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审查官员雅各宾派和莫扎特的魔笛（第1页）

第二十一章审查官员、雅各宾派和莫扎特的《魔笛》

文化审查制度最初是天主教会的特权，由主教行使，通常与耶稣会士组成的委员会协同工作。在维也纳，大学担负着审查职能，这也意味着，在大学中就职的耶稣会士得以重掌这项特权。早在18世纪70年代教皇克雷芒十四世对耶稣会展开镇压之前，玛丽亚·特蕾莎就已经开始逐步削弱他们的影响，取缔他们的垄断特权，明令禁止铺张招摇的游行队伍。1752年，她剥夺了耶稣会士在大学中的教职和审查权，将审查出版物的职责委托给一个十人委员会，由格尔哈德·范·施维滕领导。经该委员会拟定的禁书名单在哈布斯堡领地内传阅，成为开展审查工作的指导方针。

作为她的私人医生，范·施维滕获得了接近皇后本人的机会，凭借自己得天独厚的特权和玛丽亚·特蕾莎的宠信，范·施维滕开始对审查委员会施加压力。因此，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最终得以通过审查，同时受益的还有蒙田、莱辛和狄德罗的诸多著作。范·施维滕的审查重点，是那些含有宗教“迷信”、法兰西色情文学以及恶毒攻击政治制度和天主教会内容的书籍。即便如此，禁书的副本仍会被妥善保存，以备学者查阅之需——只有极少数书籍会被彻底查禁。

约瑟夫二世更进一步，在1780年后取消了大部分出版限制。在玛丽亚·特蕾莎统治时期，约5000册各类书籍被列入禁书名单，约瑟夫将这一数字缩小到900册（缩减后的禁书名单依然庞大，皆因其中常常包含以不同书名出版的相同作品）。他还放松了对新闻出版行业的管控，这也直接导致了文学手册的泛滥和如火如荼的社会大讨论。此前，整个维也纳只有两份半周刊的报纸——昙花一现的《维也纳公报》和《维也纳日记》（后改名《维也纳日报》，号称仍在发行的世界最早的报刊）。两份报纸对国际时事进行不加评论的报道，同时转印各种宫廷公告。如今，各种日报和半周刊不断涌现，它们大肆传播流言蜚语、政治观点，以及如实地报道用电流、磁铁和琥珀进行的神奇实验。詹姆斯·库克船长的太平洋探险之旅为众多报刊提供了丰富而精彩的故事素材。

维也纳城内的70余家咖啡馆为市民提供了阅读和讨论的场所，其中一家位于木炭市场的咖啡馆，毗邻霍夫堡宫，在狭窄的街道上又额外增加了80个座位。维也纳市内开始出现允许公开评议政府的独立公共场所——这在以往是无法想象的事情。街头林立的咖啡馆，成为特立独行的“文化游民”出没的场所，他们整日漫无目的地出入各种沙龙、社团、剧院、公园和学术会议中。图书馆也向市民敞开了大门。维也纳帝国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早已对公众开放，如今，贵族阶层的私人藏书也开始欢迎来访者查阅。书商和印刷商纷纷开展图书租借业务。

维也纳也有着不堪入目的污秽一面。在这座拥有20万人口的城市中，生活着1万名“暗娼”，4000名“高级”应召女郎，登记在册的梅毒患者共有1。2万人，婴儿死亡率高达40%。妓女们招揽生意的区域从圣史蒂芬大教堂开始，沿格尔本大道一路穿过木炭市场，最后来到位于城墙脚下的霍夫堡宫。沿途的众多教堂提供了隐秘的黑暗角落。廉价的性工作者通常在公园附近游**。玛丽亚·特蕾莎下令，将屡教不改的娼妓流放匈牙利，据一位消息灵通人士透露，在那里“她们只能勾引土耳其人和异教徒”。但约瑟夫显然更为仁慈。他命人将公园中的灌木连根拔起，关闭教堂，让站街娼妓打扫街道以示惩戒。他还下令将妓女的头发剃光，并剥去她们搔首弄姿时穿着的宽大环裙。

社会风气事关大局。玛丽亚·特蕾莎为此专门成立贞洁委员会，依法处置维也纳和城郊乡村的娼妓，情况一度陷入尴尬——四处游**揽客的失足女性效仿良家妇女随身佩戴念珠，仿佛正在去望弥撒的途中。即便如此，在市政委员会的监督下，贞洁法庭在维也纳的存在仍然持续到了19世纪初期。对玛丽亚·特蕾莎和她的儿子来说，剧院的情况同样令人担忧。女演员被普遍视为一种道德低劣的职业，四处漂泊的巡回演出者，品行尤为可疑。此外，天真热情的观众容易被剧院中传递的简单信息所蛊惑。滑稽丑角杰克·香肠的下流段子被认为格外危险，因其表演中即兴加入了对社会现状的粗俗影射和露骨嘲讽。

在出版环境日趋宽松的同时，剧场开始面临日益严峻的审查制度。作为上任不久的审查官员，约瑟夫·冯·索南菲尔斯认为，剧场应该成为规范“举止、礼貌和语言”的场所，进而推动启蒙运动价值观的深入普及。审查官对剧场肩负特殊使命，资深官员卡尔·弗朗茨·哈格林，同样将剧场定义为“一所培养举止和品位的学校”。这就意味着不合时宜的戏剧结局将受到当局干涉。其中最为轰动的事件，当属一群剧作家为了迎合审查官员，对莎士比亚戏剧《哈姆雷特》进行改编，给这部经典悲剧加上了一个更加欢快和温馨的结局——格特鲁德皇后在临终之际，坦白了对第一任丈夫实施的阴谋，使自己的灵魂获得救赎；尽管哈姆雷特杀死克劳迪亚斯的情节得到保留，但他并未在与雷欧提斯进行的决斗中身亡，而是顺利继承了王位。

大量戏剧作品的台词和舞台指导被肆意删减。演出中，热恋的情人只能在监护人陪同下外出幽会，少妇不再为了床笫之欢而出卖贞操，投机取巧的行径永远不会获得奖励。政治禁忌同样适用于此，诸如“自由”“平等”“独裁”和“暴君”之类的词汇从剧本中销声匿迹。莫扎特的歌剧《费加罗的婚礼》被审查官员禁止上演，要求删除其中的台词“就因为你是伟大的国王，所以你自诩为伟大的天才”。1788年，莫扎特的《唐·璜》在维也纳进行首演，最后一幕中振聋发聩的台词“自由万岁”，同样被迫改为庸俗无味的“快乐万岁”。

最初，维也纳城内只有两家剧场。一座是城堡剧场，位于霍夫堡宫，其前身是利奥波德一世时代建立的木质老剧场，历经数次翻新，最终被改造成一块室内网球运动场。另一座是卡林西娅大门剧场，在经历了1761年的一场大火之后被皇室接管，如今在它的原址上矗立着历史悠久的五星级萨赫酒店。两家剧场的剧目特色鲜明。城堡剧场主要演出法兰西和意大利歌剧，而卡林西娅大门剧场则专注于流行戏剧和芭蕾舞剧。尽管上演剧种偶有重合，但卡林西娅大门剧场几乎独家垄断了所有喜剧演出。在18世纪70年代，少数商业剧场开始获得营业执照。上演剧目以喜剧为主，与城堡剧场和卡林西娅大门剧场一样，这些新兴剧场也要接受审查机构的监管。

儿童总是乐于听到熟悉的故事被反复讲述。维也纳市民同样盼望着大众剧场不停地上演百看不厌的剧目——一位英雄主角，在滑稽丑角的陪伴下历尽艰难险阻，穿越在神奇的魔法国度。英雄在丑角的帮助下，施展法术智斗群魔，最后双双觅得佳偶归来。丑角扮演者可以是杰克·香肠，也可以是普尔钦奈拉（潘趣先生的先祖），抑或是伞匠斯塔伯尔——总之他要衣着滑稽、粗俗狡猾、出身底层，以便更好地反衬出英雄的光辉形象。演出中通过不断变换的舞台背景，达到持续烘托异域风情的戏剧效果。更换布景使用的起重器械和滑轮组合为此类作品赢得了一个形象的名称——机械戏剧。

1791年，在维也纳城墙外的维登剧院，莫扎特的《魔笛》进行首演。这场独特的“魔幻歌剧”散发着德国轻歌剧的特色，独唱和对白交织融入其中。故事发生在遥远的古埃及，围绕一段惺惺相惜的神秘情谊铺叙开来，作为主要人物的萨拉斯特罗俨然恶魔的化身。然而最终真相大白时，兄弟般的情谊经受了残酷的考验，萨拉斯特罗的真实身份是一位守护善良和智慧的使者。在两幕剧中，英雄的王子塔米诺，在丑角捕鸟者巴巴吉诺的帮助下，为了证明对公主的一片痴心不得不历经重重磨难，最终找到了被萨拉斯特罗秘密保护的公主。凭借神奇的魔笛，王子塔米诺冲破阻碍，赢得了公主的芳心。公主的母亲，暗夜女王破坏两人婚礼的企图也以失败告终。巴巴吉诺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爱人帕帕吉娜，并施展魔法将这位老太婆变成了一位“年方十八岁零两分钟”的少妇。他们用欢快的曲调唱起了著名的“啪—啪”二重奏。心有不甘的暗夜女王再次阴谋破坏萨拉斯特罗的神殿，最后被抛入无尽的黑暗中（演出时，扮演暗夜女王的演员躲入舞台上的暗门）。太阳升起，萨拉斯特罗彻夜狂欢庆祝胜利，准备迎接一个充满智慧和友谊的新时代。

尽管精心设计的情节毫无新意可言，但其中毫不掩饰地加入了对共济会仪式和信仰的各种暗喻，这种松散的组合营造出一种若隐若现却又引人入胜的整体氛围。每位主演只唱一到两首咏叹调，因为在歌剧本身所要传达的信息面前，个体的角色微不足道。（理智、自然和智慧）三座神殿、各种金字塔、启蒙仪式和导师以及各种其他共济会标志无处不在，甚至剧中的几位角色也隐喻了现实中的共济会成员——女大公玛丽亚·特蕾莎的同僚，伊格纳茨·冯·伯恩很可能就是萨拉斯特罗的原型。莫扎特和剧作者伊曼努尔·施坎内德尔共同在情节中加入了大量德国魔幻歌剧和轻歌剧的流行风格，令人啧啧称奇的舞台布景，以及含蓄隐晦的共济会信息。

歌剧配乐中也浸染着浓厚的共济会隐喻。阿拉伯数字“3”，作为共济会仪式中的典型符号，在序曲开篇的3个和弦以及标志性E降调的三个降音中得到了充分宣示。一对对模糊不清的音符象征着连接兄弟情谊的纽带；和声采用重叠的三度音和六度音共同诠释，并通过复调对位法以及同时演奏的两段旋律来调和明显的对立。管弦乐队中包含了种类丰富的乐器组合，还特别加入了单簧管，一种共济会仪式常用乐器。莫扎特对他的共济会伙伴，约瑟夫·海顿解释道，“如果每种乐器的音质与特色无法与其他乐器互相融合……那么作为终极目标，艺术之美感的实现将遥不可及”。共济会平等互助的兄弟情谊不仅在配乐中留下了烙印，还深深影响着管弦乐队的演奏风格。

《魔笛》并非个例，在《费加罗的婚礼》以及许多其他当代剧作家和作曲家的作品中，有关共济会的隐喻比比皆是。这种情形并不意外，因为很多剧场经理和剧作家本身就是共济会成员，其中也包括莫扎特的搭档，施坎内德尔（他曾在《魔笛》的首演中扮演巴巴吉诺的角色）。寻找灵感的剧作家对高产的魔幻浪漫主义作家克里斯托弗·维兰德趋之若鹜，他的身份同样是一位共济会会员——他于1794—1811年发表于莱比锡的作品集多达45卷。审查官对共济会作品不约而同的宽松包容也并不令人诧异。索南菲尔斯、哈格林，甚至冯·施维滕极有可能都是共济会成员。

约瑟夫二世没有加入共济会，他对共济会的各种仪式一贯嗤之以鼻。他对在秘密组织掩护下的暴动隐患时刻保持警惕，为了防患于未然，约瑟夫要求各会堂成员名单必须在警方备案。约瑟夫还强行对各共济会会堂进行整改，经过整合，首都的13个会堂缩减为三个。波希米亚、特兰西瓦尼亚、匈牙利以及奥地利本土的各省会堂开始接受维也纳总会堂统一管辖。一位总导师曾这样说道，约瑟夫的改革“通过奥地利王国的共济会网络，建立了一个协调统一，秩序井然的国家”。讽刺的是，正是备受鄙夷的共济会组织，帮助约瑟夫成功实现了被寄予厚望的政府机构所未能完成的制度统一。

18世纪80年代后半期，随着约瑟夫的改革计划濒临搁浅，反对他统治的呼声此起彼伏，皇帝加强了对出版行业和剧场演出的审查力度。约瑟夫明令禁止丑角的即兴表演传统，对新闻报刊征收特别税，并命令警察机关对“蓄谋破坏宗教、道德和社会秩序”的破坏分子嫌疑人进行调查。他还利用刑法条款玩弄文字游戏，批准实施追溯处罚，并在“预防性拘押”的名义下，未经审判就对嫌疑人实行监禁。警察机构成为独立的政府部门，遵照不为人知的秘密法令行使权力。无数改革者为之奋斗的“法治国度”，在约瑟夫执政末期彻底沦为一个弥漫着专制和暴力的警察国家。

1790年，约瑟夫二世的弟弟继承皇位，成为利奥波德二世（1790—1792年在位）。利奥波德二世玩世不恭，精于权谋，他在当代社会和后世历史学家面前树立了启蒙运动导师的形象，不厌其烦地向所有听众鼓吹自己传播幸福，实现“人类普遍需求”的满腔热忱。诚然，在1765—1790年担任托斯卡纳大公期间，他废除了死刑，并亲自进行化学实验，寻找对工业有用的新型化合物（佛罗伦萨科学历史博物馆中就陈列着他污迹斑斑的工作台）。然而，他对宪法的热切讨论最终并未给托斯卡纳公国带来一部宪法，他曾承诺公示自己统治期间的财务审计状况，最后仅仅公布了一年的财政预算就不了了之。回顾利奥波德二世在托斯卡纳的执政生涯，最令他引以为傲的政绩便是消除了全部国债，然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只是简单粗暴地废除了四分之三的政府债券。利奥波德二世对自由贸易的教条式拥护，直接导致佛罗伦萨新兴的制造业成果几乎付诸东流。

利奥波德二世对反对派展开残酷镇压。他与奥斯曼土耳其议和，同意割让贝尔格莱德，然后抽调东线军队，帮助姐姐咪咪公主和她的丈夫恢复对低地国家的统治。为了安抚匈牙利人，他一面威胁分裂这个王国，一面虚情假意地承认：“匈牙利是一个合法政权独立统治下的自由王国，拥有自己的政治制度和宪法体系，不是任何王国和民族的附庸。”紧接着，他又在匈牙利议会中设立10个委员会，专门负责起草制定匈牙利宪法。将宪法与立法混为一谈的委员会，编撰出10卷他们认为基本可行的法律条文，然而直到19世纪30年代，这些法规才最终得以颁布实施。

利奥波德二世最初对法国大革命表示欢迎，因为它在法兰西建立了君主立宪政体，但他对随后陷入动乱和暴力的革命表示震惊。革命领袖废除了阿尔萨斯德意志诸侯的所有仅存特权，这无异于对《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条款的公然违背，他们还将利奥波德二世的妹妹，玛丽·安托瓦内特皇后扣押收监。神圣罗马帝国的共同传统和兄弟间的本能将利奥波德二世推向了普鲁士的怀抱，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二世认为，通过发动对法战争，他可以将自己的领土扩张到莱茵河流域。1791年8月，利奥波德二世与腓特烈·威廉二世在德累斯顿附近小镇皮尔尼茨举行会晤。两位国王，联合萨克森选侯宣布，法兰西君主政体的命运事关各国根本利益。除非巴黎国民大会恢复路易十六的各项特权，否则他们将进行武力干涉。

《皮尔尼茨宣言》在法国引发一片哗然，吉伦特派主战势力趁机掌权。一位吉伦特派代表惊呼，“面具掉落。我们的敌人现身了——他就是皇帝”。法国外交大臣要求得到利奥波德二世希望“与法兰西和平共处”的保证，但维也纳的考尼茨亲王拒绝对此做出任何承诺。此时，法兰西流亡贵族在莱茵兰地区公开招兵买马，一时间巴黎上空战云密布。1792年3月1日，利奥波德二世意外死于中风，他的儿子，年轻的弗朗茨二世（1792—1835年在位）继位。次月，法国宣战。

波澜壮阔的法国革命战争就像一个巨大的旋涡，将主要欧洲列强卷入了一场20多年的漫长战争。在革命浪潮中涌现的国家、民族和人民令人眼花缭乱，形形色色的空想家和反对派纷纷卷入暗流。有些人，就像瑞士边境上牧师的儿子，身穿节日盛装面对法军慷慨激昂地歌颂共和政体的美德，但他过于天真，法军士兵毫不犹豫地掳走了他的怀表、扯下他的皮靴并剥去他的马甲。另一些人，就像生活在美因茨和莱茵兰地区的“革命派”，才是真正的威胁，他们沉迷于建立共和国家的美梦，时刻幻想着迎接“法兰西铁蹄带来的幸福世界”。意大利烧炭党人发动的群众革命运动同样令人不安。作为一个传说中通过烧炭工仪式建立的共济会式组织，烧炭党致力于摆脱外国奴役，推翻一切暴君统治，建立一个“奥索尼亚共和国”。

欧洲各国政府确信，以激进的雅各宾主义为代表的法国革命热潮，已经对本国政局构成了真正的威胁。1793年，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夫妇被送上断头台的情景尤为触目惊心，因为这冷血的一幕预示着雅各宾执政的恐怖前景。然而，各国当局缺乏行之有效的机制对国内威胁进行准确评估。在哈布斯堡领土上，警察错误地夸大了反对派的规模，将对时政进行“批评的渴望”误判为颠覆政权的企图。许多被警方破获的阴谋，其实都是他们为了诱捕所谓同谋而设下的陷阱。另一些案例则来自哗众取宠者天马行空的荒诞臆测。弗朗茨和他的大臣们加强了警察力量，授予他们未经审判进行拘押的权力，并开始执行无差别审查制度，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笛福的《格列佛游记》[1]以及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相继遭到封禁。

1793年，警方接到的指令中就包括查封一切“秘密教会”，因而共济会会堂被全部关闭。少数会堂打着社团的幌子，继续开展活动，无奈名字过于招摇，导致他们的身份屡屡暴露。即便如此，在那些被认为早已对共济会完成清洗的地区，偶尔被查获的会堂依然会在政府内部引发一阵恐慌。1848年，随着政府管控的放松，共济会势力迅速在19世纪60年代死灰复燃，这也令它在20世纪90年代的轰然崩溃变得更加耐人寻味。或许，就像在特兰西瓦尼亚发生的一切一样，共济会从来都没有被彻底根除过，而只是暂时陷入沉睡之中。

显而易见，阴谋正在悄然酝酿。少数奥地利和匈牙利雅各宾派成员与法国人暗中勾结，但他们最多也只是写写公告和粗俗小调，比如：

人民不是手纸，他们可以思考

你不愿体恤民情，就只能像废物一样被打倒

到断头台去，血债血偿

如果我们也有断头台，大人物们将血流成河

在早期被破获的阴谋中，就包括使用“10万只经过特殊训练的狗”散发革命宣传单的计划（即便当局也只能对这种奇思妙想付之一笑），还包括制造装满尖刺的滚轴作为战争武器，帮助农民抵挡骑兵的攻击。最终由于参与者对农村情况一无所知，该计划胎死腹中。1794年，多位重要雅各宾派成员被捕，并交付法庭进行审判。令人尴尬的是，其中几位直接听命于利奥波德二世，负责编写革命手册对匈牙利贵族进行威胁恐吓。共有八人被处死，其中维也纳一位，匈牙利七位。大部分受审的犯人被宣布无罪或得到赦免。其余被判处有期徒刑的人随后也获得了减刑。

与雅各宾成员接受审判的象征意义相比，阴谋策划者的实际威胁微不足道，因为审判证实了阴谋的存在，为扩大审查制度和警察权力进行了有力辩护。通过对礼仪和谈话艺术的培养，维也纳沙龙社团促进了音乐、文学、哲学以及戏剧领域学术观点的发展。如今谈论政治成了一种危险行为。虽然人们可以不受限制地谈论政治家的花边新闻，但引发争议的政治观点不在此列。尽管公共场所依然存在，但针砭时弊的声音却已经销声匿迹，只留下一片暮气沉沉的文明荒原。

学术团体放弃了沙龙，开始转向崇尚家庭和简约的毕德迈风格（因一位虚构的小资产阶级人物而得名），他们在钢琴旁哼唱舒伯特抒情曲，四周陈设着简单朴实的家具，身穿色彩明亮的马甲，互相开着无伤大雅的玩笑。长期被奉为博学和高雅文化象征的法语，也让位于日常生活中更为普及的德语，人们不再流连于咖啡屋、图书馆和共济会会堂，取而代之的是在周末举家外出游玩公园或品尝蛋糕。1792年与法兰西的战争，使每个人的生活越发发拮据，而18世纪八九十年代维也纳的房租却涨了3倍多。即便如此，娼妓的数量却持续攀升，1820年首都维也纳的妓女已经达到2万人。

皇室家族摇身一变成了体面的中产阶级。与一身戎装的约瑟夫二世不同，弗朗茨皇帝外出购物时身穿男士长礼服，而皇后卡洛琳·奥古斯塔则俨然一副贤惠主妇的打扮。御用艺术家们对这一新式潮流争相迎合，纷纷创作休闲题材的皇室全家福，画中的儿童在父母脚边嬉闹，无人看管的婴儿甚至被允许参与充满危险的科学实验。在彼得·芬迪的画作《晚祷者》（ArchuduchessS）中，弗朗茨皇帝的儿媳将孩子们聚集在一柄十字架前，地板上散落着各种玩具。在剥去了传统巴洛克装饰后，奥地利虔诚的宗教传统在毕德迈风格中获得了完美传承。

剧场中，浪漫歌剧开始占据主流，1821年韦伯的《神枪手》在维也纳上演，并于同年在柏林首演。以罗西尼为代表的意大利歌剧广受追捧。而莫扎特，已经成了时代的弃儿，尽管媒体依然盛赞他为“音乐界的莎士比亚”。岁月流转，1790年时，莫扎特的喜歌剧《女人心》斩获当季票房冠军。而当时光来到新世纪，该剧已经鲜少上演，在1840年的短暂复苏中，也仅进行了七场演出。即便像《魔笛》这种经典歌剧也失去了往日的号召力。在经历四年沉寂之后，它在核心剧场再次上演，原因竟然是另一部作品临时被取消演出。此情此景，令人不禁担心，观众是否能够领会剧本和配乐中的重重隐喻。在审查制度和警察统治的双重压迫下，莫扎特最伟大的艺术作品已经沦为失去了内涵和灵魂的空壳。

[1]　笛福的作品中并不包括《格列佛游记》，该书作者为乔纳森·斯威夫特。——译者注