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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静静地坐在轮椅上，望着白宫后院那棵被大雪压弯了枝头的马尾松，禁不住好一番长叹短吁。
是的，两个月前，他虽然以432张选票对99张选票击败杜威，赢得了连任第四届总统竞选的胜利，但是，这并没有使他的精神站立起来。因为，他知道，就在他的胜利的背后，隐藏着一座随时可能爆发的火山。
事情是由史迪威被召回美国引起的。
就在这位倒霉的将军抵达华盛顿的前一天，《纽约时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了记者阿特金森的专稿《中国：正在接受美国的三叩九拜》。专稿是以揭露史迪威被召回的内幕为内容的，作者愤怒而深刻地写到：
“史迪威的被召回，代表一个垂死的反民主体制的政治胜利，美国至少消极地支持了一个在中国日益不得人心和不为人们所信任的政府。而这个政府的首脑蒋介石，正在为中国的急剧瓦解惊慌失措……”
就在专稿见报的当日下午，美国各大报纸的记者们，太平洋学会的学者们，以及左派作家们纷纷涌进白宫，包围了罗斯福。
罗斯福的微笑是热忱的，他的解释却是冰冷的：“史迪威的被召回，只是因为他的性格与蒋委员长不合，而与美国对日战略，对华物资供应及国共关系协调，都没有丝毫关系。”
罗斯福的解释显然无法平息由阿特金森的专稿所引起的轩然大波。于是，新闻界打定主意，要借史迪威飞抵华盛顿的东风，把这堆业已点燃的干柴烧成熊熊大火。
然而，史迪威降落的时间是夜幕时分，地点是军警严密封锁着的军用机场。就连陆军部参谋长马歇尔，也是在深更半夜见到他的。
“这两天美国都开锅了，为你回来的事。”马歇尔垂头丧气地说，“不过你还得尽快离开华盛顿，为了防止事态扩展，罗斯福总统希望你偕同妻子去卡梅尔休假……”
史迪威猛地抬起头来：
“这，这都是为了那个老软脚蟹再次当上总统吗？”
“这自然是政治的需要。”马歇尔含糊其词地说，“你就看在我这个老朋友的份上，大选之前闭上你的嘴巴，远远地躲起来吧！”
史迪威远远地躲起来了。也许正因为这样，马歇尔此刻才能端坐在罗斯福的面前。
那么，1945年新年伊始，罗斯福还寄望于马歇尔为他做些什么呢？
“中国问题仍使我深感痛苦，以致史汀生将军认为已经无法合情合理地讨论这个问题了。”罗斯福心事重重地说，“今天我把你请来，只是想让你看一份赫尔利将军在昨日，也就是1月14日从重庆拍来的紧急电报。”
马歇尔认认真真地看了，反应却是冷淡而迟缓的：
“总统先生，赫尔利将军在电报里提醒你，现在有一个破坏总统政策的阴谋。按照他的说法，有一些不忠诚的美国人已经唆使毛泽东和周恩来相信，可以拒绝接受和国民党妥协的方案，而谋求华盛顿的直接支持和承认。但是，我不明白，他向你控告的究竟是些什么人？难道这些人又要步史迪威、戴维斯和包瑞德的后尘，一个个被他撵出中国才算大功告成吗？”
“他倒不是这个意思。由于赫尔利将军敏锐地发现了，在我们美国陆军和战略情报局中确实存在着同情共产党的派别，我才认为他正在做着了不起的工作——”罗斯福为赫尔利辩护道：“就在前几天，毛泽东和周恩来背着赫尔利将军交给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代理组长克罗姆利少校一封信，请他通过军事渠道直接转送给华盛顿。因此，如果说我接到这封信时感到奇怪的话，那么看完这封信后我就感到吃惊了……”
马歇尔哑然失笑道：
“莫非又是一封共产党人的咄咄逼人的信么？周恩来回延安后给赫尔利的那封信我见过影印本，‘除非撤除对延安的封锁，释放政治犯，停止镇压持不同政见者，接受五点建议为全面谈判的基础，否则决不会重新和国民党进行毫无意义的谈判’——这口吻倒是十分强硬，同时也是十分古板的。”
“恰恰相反，我收到的这封信措词十分平缓，想法却十分灵活。”罗斯福惊魂未定地道：“延安的共产党人希望派一个非官方小组向美国官员和公众陈述与解释关于中国的错综复杂的问题。而且，如果作为美国总统的我，能够把毛泽东和周恩来看作中国一个主要政党的领袖而愿意接待他们，他们就决定前往华盛顿进行正式访问！”
“总统先生无疑是拒绝会见这两位共产党人的，我想，这也是赫尔利将军在紧急电报里所要表达的意思——”马歇尔沉默了一会儿：“虽然如此，我想象得出来，延安的共产党人是多么尽力地去冲破蒋介石与赫尔利将军的封锁，去争取美国的支持和国际上的合法地位。因此，如果我是美国总统，即便为着共产党人一定的信任，即使为着延安和莫斯科的进一步疏远，我也会同意他们出访华盛顿。”
罗斯福笑了。当他发现马歇尔只配当他的陆军部参谋长的时候。
“你的思路仅仅对了一半，将军。知道么？我现在考虑的是双管齐下的方针，即，理所当然地拒绝延安共产党人访问美国，千方百计地进一步疏远延安和莫斯科的关系。这样，走投无路的延安共产党人就会回到重庆的谈判桌上来了。而以上两项，后者是不需要前者作为条件的。譬如说，在即将召开的雅尔塔会议上，我就有可能赢得斯大林对蒋介石的支持。”
马歇尔疑惑不解地问：
“总统先生怎么突然有了信心，难道你不认为这个方针在概念上存在缺陷吗？”
“将军，我的信心是建立在你的犹豫上的。况且重要的是行动，而我们早已开始行动了。”罗斯福目光定定地望着马歇尔：“还是在华莱士副总统出访中国之前，我就召回驻苏联大使哈里曼，和他讨论了莫斯科对中国的态度。当哈里曼告诉我说，斯大林决意挽着毛泽东的手并肩站在共产国际的旗帜下的时候，我让哈里曼给斯大林捎去一个口信。这个口信稍后见了《华盛顿邮报》，不知将军还有印象没有？”
马歇尔点了点头说：
“我只记得，总统先生力图使斯大林相信，蒋介石才是能使中国团结一致的唯一人物，因而他的政府不应当遭到破坏。如果中国陷于分裂并爆发内战，对日本的有力抵抗运动将化为乌有……可是，在我的印象中，苏联方面对你的口信并没有什么反应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