地的方针，一旦军事上失利，便无基地做依托，以资东山再起。因此，冯玉祥将军军事行动的总方针应是：猛攻陕西，东出撞关，进军河南，与北伐的国民军构成对吴佩孚南北夹击之势。简而言之，可用八个字说明：固甘援陕，联晋图豫。
冯玉祥接读李大钊的密函之后，大有茅塞顿开，峪然开朗之感。当他把这件密函的大意，向与会的高级将领说明之后，室内碎然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从此，冯玉祥的国民军确立了“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正确战略方针。
冯玉祥为了落实“固甘”二字，“于是先遣伶麟阁、孙连仲两师人甘，以助原留在甘肃的孙良诚、张维玺所部，肃清吴佩孚指使叛乱的张兆钾、孔繁锦、黄得贵、韩有禄、宋有才等部”。他为了落实“援陕”二字，决定甘肃政局一侯平定，立即着手“组织援陕部队，以方振武为第一路司令，弓富魁为第二路司令，孙良诚为第三路司令，马鸿速为第四路司令，石友三为第五路司令，韩复集为第六路司令，陈希圣、刘汝明、韩德元、韩占元、郑大章及张万庆等部为第七路。”以优势的兵力击溃久围西安的直系刘镇华所部，救出杨虎城固守西安的部队。以此为根据地，再东出渔关，和国民革命军会师河南。
与此同时，为箱制奉军南下，策应蒋介石底定江浙，冯玉祥故意做出决战的样子，“任命郑金声为东路总指挥，率石友三、陈希圣等部、骑兵游击师和第三、第四各师，以及第五师的第二旅等，屯驻包头、五原防御。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下旬，冯令韩德元、韩占元、赵守钮骑兵师及韩复柔之一部移驻宁夏，布置三路防线，掩护大军西进。”
但是，如何实现“联晋”二字呢？所谓“联晋”，即联合阎锡山。这些年来，尤其是南口大战之后，阎锡山一度公然参加“讨赤”大军，使国民军损兵折将，地盘丢失，这旧有的芥蒂未解，何以“联晋”呢？正当冯玉祥一筹莫展之际，刘伯坚像阵春风似地闯进来，兴奋地报告说，李大钊正利用他的关系，帮助国民军做阎锡山的工作。另外，他还明确地指出：“只要国民军迅速完成固甘援陕的战略计划，阎锡山会主动派人输诚言和；只要国民革命军顺利实施北伐，底定上海，阎锡山有可能易帜讨奉。”冯玉祥听后激动不已，大声说罢：“知我者，守常也！我就按照你的主意办。”旋即又有些神秘地间：
“刘部长，你们共产党人对国民革命到底是怎样看的？”
“一言难尽”刘伯坚沉吟片时，语意深长地说，“共苦者，未必能够同甘，自古亦然。更何况蒋介石和汪精卫争夺领袖的好戏刚刚启幕，还未唱到**呢1”
对此，冯玉祥几乎是一无所知。但是，他根据混迹北洋政府多年的经验，很自然地会产生一些想法，故笑着问：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天下打出来了，他们都想争着坐天下？”
刘伯坚沉重地点了点头。
“我眼下关心的是打天下，到他们想争坐天下的那一夭，谁都不要忘了我冯某人的手中还有几十万军队！”冯玉样冷漠地笑了笑，蛮不在乎地说，“刘部长，打起精神来，把眼睛瞪得大大的，看看他们这些自诩是中山先生的忠诚弟子们，是如何演出争权戏的！”
汪精卫和蒋介石这些所谓的中山先生的忠诚弟子，远在中山先生仙逝不久，就急着登台演出争权戏了。而今武昌已下，大江以南的半壁河山谁主沉浮？就又把幕后的争权戏推到了台前。第一折的戏核是迁都之争，而发难的主角是蒋介石。
北伐初期，国共两党的党政要人一致认定，中国可以建都之地只有四个：北京、南京、武汉、广州。时下，北京和南京尚未攻占，自然不发生建都问题；而广州偏处南域，是难得号召夭下的；国府既由广州北迁，惟有武汉是最适合的地点了。就说薄介石吧，在二次攻占南昌不久，也给留守广州的国民政府要人张人杰和谭延发去电报，称“中央如不速迁武昌，非特政治党务不能发展，即新得革命根据地，亦必难巩固。”据此，国民党中央于是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召开政治会议，决定迁都武汉。会后，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分两批北迁；财政部、外交部、交通部等国民政府所属机关，也陆续撤离广州北上，延至十二月七日，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正式宣布停止办公。
也就是在国民政府迁都北上的前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在福建、江西等地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底定江浙，攻占宁沪只是时间问题。在蒋介石的心目中，北伐一切胜利，均是他率部打出来的。因此，未来北伐胜利成果，应当归他所有。如果迁都武汉，他这位声名赫然的北伐总司令，只能臣服于那些动嘴不动手的文官和元老；如果定都他占据的南昌，北伐军总司令部即可置于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之上，从而开始他的军事独裁统治。当他再想到占据武汉的李济深的第四军、唐生智的第八军，均非嫡系部队。其中第四军为粤系，从历史上就听汪精卫的调遣。一旦汪精卫回到武汉重掌党政大权，他再想攫取北伐成果就为时已晚。所以，当国民党中央诸委员绕道南昌去武汉，于十二月七日登上庐山举行中央会议的时候，蒋介石突然提议迁都南昌，理由是为“政治与军事发展便利起见”，强调政治应与军事配合，自然政府、中央就必须与北伐军总司令部同居一地南昌了！
蒋介石此番用意，堪为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因此，以徐谦、宋子文等为首的委员，坚决反对蒋介石的提议，并以武汉三镇从地理位置上讲比南昌优越，北上可以指挥京汉线作战，东下长江可指挥宁沪战场为由，要求蒋介石把北伐军总司令部一并迁往武昌。旋即下山，溯江而上，于十二月十三日在武汉组成“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国民政府委员会临时联席会议”，执行最高职权。为了粉碎蒋介石篡夺党政大权的阴谋，电请汪精卫回国复职。
蒋介石深谙有兵就有权，他函电交加请军师张人杰、“摆设”谭延阁以及尚留广州的党政大员速来南昌，又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于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在南昌召开了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会议，非法决定“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暂留南昌”。从此，南昌和武昌公然对立，逐渐由政治论战向军事解决发展，一场自相残杀的内战在酝酿之中！
正在这时，蒋介石获悉冯玉祥所部相继平定甘肃，解围西安．秘密和阎锡山结盟，准备东出淦关，直下河南，与宿敌张作霖的奉系精锐部队在豫北、豫东展开血战。他几经审时度势，断然决定停止迁都之争，利用奉系无暇南顾的天赐良机，迅速沿长江两岸挥兵东指，赶在汪精卫回国之前底定江浙，占有宁沪。他不无得意地暗自说：
“到那时，别说武汉的政客，就是汪精卫也得臣服我蒋某人”
这时，侨居国外的汪精卫也正在拨弄他的如意算盘。由于汪精卫在这部《冯玉祥和蒋介石》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笔者必须向读者做一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