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奥地利女大公与哈布斯堡低地国家（第1页）

第二十章奥地利女大公与哈布斯堡低地国家

18世纪60年代末，玛丽亚·特蕾莎下令，对蒂罗尔的因斯布鲁克城内霍夫堡宫殿的巨人厅进行全面翻新。对于大厅墙壁上那些巨大的赫拉克勒斯壁画，她从未产生过一丝好感，尽管巨人厅正是因此而得名，在玛丽亚·特蕾莎看来，“这些赤身**的画像令观者无所适从”。像往常一样，她用夹杂着法语的德语写下指示，“应将巨人厅改建为家族厅为宜”。尽管巨人厅经历了相应改造，巨大的壁画完全被壁纸所遮盖，取而代之的是一幅幅皇后的家庭肖像画，但巨人厅的名称得以保留下来。

修葺一新的巨人厅见证了玛丽亚·特蕾莎旺盛的生育能力。画像中，玛丽亚·特蕾莎和她的丈夫，皇帝弗朗茨·史蒂芬位于远端，身旁站着她的继承人，约瑟夫二世。墙壁上，其余15个孩子的巨大肖像由远及近依次排列，去世的皇子聚集在云端，身旁飘浮着一位幽灵般的小天使。出现在众多皇子画像上方的是她的20个孙辈，以及几位声名显赫的女婿，即将出生的婴儿也在其中预留了位置。与大多数挂满先祖画像的家族画廊不同，巨人厅将目光投向了帝国的未来——一个刚刚走出绝嗣危机的王朝正在一位多产的女王带领下，迸发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

在玛丽亚·特蕾莎的16名子女中，有11个是女儿，其中三位在成年前早逝。其余8位公主的肖像被陈列在巨人厅中，每个人的面庞都风华正茂，一身珠光宝气的装扮无声中宣示着显赫的身家。几位公主的脚旁还被绘上了象征忠诚的小狗。早已过了待字闺中的年龄，她们身上如今散发着贤妻良母的雍容华贵，憧憬着自己的子女早日觅得佳偶良缘。相较而言，家族中的男性成员通常一身戎装，英姿勃发，身后间或衬托着令人热血沸腾的战斗场景。

在哈布斯堡家族中，女性的主要功能是源源不断地生产男性继承人。如果妻子面容姣好，那么丈夫在履行义务时就会倍感轻松，据说子宫需要经常保持润滑以防止发生萎缩。在发现自己的新娘，伊丽莎白·克里斯蒂娜（绰号白百合）的容貌称心遂意时——“皇后来了……她又温柔，又美丽，又得体”，查理六世在日记中记录了自己如释重负的心情。为了展现谦逊和虔诚，皇后们必须参加朝圣活动和宗教游行，为穷人洗脚（所幸已经预先洗过），不幸守寡后还要进入女修道院过着离群隐居的生活。无法生育令人满意的男嗣通常被归咎为信仰的瑕疵，因此生育能力与宗教虔诚紧密相连。

哈布斯堡女性成员所接受的教育，体现了她们肩负的家族期望。语言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为她们的通婚对象多为外国皇室。因此，除拉丁文以外，她们还需要学习意大利语、法语以及西班牙语。尽管也会涉及一些德语，但哈布斯堡的女性普遍像她们的贵族同胞一样，说着一口蹩脚的德国方言，“就像她们的厨娘一样土里土气”（玛丽亚·特蕾莎本人的德语发音就粗俗无比）。除了语言，姑娘们还要学习音乐、舞蹈、绘画和女红。然而，对于男性教育中特有的财政学、地理学和纹章学，她们却鲜有涉猎。令人费解的是，尽管查理六世皇帝已经确定玛丽亚·特蕾莎将成为自己的继承人，他依然没有对教育计划做出任何调整。皇后日后对此不无抱怨：“父亲从未主动对我进行有关内政外交领域的言传身教。”这也令她继承王位后的日子困难重重。即便如此，她依然无意为自己的两个女儿增设课程，而是告诫她们务必远离政治纷扰。在巨人厅的众多女性画像中，有一位格外引人注目。她就是玛丽亚·安娜公主，玛丽亚·特蕾莎在世的长女，伊格纳茨·冯·伯恩的同僚，一位女修道院院长，或许还是一位共济会成员。想要成为她的丈夫，就必须同时接受她收藏的7923件矿物样本、195种昆虫样品以及371只蝴蝶标本。仅仅她的画像，就足以令众多求婚者望而却步，画中的玛丽亚·安娜站在一张写字台旁，上面铺满文件、书籍和一架地球仪。她伸手指向一支鹅毛笔。艺术家马丁·范·梅滕斯借此暗示我们，这位特立独行的知识女性无意于继承相夫教子的家族传统，而是选择投身于哈布斯堡家族传统基业的另一领域，探索浩瀚的知识海洋。

玛丽亚·安娜的故事生动地说明，在哈布斯堡家族中，女性并不只是简单的生育机器和虔诚的宗教符号。她们可以选择不同的人生道路，而其中最为普遍的一条就是步入政坛。哈布斯堡历代统治者组建了一支红粉军团，奔赴各地出任摄政王和执政官。按照他的一贯作风，马克西米利安一世首开先河，1507年委任寡居的女儿代表自己对勃艮第和低地国家进行统治。但与西班牙的关系同样重要，在当时的阿拉贡和卡斯蒂利亚，女性可以轻松继承王位并成为平等的财产继承人。直到18世纪，出身高贵的西班牙妇女依然习惯席地盘腿而坐，但这丝毫没有妨碍她们登上最高权力宝座。回顾16世纪，查理五世皇帝曾经任命他光彩夺目的妻子，葡萄牙的伊莎贝拉作为摄政王统治西班牙。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末代皇帝，可怜的疯王卡洛斯二世不得不在自己寡居的母亲，奥地利的玛丽·安娜的摄政和“监护”下度日如年，玛丽·安娜对年轻国王的肆意摆布与她平庸的政治才华一样令人触目惊心。

低地国家的统治权理应由皇室成员掌控，然而数量不足的正统男嗣无法满足这一需求——于是唐·胡安之辈的私生子才得以粉墨登场。此时，哈布斯堡的女性成员们挺身而出。在16世纪的多半时间中，奥地利的玛格丽特、匈牙利的玛丽和帕尔马的玛格丽特相继出任执政官，其中帕尔玛的玛格丽特就是一名私生女。1598年，腓力二世将西班牙低地国家的行政大权交给女儿伊莎贝拉和她的丈夫阿尔布雷希特，后者是腓力二世相隔数代的外甥。在伊莎贝拉的整个婚姻生活中，“我的表弟”是她对阿尔布雷希特的唯一称呼。

腓力二世原本有意将低地国家的世袭统治权赐予阿尔布雷希特和伊莎贝拉的后代子孙，无奈二人的婚姻始终颗粒无收。1621年，阿尔布雷希特去世，在将她的鹦鹉放生并遣散了布鲁塞尔王宫中的侏儒后，伊莎贝拉削发遮面，正式成为一名修女。即使在此刻，她依然掌握着统治权，不过并非以世袭女大公的身份，而是代表西班牙国王腓力四世进行管辖，直到1633年离世为止。此后，低地国家被西班牙皇室的男性亲王轮流管辖，由于皇室男嗣的缺乏，统治权最终落入来自卡斯蒂利亚和葡萄牙的王公贵族手中。

西班牙低地国家下辖10个行省，地理位置大致位于今天的比利时和卢森堡，这些行省被独立的列日大主教辖区从中间分隔开来。每任执政官都要在就职仪式上宣誓维护各行省固有的“权利、自由、习俗和惯例”。只有在布拉班特省，这些约定俗成的传统被编纂成法，为执政官进行司法解释保留了余地。即便如此，政府在征税时原则上依旧需要获得纳税人代表的同意，这一政治传统极大制约了执政官的权力。

在西班牙低地国家，弗拉芒文化与西班牙文化日益交融。西班牙戏剧经常在各城市巡回上演，包括原版和翻译版——仅洛佩·德·维加[1]一人被翻译成弗拉芒语的戏剧作品就达19部之多。西班牙的赞助者，包括国王本人在内，纷纷出资购买弗拉芒艺术作品。与此同时，阿尔布雷希特和伊莎贝拉还曾委托鲁宾斯为布鲁塞尔的柯登堡宫以及西班牙教堂绘制画作。这些行为无不传达出特殊的宗教寓意，展现了哈布斯堡家族虔诚信仰的主题：对圣餐和圣母的尊敬与崇拜。而在民间，1638—1647年的10年间，就有百余位弗拉芒妇女嫁给了驻守安特卫普军营的西班牙士兵，甚至就连弗拉芒语的发音也染上了些许西班牙人的腔调。

宗教充当了社会发展的黏合剂。16世纪末期，低地国家分裂成以新教势力为主的北部和天主教控制下的南部，随之而来的是大规模的难民迁徙运动，多达15万人从西班牙控制下的南部10省中逃离。西班牙统治下的低地国家，全面吸收了巴洛克天主教的内涵和外延，在这里可以发现整个欧洲大陆最为密集的路边教堂、神龛和加略山[2]。以耶稣会为代表的各种宗教团体，不仅完成了劝诫异教徒皈依天主教的使命，还为整个国家注入了浓郁的宗教狂热。至17世纪40年代，耶稣会控制下的“弗拉芒-比利时行省”共有近900名耶稣会牧师——平均每1万个居民就拥有八名牧师，与之相比，西班牙平均有五名，而法国只有一名。教士源源不断地从各地神学院中学成结业，他们不仅需要完成国内的宗教工作，还肩负着耶稣会在拉丁美洲、安哥拉和中国大陆的传教任务。

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中，低地国家先是被法兰西占领，随即又迅速落入英国与荷兰部队控制，最终根据条约规定，在1713—1714年被分配给查理六世。《拉斯塔特条约》授权查理，统治这些现已归属奥地利的低地国家省份，并确保它们的各项特权。作为查理六世的下属，普里侯爵，一个腐化堕落的撒丁岛人，作为皇帝的代表，出席盛大典礼并公开宣誓，时刻不忘展示记录皇帝赫赫战功的宣传油画。同时，他还大张旗鼓地招募组建燧发枪兵和掷弹兵连队，以取代常规的城市民兵组织。然而，每次就职典礼前，行省议会和哈布斯堡内阁间总是就权力分配问题争执不下，甚至就连庆祝活动上使用的烟花款项双方也要讨价还价。尽管查理六世展示了强大的军事威慑实力，但是奥地利对低地国家的统治依然不得不遵循西班牙时期协商一致的惯例。

与之前的西班牙统治者一样，查理六世和玛丽亚·特蕾莎动员包括女性成员在内的皇室亲友团远赴低地国家扮演执政官的角色。在奥地利对低地国家的80年统治中，众多女大公轮流出任这一职位长达30年之久。其中，在1754—1773年的20年间，低地国家的政权掌握在蒙斯的圣瓦尔特劳德女修道院院长，玛丽亚·特蕾莎的小姑子[3]皇家夫人安妮·夏洛特手中，她的兄弟洛林的查理·亚历山大亲王担任低地国家执政官长达36年之久（1744—1780）。追求改革的女执政官无法忍受低地国家宗派主义盛行的政治环境，她们奉行独立治国方略，不遗余力地阻挠由维也纳任命的钦差大臣代表皇帝行使监督职权。查理六世和玛丽亚·特蕾莎无意触怒执政官，破坏现有政治平衡。奥地利低地国家在自给自足的同时，还暗中资助“秘密基金”，帮助玛丽亚·特蕾莎之子，马克西米利安·弗朗茨成功当选科隆大主教。

奥地利的统治促进了贸易与工业繁荣。新建道路和运河组成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关税收入也随之翻番。在担任女修道院院长的妹妹[4]辅佐下，洛林家族的查理·亚历山大亲王出资赞助成立不久的科学院，监督卢万·迪勒运河扩建工程，并推动关于电力、气压以及热动力知识的早期研究工作。查理·亚历山大与他的哥哥洛林的弗朗茨·史蒂芬一样，也是一名共济会成员。同时，他还是一位**不羁的公子哥，曾与卡萨诺瓦[5]分享一位情妇。他的“肢体密语”广为流传，其中记录了挤眉弄眼颔首示意之类引诱妓女在剧院中寻欢作乐的各种暗语——拨弄领饰暗示有意进行私下约会，轻嗅鼻烟则是邀请对方进入自己的包厢，诸如此类。

尽管取得了一些进步，但奥地利低地国家的经济结构仍以农业生产为主，更令约瑟夫二世不悦的是，掌握土地所有权的贵族阶层依然控制着大量省属地产和市政委员会。同样，在宗教领域，奥地利低地国家就像一座博物馆。“天主教启蒙运动”试图在古老的天主教传统和科学探索活动间寻找平衡，帮助统治者根除神职人员滥用职权的现象，并鼓励教徒通过个人奉献而非集体仪式表达宗教虔诚。然而奥地利低地国家的女性统治者仿佛完全置身事外。18世纪30年代，奥地利女大公对杨森主义的传播展开镇压，这一教派宣扬个人救赎完全依赖上帝恩赐，只有极少数人有幸获得，借此推崇一种去繁从简的宗教仪式。查理六世劝诫女大公谨慎行事，但她依旧下令对杨森派教士进行逮捕。她还公然违抗皇帝关于废除教堂庇护权力的要求，即便那里已经沦为窝藏逃兵的主要场所。

天主教启蒙运动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耶稣会，他们的宗教体系以过于僵化刻板著称。然而，在奥地利低地国家中，查理·亚历山大和她的妹妹，对削弱耶稣会影响的呼吁置之不理，并拒绝剥夺他们培养牧师的特权。两人都保留着向耶稣会牧师忏悔的习惯。对宗教材料和杨森派作品的审查制度开始在奥地利低地国家蔓延，尽管维也纳已经放松了审查政策。修道院依然延续着他们奢靡的生活，丝毫没有杨森教徒艰苦朴素的作风。直到1789年，为了缅怀去世的修道院院长，在根特的圣彼得修道院中，僧侣们依然面对宴席上的山珍海味大快朵颐，菜品中包括了鲟鱼、菠萝甜点、甜瓜和梨子，接着是咖啡和餐后甜酒，最后以牡蛎作为收尾。

查理·亚历山大圣洁的妹妹，安妮·夏洛特于1773年去世，此后，她的哥哥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与情妇厮混，再也不用担心自己的风流韵事被横加指责干涉。和所有出身高贵、**不羁的浪子一样，查理·亚历山大在民众中广受欢迎。即便一贯节俭的行省议会，也投票通过了为他铸造铜像的议案，查理一身罗马皇帝的装束亲自主持了揭幕仪式。查理亲王的日记得以保存至今，其中的文字对那些在漫长的午餐、狩猎活动、民间剧场以及纸牌游戏中度过的慵懒时光进行了生动的再现。查理·亚历山大于1780年去世。随着他的离去，千疮百孔的奥地利低地国家也随即在约瑟夫二世掀起的改革风暴中支离破碎。

玛丽亚·特蕾莎对出生在自己命名日的女儿，玛丽亚·克里斯蒂娜宠爱有加。18世纪60年代早期，还是少女的“咪咪”公主[6]与约瑟夫二世的第一任妻子，帕尔玛的伊莎贝拉拥有过一段亲密无间的岁月。咪咪或许无意流连于肉欲的欢愉，但她写给伊莎贝拉的信件却令两人的亲昵关系暴露无遗——“我对你的爱如此炽烈，想要亲……亲吻你，被你亲吻……亲吻你天使般的小屁股”，诸如此类。伊莎贝拉于1763年死于天花，咪咪随后嫁给了无地亲王，萨克森的阿尔布雷希特。尽管玛丽亚·特蕾莎赐予这位年轻的亲王的头衔大多有名无实，但西里西亚的切申（德语译作泰申）公爵领地却是一份货真价实的丰厚嫁妆。

为了将咪咪留在自己身边，玛丽亚·特蕾莎任命阿尔布雷希特担任自己在匈牙利的摄政王（尽管副摄政王的职位更为适合，但因需要召开议会表决，而被玛丽亚·特蕾莎放弃）。在首都布拉迪斯拉发，阿尔布雷希特十五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地治理着匈牙利王国，这里距维也纳骑马只有两天的路程。阿尔布雷希特对妻子的感情与他的共济会热诚一样浓郁。1798年咪咪去世后，他将自己的毕生挚爱和终身信仰融合在一具古怪的大理石墓穴中，保存在维也纳奥古斯丁教堂。墓穴上的图案由卡诺瓦雕刻完成，画面中的哀悼者从共济会金字塔侧面的通道鱼贯而出。在上帝之眼的位置，一张刻有咪咪头像的圆盘取而代之。更加令人诧异的是，整座陵墓看不到一丝基督教的痕迹。

1780年，约瑟夫二世任命阿尔布雷希特和咪咪为奥地利低地国家联合执政官，同时又将贝尔吉奥诺索伯爵作为钦差大臣安插在他们身边，授权他执行约瑟夫的教会和政府全面改革计划。执政官就此沦为没有实权的傀儡。无论如何，约瑟夫都赶在执政官夫妇二人抵达之前对低地国家亲自进行了实地考察。尽管他轻装简从，微服私访，所到之处只在旅馆落脚，但仍抽出时间听取请愿，质询官员，他还命人将赤身**的亚当和夏娃从凡·艾克兄弟[7]创作的《根特祭坛画》中移除（某些有碍观瞻的部位随后被用油漆遮盖）。尽管他的巡视只持续了不足两个月，但约瑟夫对自己的所见所闻颇为自得，根本不屑听取阿尔布雷希特和咪咪夫妇的意见。正如他意有所指地解释道，选拔大臣的标准取决于他们的天赋和能力，而对于执政官，唯一的要求就是出身皇室。

约瑟夫按照惯例强行推进教会改革，颁布宽容法令和民事婚姻法，关闭了160所修道院，明令取缔大部分宗教节日，将培养牧师的权力集中收归一所神学院。在约瑟夫的授意下，顽固不化的杨森教徒，斐迪南·斯特格姆成为神学院新任院长，这位新院长对教会早期历史的研究经历令他对罗马天主教的陈词滥调嗤之以鼻。学生们拒绝注册进入神学院，纷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并对斯特格姆的画像处以绞刑。贝尔吉奥诺索调集军队驱散了示威的学生。1787年，不为形势所动的约瑟夫废除了传统行省，代之以九个大区，并委任行政长官治理，他还在毫无必要的情况下解散了大量地方法庭。

约瑟夫的改革措施给社会制度和结构造成了全面威胁。征兵和增税的流言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1787年5月30日，一伙暴徒闯入布鲁塞尔市中心，关于谋杀和抢劫的报告铺天盖地。午夜时分，阿尔布雷希特和咪咪同时出现在俯瞰主广场的阳台上，承诺废除约瑟夫颁布的所有法令，以安抚**的人群。暴徒们逐渐散去，教堂钟声响起。第二天，在巡视城市的马车上，执政官夫妇受到了人们的热烈欢迎。布鲁塞尔的宫廷侍从确信，咪咪冷静的头脑挽救了当天的危机，但她的忧虑也不无道理。她在日记中写道：“上帝保佑，这些狂热的拥戴有朝一日不会将我们埋葬。”

约瑟夫皇帝的阁僚对执政官夫妇的行为大为赞赏，只有约瑟夫严厉地将其斥为不可理喻的投敌行为。他仅仅作出少量让步，包括解除贝尔吉奥诺索的职务，但很快就恢复了大部分措施，并开始集结军队。在给奥地利低地国家前线指挥官的通信中，他写道：“打消顾虑，放手制造恐怖气氛，纸上谈兵无法震慑对手，往头顶放空枪永远只能隔靴搔痒。”然而，约瑟夫计划部署的军队被调往东线抵抗土耳其人的攻势，低地国家暴露在防备空虚的危险之中。

这场旨在恢复宗教与政治现状的保守派革命逐渐失控，无可避免地滑向激进的深渊。在法兰西边境一侧发生的系列事件不断发酵，“民主”政客炮制出一份远远违背了约瑟夫初衷的社会改革计划。1789年，保守与激进的革命浪潮风起云涌，革命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奥地利部队。次年年初，来自各省的代表宣布成立比利时合众国，这也是比利时作为国家名称首次出现在官方记录中。此刻，阿尔布雷希特和咪咪正辗转奔波在流放途中，而约瑟夫也即将走向他生命的终点。

临终前，约瑟夫给咪咪写了最后一封信。内容简短而温馨——他隔空向自己的妹妹献上拥抱，并向她道别。事实上，约瑟夫一直对咪咪的存在耿耿于怀，她不仅偷走了本该属于自己的母爱，还与自己挚爱的第一任妻子，伊莎贝拉暧昧不清。然而，如果他看过伊莎贝拉的私人文学作品，一定会对自己的妻子刮目相看。在伊莎贝拉众多关于死亡、哲学和贸易的长篇论述中，有一篇题为《论男人》的短文。文中用怨毒的语气将男性贬低为“无用的畜生”，他们虚荣、自恋，不可理喻，结果这些全部被归于女性的特质。男性唯一的价值就是用自己的缺陷彰显女性的美德。伊莎贝拉期待着有朝一日，对女性的奴役可以转化为她们的优势。此外，她还时常哀叹公主无奈的宿命——郁郁寡欢、任人差遣、整日被各种礼仪束缚。

伊莎贝拉的哀怨情有可原。她在刻板严谨的帕尔玛宫廷度过了自己的幼年时光，在那里女性被当作没有思想的木偶，阉伶歌手法里内利将她们称为“呆若木鸡的仙女”。即便被尊为仙女，她们的身形在臀部臃肿的裙撑衬托下，也显得丑陋不堪，巨大的裙撑象征着她们的生育能力和华贵的家族服饰。尽管拥有相同的审美时尚，但维也纳的哈布斯堡宫廷却有着截然不同的传统立场。在这里，作为曾经的贤妻良母，女大公、皇室夫人和寡妇不断走出内廷，闯入血脉偾张的雄性世界。她们的肖像俯视众人——英姿飒爽的女性依桌而立，桌上摆放着王冠、地球仪或覆盖着成堆公文。

将传统女性角色的转换等同于对现有秩序的颠覆，或对传统性别权力等级挑战的思想显然极为荒谬。在法兰西，玛丽亚·特蕾莎的小女儿，玛丽·安托瓦内特从维也纳带来了女性参政的新理念。她标新立异的做派模糊了传统性别边界，立刻招来了法国批评家的口诛笔伐，一时间同性恋、**、闺房政治等各种罪名指控，夹杂着污言秽语扑面而来。人们传言，在她宽大的裙摆下，隐藏着一具畸形怪异的身躯。从没有一位哈布斯堡女性经历过这种凭空捏造的道德指责和人身攻击。她们手中掌握的权力，尤其是皇后本人，从未被视作对现行秩序的反常颠覆。在哈布斯堡女性眼中，权力和它的正统性来自一脉相承的历史传统，这种伟大的传承已经超越了人类本身的生理差异。

[1]　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著名诗人和剧作家。——译者注

[2]　耶稣受难处。——译者注

[3]　玛丽亚·特蕾莎与丈夫弗朗茨·史蒂芬也是表兄妹，弗朗茨·史蒂芬的妹妹安妮·夏洛特应可译为玛丽亚·特蕾莎的小姑子或表妹。——译者注

[4]　所指应为前文安妮·夏洛特。——译者注

[5]　18世纪意大利著名登徒子。——译者注

[6]　玛丽亚·克里斯蒂娜的昵称。——译者注

[7]　尼德兰著名画家。——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