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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直叫嚷我们是叛乱分子，叫嚷的时间太长，以致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了。他高兴怎么说，就让他去怎么说吧！”

稍有沉默，包瑞德目光黯淡地说：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主席先生。那就是你们现在的立场是把谈判的大门关住了。”

“可以这么说，上校。我们已经关住了大门，但是窗户还敞开着——”毛泽东从胸部猛力推出他的双手，“那五点建议就是窗户。我们愿意在今天、明天，甚至后天回到联合政府中去。但是，到了大后天，等到重庆、昆明、贵阳、成都、西安都失守以后，我们就不会按照我们早先提出的条件去参加了……”

包瑞德另辟蹊径道：

“魏德迈将军对副主席先生说过，如果你们同委员长达成协议，他就能给你们武器，并派出美军军官训练你们。对此不知主席先生持何种态度？”

毛泽东毫不犹豫地说：

“我们自然衷心欢迎这种帮助，但是不能指望我们付出这样的代价，即我们在接受这种帮助时，要由委员长批准。我认为，美国应该充分认识到这种事实，即如果我们屈从于委员长所能强加给我们的种种限制，如果放弃我们仅有的自卫手段，那么，我们不会，或者根本就不会有什么合作的手段了。毫无疑义，在目前的形势下，我们愿意参加政府。而事实上，向我们提出的条件却使我们没有机会参加政府。所以，我再重复一遍，如果双手被反绑着，那么一只脚跨进大门也是没有意义的！”

包瑞德无话可说了。

虽然离开重庆时，赫尔利和魏德迈希望他尽到一切努力，去说服毛泽东接受国民党的三点建议，即赞同这些条款的观点，以便派周恩来回重庆继续谈判。但是，对于这两位同样勇敢、机智、坚定的共产党领袖，他明白他的一切努力都将无济于事。

翌日，包瑞德便飞返重庆。

当他从白市驿机场驱车直抵军政部招待所的时候，赫尔利已站在台阶上等候多时了。

“有什么急事么？将军。”包瑞德疑惑地问。

“嗯，我刚从德安里回来，委员长又提到戴维斯的事。”赫尔利拾级而上，边走边说，“戴维斯最近在延安大放厥词，说什么重庆谈判必将失败，揭示美国政策真相的新时刻即将到来，还说什么支持共产党人是使我们自己同中国最团结、最进步、最强大的势力站在一起的最好办法——”赫尔利突然站住了：“上校，你这次去延安，没有和戴维斯商量什么吧？嗯我相信你不会自行其是的。有消息说，他力图说服我和魏德迈将军，即使蒋介石拒绝同意美国和延安进行军事合作，他也准备通过战略情报局和共产党人一起去执行一项不予宣扬的军事计划。”

包瑞德嗤之以鼻道：

“将军，我们美国人是否总把共产党人当作傻瓜？如果你也这样看的话，那么我只想告诉你，延安绝不是一只篮子，要靠别人发善心给予施舍，而且不管别人施舍的是什么。这便是我现在来向你报告的内容，因为它是我这次去延安的全部收获。”

“听你讲话的意思，国民党的三点建议是被毛泽东蛮横而粗暴地拒绝了。”赫尔利走进他的客厅，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哼，他究竟在跟我们玩什么花招？”

包瑞德直言以告：

“我只能这样说，毛泽东精心采取了出色的行动，在其对国民党三点建议的反应中，既有由衷的愤怒，恳切的要求，也有真正的威胁。而且，依我看来，他的威胁是直接针对将军你本人的。”

“他是怎么说的？什么情况下说的？”赫尔利涨红着脸说，“你要详细告诉我。”

包瑞德娓娓道来：

“那时激烈的会谈已经结束了，毛泽东已经心平气和了。但是，就在他把我送到窑洞门口的时候，他突然用极为冷静但又相当强硬的口吻说，‘上校，你大概记得赫尔利将军离开延安之前，他和我都签了字的《共产党五点建议》吧。在那份条款上，我们愿意和国民党组成联合政府。我在上面签字，是他建议的，以此作为我们都认为条款公平的证据。或许在某些时候，我们应该把这份有着签字的文件公布给中外的报纸，虽然我们并不喜欢这样做……’”

赫尔利脸色发青，一巴掌拍在茶几上：

“妈呀，毛泽东想捉弄我，我绝不屈服于他的威胁！”茶几上的咖啡杯摔落在地，有几滴咖啡溅到了包瑞德的脸上，以致他不得不鼓起勇气提醒这位将军：

“可是我不是毛泽东呀。”

“你不是毛泽东，可是你至少是毛泽东的追随者。”赫尔利指着包瑞德的鼻子说，“作为对你的警告，我现在宣布对另一个追随者的命令：戴维斯立即离开延安，离开中国，到驻莫斯科大使馆接受新职。”

戴维斯就这样被赫尔利撵到苏联去了；而包瑞德呢？很快又被派往延安，虽然他事前不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去延安了。

由于魏德迈当时不在重庆，命令是他的参谋长麦克卢尔将军向包瑞德下达的：

“上校，你这次拜访共产党人的目的，是通知他们的领导人，击败德国人以后，正在欧洲服役的一个美军空降师可能要派到中国来，参加对日本列岛的最后攻击。你去询问一下共产党人，当这个师在山东沿海共产党控制地区建立滩头阵地之后，正常的美军补给线开始运转之前，他们能否照料该师的供应——这不包括武器弹药和其他作战军用品。当然，你必须向共产党人表明，你同他们的会谈纯属探索性的，因为这个美军空降师是否会派来中国，现在还未作出最后决定。”

包瑞德自然不会忘记赫尔利对他的警告，于是慎之又慎地问：

“赫尔利将军知道这件事情吗？派我去延安，也是他的意思吗？”

“是的，是的。我向你保证。”

既然如此，包瑞德第二天到达延安后，当即向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叶剑英提出了派他来讨论的问题。而且，不出他所料，对于共产党控制地区内有一支大规模美国部队的前景，这些领导人是相当高兴的。他们向包瑞德保证，如果美军空降师能够派来，他们不仅提供所需要的全部供应品。而且还准备在这个师到达目的地后，就其作战计划接受咨询，以密切联系，配合行动。

当包瑞德功德圆满地回到重庆的时候，也许是对他的嘉奖，他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升迁：美军观察组组长的职务自当免去了，他被任命为驻昆明的美军中国作战指挥部参谋长。而且，到达昆明不久，他就得知魏德迈已提名他晋升准将的消息。剩下的事情，便是伸出双手迎接那颗即将落在他的肩膀上的星花了。

然而，几乎在转瞬间，那颗星花随着他的将官梦一起消失了。因为就在这时，宋子文伸出了一只手——

国民党派在延安的间谍向宋子文发回报告说，包瑞德已经向共产党“提供”了一个美军空降师，而宋子文竟不问青红皂白地马上赶到赫尔利那里，要求他作出解释。

赫尔利震怒了！明知宋子文是在寻找借口，但事情已经演变成为：要么他对包瑞德造访延安一无所知，要么他把这件曾被告知的事情全然忘了。而其间任何一种解释，都将使他陷入有悖于倒向国民党一边的立场的窘境。于是，当着宋子文的面，他给美国陆军部拍去电报，要求取消晋升包瑞德为准将的提名。

灾难就这样落到了包瑞德的身上，当他在昆明得到消息后，忍不住抓起电话对着赫尔利一声大吼：

“我要在罗斯福总统那里控告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