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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原名汪兆铭，一八八三年生于广东番禺一个清朝小吏家中。十三岁丧母，一年后又丧父，家境贫困潦倒愈甚。一九0四年考取官费留学，遂东渡日本入东京法政专门学校。翌年，同盟会于东京成立，他成为同盟会总部的评议员之一，并一度担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主要撰稿人。也就是在这期间，以文笔犀利，名声大噪，并获得孙中山先生的赏识。不久，他离开日本，随中山先生到东南亚筹建同盟会南徉分会。他以“南海纵才”的盛誉，折服了一位华侨巨商的小姐陈璧君，以此为契机，他们二人在中国近代史上演出了许多不同性质的重要史剧。辛亥革命的前夕，愿为“薪”者的汪精卫乔装北上，潜人清朝帝都北京，筹划刺杀摄政王载律，后事泄被捕，慷慨赋诗：“一死心期殊未了，此头须向国门悬。”从此，汪精卫的大名享誉九洲。
辛亥革命胜利之后，汪精卫获释，旋即与陈璧君完婚。二次革命失败后，他偕陈璧君移居法国，直到一九一九年才回国任职。国民党一大召开了，他因“发表激烈言词，讴歌国民党改组”，当选中央执行委员，并获得“左派”之美誉。是年年底，随孙中山先生北上，代为撰写轰动一时的《北上宣言》；次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他随侍在侧，并手录中山先生著名的遗嘱。一九二五年七月，广州国民政府改组，他有意和蒋介石结盟，并在苏联顾向鲍罗廷，中国共产党以及国民党左派的支持下，击败右派元老胡汉民，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遂成了孙中山先生的第一个接班人。不久，蒋介石开始与他争权夺势，在第一个回合的较量中，他负气出走，远去巴黎。
汪精卫不愧是一位沉得住气的书生，他竟然在法国巴黎塞纳河畔的一幢公寓中韬光养晦，住了整整一年，终于等来了迎汪回国复职的大好时机。他认为蒋介石挑起所谓的迁都之争以后，在国人面前的威信已经丧失殆尽。时下的国民党中央，已经形成群龙无首的政治局面，北伐就要底定江浙、攻战东方冒险家的乐园大上海了，按照中国武打文治的传统，他认为恰是他东山再起的机遇。因此，他取道苏联，争取斯大林的支持，再横穿茫茫的西伯利亚，由海参崖乘船南下，翩然回国。恰在这时，他意外地收到蒋介石进驻上海的密电，他惊得暗然自问：
“蒋某人此举的目的是什么呢？……”
蒋介石迅然进驻上海的目的，批是要赶在汪精卫回国之前，公然扯起叛变革命的大旗，建立以蒋氏为核心的军事独裁统治。
蒋介石在迁都之争的过程中，认为占据武汉的党政大员敢于和他公然抗争，是因为背后有共产党和苏联顾问的挑唆和支持。同时，还有颇负声望的党魁―汪精卫在法国巴黎遥控指挥。因此，他若想击垮所谓正统的武汉国民政府，必须首先消灭和国民党左派结盟，且又日益壮大的共产党，赶走武汉国民政府头上的太上皇―苏俄顾问鲍罗廷等人。这样，武汉的所谓国民政府就会不攻自灭。接着，他再和东山再起的冯玉祥合兵北伐，以优势的兵力进攻奉系张作霖，迫其放弃华北、京津，败退关外，仰仗日本人的支持苟且偷生。到那时，长城以南的中国，都要变成蒋氏王朝的天下。至于他想象中的合作者―丘八将军冯玉祥，蒋介石自视应付的权谋绰然有余，采用封官晋爵的手段，招抚这位当代的宋江就行了；至于政敌汪精卫嘛，他要么变成蒋某人手中的玩偶，要么再回到法国巴黎过他的流亡生活。为此，他利用北伐胜利的大好局面，加快了分共、排俄的反革命步伐。
一九二七年三月六日，蒋介石唆使他的爪牙，惨杀了江西全省总工会副委员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
三月十六日，蒋介石命令其爪牙解散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南昌国民党市党部，解散江西省学联会，封闭国民党左派的《贯彻日报》社。AB团公然举着反革命的旗帜，在南昌的街头呐喊。
三月十七日，蒋介石在九江派他的爪牙，纠合青红帮流氓在街上大叫“新军阀万岁”，“蒋总司令万岁”，“打倒赤化分子”等口号，围攻和捣毁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九江市党部和总工会，打死工人和职员四人，重伤多人。当工人组织纠察队准备解除暴徒武装时，蒋介石即派大队卫士弹压，掩护暴徒出市，并以“保护”为名，调兵强占了九江市党部和总工会。当晚，蒋介石即设戒严司令部，堆备镇压工人的罢工反抗。
三月二十日，蒋介石到了安庆，又利用流氓组织所谓“安徽省总工会”。三月二十三日，安庆市召开欢迎蒋介石总司令的市民大会，蒋介石以每名大洋四元的身价，收买流氓组成了百人敢死队，准备在召开市民欢迎大会这夭，敢死队举行暴乱，约定敢死队在杀害革命者时，受轻伤者赏大洋一百元，重伤者五百元，丧命者一千五百元。就在当天，这些流氓和青红帮党羽，捣毁了安徽省国民党党部、安庆市党部、全省总工会筹备处、省农民协会筹备处、安庆市妇女协会等革命机关团体，文件什物，被抢劫一空，并打伤职员和省代表大会代表等数十人，重伤多人。
蒋介石“二三月二十六日到了上海。当北伐军进驻上海时，蒋介石就密令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改为“和平奋斗救国”的口号。他一到上海，立即向帝国主义表示：“国民革命军是列强各国的好朋友，决不用武力来改变租界的现状。”因此，蒋介石到上海时，帝国主义派来汽车把蒋介石“护送”到法租界的交涉署下榻，当天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同时给蒋介石送一件特别通行证，允许蒋介石随带十名卫士通过租界，与帝国主义直接磋商、筹划叛变革命的阴谋。
历史竟然是这样的巧，就在蒋介石刚刚举起反革命屠刀，欲要在上海演出一幕屠杀共产党人的惨剧时，汪精卫于四月一日赶到了上海，打乱了蒋介石的全盘部署。
蒋介石作为一名玩弄权谋的大家．他自然知道打着左派幌子回国复职的汪精卫的作用。一旦汪氏回到武汉重掌国民党的党政大权，反蒋的国民党左派、中国共产党，还有代表苏联利益的顾间鲍罗廷等人，必然会云集在汪氏的四周，结成一股强大的反蒋力量！假如有“北赤”之称的冯玉祥再率部归附汪精卫，他蒋某人的美梦就难以实现了！他厉经深思熟虑，毅然决定把拒汪回国的口号，改为“拥护汪精卫领导革命”。并主动地派国民党右派元老―汪精卫的恩师吴稚晖、财政部长宋子文亲赴码头迎迁，有意安排汪氏在西爱威西路孔公馆下榻。接下来，他又调动在沪的国民党右派元老、力主反共的大将包围汪精卫，妄图把汪精卫打扮成一位反共、排俄的领袖。然后，他再用手中的兵权，逼迫汪精卫就范、交权。
时下的汪精卫也有着他的想法：蒋介石欢迎他是假，但他手中握有兵权，武汉的国民政府拥护他回国复职，完全是为了对抗蒋介石，但就其军事实力而言，不足以抗衡蒋氏的军事集团。另外，他离国西渡整整一年了，党情、国情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能顺利地接管党、政、军大权，并能使分裂的国民党统一起来，岂不是汪精卫复出的一大功劳嘛！因此，他决定留沪，听听蒋介石等人的真实想法。
由于蒋介石和汪精卫心怀异胎，因而他们的会面是极具戏剧性的。李宗仁曾经回忆：“这次在上海见到汪氏，我看他有点心神不定的样子。我们便向他陈述共产党最近在武汉跋庭的情形，以及在上海把持工会、学生会，扰乱治安，妨碍军事进展，若不加以抑制，前途实不堪设想。我们都诚心诚意地希望汪能恢复领导，谋求解决。这时中央党、政、军各负责人群集汪寓，大家一致抱怨共产党，诚恳地希望汪先生重负领导的责任。起先，汪总是默默地静听各方的控诉，未作表示。最后他才郑重地说：‘我是站在工农方面的呀！谁要残害工农，谁就是我的敌人！’
“我一听汪氏此言，立刻便感觉到糟了，党内势将从此多事。汪是此时唯一可以弥缝党中裂痕的人，现在他不但不想弥缝，反而促其扩大，则本党的分裂将不可避免。我当时便对汪解释说：‘有谁主张残害农工呢？大家的意思，不过以为工农运动不可太越轨，影响革命军的进展，只希望工农运动能与军事配合，不要在后方胡闹就是了。’但是汪氏言辞总是闪闪炼烁，充满了疑虑。
“此后，留沪中央执监委，暨驻沪军政负责首领曾和汪氏开会两次，出席者计有：吴敬恒、蔡元培、李燥诚、钮永建、汪兆铭、蒋中正、宋子文、邓泽如、古应芬、张人杰、李济深、黄绍站等和我。会中一致要求汪氏留沪领导，并裁抑共产党的越轨行动。而汪氏则始终袒共，一再申述总理的容共联俄及工农政策不可擅变，同时为武汉中央的行动辩护。是时为武汉中央派来接受东南财政的大员宋子文沉默不发一言，其他与会人士则与汪氏激烈辩论。辩论至最**时，吴敬恒十分激动，竟向汪氏下跪，求其改变态度，并留护领导。会场空气，至为激**。吴氏下跪，汪则逃避，退上楼梯，口中连说：‘稚老，您是老前辈，这样来我受不了，我受不了。’全场人都为之啼笑皆非。紧张的场面，也充满了滑稽成份。”
对此，蒋介石的谋士们认为，如要争取汪精卫留护，必须拿出几分诚意来，起码使汪精卫感到，蒋介石此举绝不是圈套。为此，蒋介石于四月三日发表了如下这通拥汪通电：
我军势力日益进展，东南已告底定，江北频传捷音，河南敌势不振。当此革命大业功亏一赞之际，如能统一党权，有全党信赖之人，指导香促，疏解纠纷，排除障碍，国民革命即可告成。汪主席病假逾年，不特全国民众渴望仰慕，党国亦蒙受重大影响。中正曾经迭电促驾，今幸翩然出山，恍如大旱之获甘霖，莫名欣慰。汪主席为本党最忠实同志，亦中正平日最敬爱之师友，关于党国大计，业与恳谈。中正深信汪主席复职后，必能贯彻意旨，巩固党墓，集中党权，完成革命，以竟总理之遗志。今后党政主持有人，后顾无忧，中正得以专心军旅，扫**军阀，格尽革命天职。凡我将士，自今以往，所有军政、民政、财政、外交事务，皆须在汪主席指导之下，完全统一于中央，中正统率全军而服从之。至于军政军令，各有专属：军政大计应归中央统筹；中正唯司军令，以明责任。各里师长务遵此意，对汪主席绝对服从，诚意拥护，使汪主席得以完全自由行使职权，真正党权集中，达成本党革命任务，以促进三民主义之实现。特此电达，即希查照。
对于蒋介石如此**地表示忠诚，汪精卫却有着自己的想法。诚如李宗仁事后所云：“他和蒋氏斗法很久，吃亏已多，现在在上海一无凭藉，自然不敢和蒋氏盘桓。俗话说：‘给蛇咬过的人，看到草绳也害怕，’正是汪氏这时的心理。”另外，蒋介石拥汪的调门唱得越高，汪精卫的心里就越是打鼓，生怕自己偷鸡不成蚀把米：自己不仅变成蒋介石的阶下囚，同时也失去了武汉国民政府的支持。几经思索，他决定逃离上海，赴武汉先稳稳当当的复职，然后再统一全党，号令天下。
汪精卫决心离沪了，他本能地想到又获罪于蒋介石。搞不好，还要演出兵戎相见的戏剧来。面对这严峻的局势，他黯然自问：“我有战胜蒋介石的力量吗？”他分析了武汉国民政府的军事实力，似乎觉得腰杆还不够硬。但是，当他想到共产党，就像看见了成千上万的工农大众。他如果能得到共产党人的支持或某种许诺，决心和蒋介石分庭抗礼的底气就更足了！为此，他秘密找到了中共总书记陈独秀，二人一拍即合，并于四月五日发表了《汪陈联合宣言》。
按理说，汪精卫到这时应该悄然离沪，西上武汉了。但是，他先天就有的软骨病又在起作用，他想留住几天，看看蒋介石这些人的表演再做定夺。他依然君子风不减，如约参加蒋介石召集的清党分共会议。结果是可想而知的：“《联合宜言》一出，与会人士为之大哗。大家皆不以汪氏的行为为然。吴敬恒尤为气愤，当众讽刺汪氏说，陈独秀是共产党的党魁，是他们的‘家长’，他在共产党里的领袖身份是不可怀疑的。但是我们国民党内是否有这样一个党魁或‘家长’呢？吴说：‘现在有人以国民党党魁自居，……恐怕也不见得罢?’说得汪氏十分难堪，大家不欢而散。”…
汪精卫丢尽了面子，方才下决心逃离上海。
是日夜，汪精卫悄悄登上一艘海关差遣船，翌晨驶离上海，溯江而上，向着武汉驶去。当他暗自分析如何团结各种反蒋势力的时候，突然想起了东山再起的冯玉祥的国民军，他对随侍说了这样一句话：“冯玉祥的国民军站在我一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