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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哥有时也提着礼,到何厅长和毕大姐家里去拜望。五哥忘不了人家安排自己参加工作的大恩德,拉完屎不擦腚,五哥不是那种人。
何厅长和毕大姐于是知道黄姑娘上了木兰山。
何厅长背着手,频频地在房间里踱着步:“一个老工人,老模范,在寺庙里当……唉,政治影响多不好,毕大姐几乎掉了泪:“人家那时拚死拚活掩护了咱,如今弄得这么可怜。绍六的事,我不能不管!”
于是商量了,把黄姑娘接到家里来。粮食再紧张,有孩子们一口饭,就有黄姑娘一口饭。
毕大姐是组织观念很强的人,通过组织与那边的县委联系上,县委专门派了人,将黄姑娘接下山。黄姑娘到毕大姐家里时,毕大姐专门开了家庭欢迎会,要大家都把黄姑娘真正当做是家庭成员之一,团结互助过日子。
毕大姐的这个家,此时人数已颇为可观了。上有何厅长的爹和毕大姐的爹,下有男男女女七个接班人。那时在苏联有规定,生够十个孩子的女人授予“母亲英雄”的光荣称号。同志们开玩笑,毕大姐生七个,不够英雄,也够好汉了。
何厅长和毕大姐都是为国事日夜操劳的人,家事无暇顾及。
毕大姐的父亲病倒在床,孩子们又小,只有雇保姆做家务。前些时雇的一个保姆,人还算能干,只是手脚不大干净,竟偷走了何厅长的一条毛裤和毕大姐的一件泡泡纱短袖衣。
黄姑娘是经过革命战争考验的立场坚定的同志,毕大姐大可放心的。待黄姑娘住下来,渐渐都熟悉了,毕大姐就把每月的工资如数交给她,一应后勤工作,全由黄姑娘操办料理了。
说起来,何厅长也是高级干部,然而,家里开支却月月紧。何厅长行政十级,每月工资两百出个头。毕大姐十四级,每月一百二。扣除水电费、房租、老爷子药费之类的杂支,十二口人平均生活费不足二十五元钱。那时候,省委食堂一两一个的小白面馒头在市场上卖到三毛钱了,家里月月要买高价粮,黄姑娘来当这个家理这个财,算盘须打得十分紧。
何厅长抽烟,不过是黑纸封包的“金钟”、“黄金叶”。间或拿出一盒白锡纸包的“三门峡”、“前门”,亦不过是装门面,招待招待客人罢了。毕大姐这家的财政预算里,有何厅长抽烟这一项,却没有何厅长老爷子抽烟的钱。可是,老爷子的烟瘾比儿子的烟瘾还要大。何厅长孝顺,自免不了私下里偷偷把自己抽的烟,一盒两盒的塞给老爷子抽。毕大姐一发现,就吵吵嚷嚷地叫:“抽,抽,把几个钱都点了吧!一大家子人要吃饭哩!”
何厅长这时并不言语,只让烟头一红一红的。
老爷子只望儿子过得好,怕媳妇和儿子闹气,就弄了个烟袋锅,四处捡烟头,剥出烟丝来抽。老爷子眼神差,捡烟头并非容易的事,一天到晚佝着腰低着脑袋,在大院儿里转,好像丢了金丢了银。捏起烟头时,怕人看见,缩头缩脑的,像是做贼。
做贼终有失手的时候,那一日竟让毕大姐看见了。毕大姐并不和老爷子吵,回家关着门与何厅长开座谈会。
“咱们这种人,要注意各方面影响的。”毕大姐严肃得很。
“怎么回事?”
“有些事情我们不能做,有些事情我们的亲属也不能做!”“有话就说嘛。”
“你得说说你父亲了,他满大街捡烟头……”
何厅长不出声,把手里的烟头狠狠摁死在烟缸里。
毕大姐把嗓门稍稍往上提:“他这样也太失身份了。知情的说他个太俭省,不知情的还不说我们“行了!”何厅长把烟灰缸当个手榴弹摔。
毕大姐是临危不惧的,她态度强硬地说:“你发什么脾气?讲道理嘛。这还不是为了你父亲好?他有气管炎,不抽烟行不行!”“不抽,不抽!妈的!我不抽了,你来抽!”何厅长大光其火,将柜子里的两条烟又掷过去。
黄姑娘急忙过去拉架,何厅长就气呼呼独自钻进内屋去。
中午果然戒了烟,而且戒了饭。
晚上,毕大姐买回新烟灰缸来,饭也是她送进内屋去的。何厅长吃了饭,又抽烟,是毕大姐亲手划的火。
何厅长和毕大姐心里都不难受了,黄姑娘心里却仍旧替他们难受。
何大哥好大的功劳好大的官,还得为这种事糟心。自己连这芝麻事都帮不上手,不是白呆在大哥大姐家吃饭么?嗜,丑不过是捡烟头,要丢人我去丟,哪能让老爷子丢哩。
黄姑娘就留意,他们住的这省人民委员会大院儿里,有一座大办公楼。大办公楼的二楼有个大会议厅,白天晚上的总是有会开。开会的干部坐那里,都是开烟开茶哩,烟头还能少得了么?
毕大姐就在这楼里当着一个处长,上上下下的人都很熟。黄姑娘很快就和二楼打扫卫生的杂工夏妈搞熟了,时常到她那间放杂物的小屋去坐。黄姑娘摸准了,打扫会议室差不多都是在晚上,收拾利索了,白天好再开会。
黄姑娘到时就去夏妈那儿唠闲话,夏妈说:“黄姐,你坐着,我去打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